王聰聰:比較視野下的德國左翼政黨的“綠色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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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語:該文基於對德國綠黨、社會民主黨以及左翼黨的政黨綱領與主要競選綱領的分析與比較,認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德國左翼政黨經歷了不同程度的“綠色轉型”,而德國國內的政黨競爭格局也隨之發生了改變。環境問題、生態保護、可持續發展等議題在競選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闡述與重視。比較三個政黨的綱領,它們都把“綠色轉型“置於了維護社會正義維度加以考量。然而,不同於德國綠黨與社會民主黨,德國左翼黨的綠色轉型更具批判性,認為生態危機根植於資本主義制度;要想實現社會生態的真正轉型,就需要超越當前資本主義的利潤增長模式和統治型的權力關係,實行以社會正義為基礎的綜合性、結構性政治變革。透過閱讀本文,可以對歐洲左翼政黨的轉型歷程、當下議題偏好以及政黨競爭格局有更加深入的瞭解。

比較視野下的德國左翼政黨的“綠色轉型”

王聰聰:比較視野下的德國左翼政黨的“綠色轉型”

王聰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摘要:德國綠黨的“綠色政治”深刻改變著政黨競爭格局,社會民主黨、左翼黨都在不同程度上實現了“綠化”,但它們對“綠色轉型”的理論闡釋和關注程度並不相同,生態可持續只是綠黨最核心的政治關切。綠黨“綠色轉型”的核心是透過生態現代化實現經濟的社會生態轉型,保護生命的自然基礎;社會民主黨希望透過“可持續發展”和“有質量的增長”實現經濟的綠化;左翼黨則強調透過“社會—生態重建”來實現社會正義和環境正義。在左翼政治譜系下,三個政黨“綠色轉型”的共同點是對綠色議題中社會正義維度的關注。與綠黨的“生態現代化”、社會民主黨的“有質量的增長”相比,左翼黨的“社會生態轉型”理論有著區域和國別研究更加完整意義上的政治意識形態意蘊。

作為對全球氣候危機和生態危機的政治迴應,“綠色經濟”“綠色轉型”“綠色新政”成為人們追捧的熱門社會話語。除了歐洲綠黨對“綠色新政”的持續關注與推動,幾乎所有的左翼政黨,甚至中右翼政黨,都在綱領中提及生態和環境議題。基於不同的政黨認同和立場的綠色計劃是會導向系統性的社會—生態轉型,還是說僅僅是一種“漂綠”行為?在綠色議題日益被政治化的過程中,我們如何理解“綠色轉型”的社會維度,它又在多大程度上塑造著政黨的政治政策和政治實踐?本文將以德國的三個政黨——綠黨、社會民主黨和左翼黨——為例,對上述問題做出嘗試性回答。

一、德國綠黨的“生態現代化”

(一)綠色“新政治”

作為“綠色政治”的代言人,綠黨以生態學為基礎構建了區別於其他既存政黨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實現社會綠色變革的政治主張。建立之初,德國綠黨提出了綠色政治的四個原則:生態可持續性、基層民主、社會正義與非暴力。2002年新修訂的《柏林綱領》將生態可持續性、自我決定、社會平等和有活力的民主確立為新時期政黨的核心價值觀。

王聰聰:比較視野下的德國左翼政黨的“綠色轉型”

綠黨成功地提出了新的政治議題——“綠色政治”,其所立基的綠色政治意識形態對工業社會的進步觀念進行了反思和質疑。在生態運動出現之前,主流政治和經濟政策常常無視“增長的極限”,信賴“增長即進步”的理念。正如19、20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對工業資本主義的撬動一樣,綠色和生態運動將生產和生活方式的生態革新納入政治議程,而綠黨則將保護生活的自然基礎變成人們日常辯論的話題。在德國綠黨看來,工人運動成功地為市場建立了一個社會規制框架,而綠黨的任務則是為全球經濟建立一個生態規制的框架,在國家層面和國際層面建立有約束力的生態目標,將可持續性原則作為生活方式和經濟制度的基石。

德國綠黨的《柏林綱領》提出了面向2020年的12個專案,涉及綠色能源政策、生態交通、農業政策、社會保障、市場經濟女性政策和歐洲政策等。綱領指出,對生活的自然基礎的保護是德國綠黨的核心政治關切。德國綠黨的重要目標是建立符合生態和社會原則的市場經濟,即生態現代化的經濟體系。一方面,為了克服市場經濟以私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逐利特性,需要更強大的社會;另一方面,生態學也為現代市場經濟開闢了重要的增長領域和就業機會,為了實現長期的經濟政策目標,也需要為市場設定清晰的生態框架。在此基礎上,德國綠黨呼籲進行生態稅改革,在稅制體系中增加對自然和環境的考量,並希望將生態稅制原則擴充套件到能源消費以外的其他領域。

(二)政治轉向:從激進主義到現實主義

隨著黨內激進生態分子“基要主義者”在1991年的離開,綠黨逐漸遠離其生態激進主義的政治定位,從反體制政黨轉型成為左翼改革政黨,成為既存政治體制的一部分。綠黨希望自己成為政黨體制中的替代性力量,透過實施長期的改革戰略實現其政治目標和政治願景。而以左翼進步主義來強化“正前方”理論意味著綠黨對原有政治議程的偏離。但在德國綠黨看來,沒有“激進的、不同的”政治理念,也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

綠黨的“去激進主義”和向“新綠色”實用主義的政治轉向為“紅綠”政治聯盟以及其他形式的政治聯盟奠定了重要基礎。從1980年代起,綠黨作為弱小夥伴參與州和地方政府已成為政治常態。1998年,德國綠黨第一次實現了進入全國政府執政的目標,與社會民主黨聯合執政。綠黨執政的主要政策議程目標包括德國“雙重國籍”法改革、分階段消除核能、引入生態稅等。事實上,在“紅綠”聯盟中的防禦低位地位和狹窄的政治空間使得綠黨很難落實其綠色政策倡議。政府中的綠黨在一些關鍵性政治議題上的妥協也使其遭遇前所未有的身份認同危機,比如,綠黨是否還擁有綠色工程?綠黨是否已成為機會主義政黨?2005年之後,綠黨在德國政壇依然擁有較為穩定的選舉支援,在2013年和2017年的聯邦大選中,分別獲得8。4%和8。9%的全國選票。2016年柏林市選舉之後,綠黨與社民黨、左翼黨組建“紅紅綠”聯盟政府。同年,在巴登—符騰堡州的選舉中,綠黨突破性地獲得了30。3%的選票,成為巴符州的第一大黨,並最終與基督教民主聯盟黨組閣,“黑綠聯盟”在州一級政府已經實現。

總體而言,德國綠黨向現實主義的戰略轉向及其執政經歷並沒有真正動搖其綠色身份認同和政治性質,反對核能、倡導環境和生態議題依然是綠黨最核心的政治關切。近年來,除了環境保護議題,綠黨制定了一個廣泛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的左翼政治變革議程。綠黨在其2013年大選的競選綱領中指出,希望建立一個所有人而非少數人受益的經濟體,一個以可再生能源代替石油、煤炭、核能和天然氣的經濟體。在此基礎上,綠黨呼籲建立一個包含社會和環境維度的衡量財富和生活質量的新指標。除經濟和能源政策外,綠黨2013年的競選綱領還涉及家庭政策、好工作、教育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環保政策、可持續交通政策等。

王聰聰:比較視野下的德國左翼政黨的“綠色轉型”

在2017年德國聯邦大選中,綠黨出臺了《以勇氣塑造未來》的競選綱領,呼籲建設一個生態、和平、多元化、國際化和公平的未來。綱領重申了綠黨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保護生命的自然基礎、防止盲目增長而無限制破壞地球、實現所有人和平、安全和美好生活的綠色政治主張,並提出當前時代的生存任務是經濟的社會生態轉型。綠黨強調,德國應該成為能源轉型和綠色變革的全球引領者,這需要啟動大型的生態現代化專案,而實現經濟的社會和生態現代化不僅可以防止環境的進一步破壞,還可以提供新的就業機會。綠黨認為,生態現代化和綠色政治的實現需要公民、工程師、政府、企業家等不同主體的共同努力。除了綠色經濟、生態農業、食品健康、氣候政策、綠色交通方面的政策倡議,綠黨還希望建立一個涵蓋疾病、失業、養老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一個性別平等、人人都可以自由而安全生活的社會,等等。

德國綠黨30多年的政治實踐不僅使環境保護進入公眾視野,更重要的是,它深刻改變著政黨文化的革新和政黨競爭格局,環境和生態議題成為政黨競爭的重要目標之一,女性的平等權利和職位的性別比例制度也得到保障。綠黨是德國政壇上最堅定的反對核能的政黨,從綠色政治運動到綠色政黨的建立,反對核能一直是其最重要的政治關切之一。綠黨一直為氣候保護、能源轉型、煤炭退出、環保交通以及創新型的經濟而奮鬥。

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綠色發展”

(一)基本綱領的綠化

1980年代初,由施密特所代表的社會民主黨的保守派對新的社會關切並不敏感,對經濟政策、核能政策、反恐政策以及新北約部署政策的過分強調導致了很多具有後物質主義傾向的年輕人的疏遠。在一些學者看來,德國綠黨的政治突破很大程度上源於既存政黨對新的政治需求迴應不足,特別是當時執政的社民黨—自由黨聯盟政府對核武器競賽和環境保護等新議題的無視。1982年政黨轉型之後,社會民主黨開始遠離施密特的保守主義,逐漸進軍綠黨的政策領域。在1986年的紐倫堡代表大會上,社會民主黨確立了其反核能的政策主張。但此時,該黨政策的綠化並沒有成功吸引後物質主義的新左翼群體,一方面該黨試圖鞏固傳統工人階級選民,而另一方面吸引年輕人的政治努力造成了綱領政策的混亂。

經過5年的激烈討論,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989年的柏林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新的跨世紀的綱領——《柏林綱領》。新黨綱提出了經濟的“生態現代化”和“有質量的增長”的政治話語,旨在透過發展清潔技術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這一環保共識得到了“化學工人工會”的支援,併成為之後該黨綱領革新的核心內容之一。從1990年開始,社會民主黨真正將自已定位為一個進步的改革政黨,吸納了一系列由綠黨所壟斷的政治議題。

2007年10月,社會民主黨在漢堡黨代會上通過了新綱領——《漢堡綱領》。在《漢堡綱領》中,社會民主黨的綠色政策倡議是“可持續發展”和“有質量的增長”,並強調“可持續的進步意味著經濟活力、社會正義和生態責任的有機融合,這要求有質量的增長以及資源消耗的減少”。在社會民主黨看來,21世紀的社會市場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和“有質量的增長”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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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民主黨的“紅綠”政治

對社會民主黨而言,綠黨的成立是一個非常大的政治挑戰。在1983年的聯邦大選中,綠黨獲得了約75萬張選票,以5。6%的得票率首次進入聯邦議院,而其選票主要是從社會民主黨的潛在選民中獲得的。社會民主黨自1980年代中後期以來對生態、女性議題的政治迴應以及綱領政策的綠化為其與綠黨的合作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社會民主黨的綠色轉向以及對紅綠聯盟的態度的轉變為組建紅綠聯盟政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1985年在德國黑森州組建了第一個社會民主黨與綠黨的聯盟政府,此後,紅綠組合模式也相繼出現在其他州。在1998年的大選中,施羅德領導的社會民主黨擊敗了聯盟黨,並與綠黨聯盟,組成了德國曆史上第一個紅綠聯盟政府。在2002年大選中,社民黨再次贏得勝利,紅綠聯盟政府蟬聯執政。

2003年,施羅德政府推出《2010議程》,旨在徹底改革福利制度,但這項改革方案遭到了普通民眾、工會以及社民黨內部左翼力量的強烈抵制。從2003年開始,社民黨就相繼在黑森、下薩克森、漢堡等州的地方選舉中遭受重挫,而2005年社民黨在其“紅色堡壘”北威州的慘敗更是引起了德國政壇的一次強烈的政治地震。紅綠聯盟政府的福利改革方案及社會民主黨在大聯合政府中的政策嚴重損害了其社會主義政黨的身份認同,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黨內分裂和傳統核心選民的流失。正如莫娜·凱韋爾等人所指出的,社會民主黨的政策是對其傳統社會正義形象的背離。

2013年春天,社會民主黨聯合綠黨釋出了其20多年來最為激進的選舉綱領。該綱領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向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迴歸,將社會議題置於中心位置,如勞工與社會政策、社會保障、金融和稅收政策等。社會民主黨還呼籲建立一個更好的能源轉型的政策協調管理機制和治理結構。在環境政策方面,社會民主黨指出“環境保護不是奢侈品,而是一個社會公平問題”,強調好的環境政策在實現生活質量提升和創新方面的重要性。

在2017年的聯邦大選中,社會民主黨競選綱領的關鍵詞是“正義”。在能源政策方面,社會民主黨認為,能源轉型的成功需要各個能源部門的更加密切的聯絡。在2017年的競選綱領中,社會民主黨再次強調能源轉型的目標——能源必須環境友好與價格合理,能源供應必須安全、可靠。在社會民主黨看來,社會、經濟和生態問題並不是獨立的,而是相互聯絡的,主張透過加強聯邦政府與企業、工會和市民的對話,特別是透過中立的技術和開放創新實現氣候政策目標,使德國成為世界上能源效率最高的經濟體。在環境政策方面,綱領強調環境正義是政黨的目標,環境破壞將損害健康並加深社會的不平等。

三、德國左翼黨的“社會生態轉型”

(一)基本綱領的綠化

1990年代的民社黨(左翼黨的前身)並沒有直接排斥環境與生態議題,而是將這一新議題整合到政黨的基本綱領和選舉綱領之中,以表明對綠色政治的重視。1993年、2003年民社黨的基本綱領以及2011年左翼黨的基本綱領,都有涉及環境與生態問題的專門論述。

王聰聰:比較視野下的德國左翼政黨的“綠色轉型”

1993年的綱領指出:“生態危機以極快的速度成為世界性難題,它來源於人與自然之間極度擴張的交換、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模式的剝削性質以及欠發達國家傳統生活模式的毀滅。”2003年的綱領繼續將生態危機作為批判資本主義的一個方面。2003年的綱領在第三大章節“改革的選擇:民主的、社會的、公民的”中專門有關於“環境”的一小節,介紹了政黨的氣候變化政策目標、能源節約、可再生能源以及可再生的交通政策等。

左翼黨2011年的綱領更加重視環境與生態問題,並將歐洲範圍內的“社會生態轉型”視為其關鍵性目標之一。在左翼黨看來,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制度。綱領指出,氣候環境問題並非是一個孤立的現象,事實上,生態議題同時也是經濟、社會、文化議題和制度問題。這意味著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本性變革是必要的,即社會—經濟的重建。以社會—生態為導向的經濟不再是為了增長而增長,減輕了由於過多利潤導向和不公正以及壓迫性的社會關係而導致的增長壓力。發展可持續性的經濟必須將更多的社會正義、個人價值的拓展與生態治理相結合。左翼黨希望所有的政策領域,特別是經濟和金融政策、社會和教育政策、科學研究和技術政策、基礎設施和區域政策以及和平政策和交通政策等,都能以經濟和社會的社會—生態轉型為導向。

(二)左翼黨的“紅綠”政治

左翼黨的多元左翼定位為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務實主義者、後現代主義者以及民主社會主義者提供了思想交鋒的平臺,其內部的後物質主義派別主要包括“生態論壇”和“B計劃”。

成立於1994年的“生態論壇”的基本目標就是讓生態思想和生態目標深入到每個左翼黨黨員的思想和行動中,並在黨的綱領中得以體現。從某種程度上說,“生態論壇”是民社黨以及後來的左翼黨黨內生態思想與目標以及綠色政策的“輸送者”。但“生態論壇”的成員以老年人居多,在黨內的影響力有限。

“B計劃”是德國左翼黨議會聯邦黨團成員發起的一個旨在實現社會—生態重建的紅色專案。在左翼黨聯邦議員看來,“A計劃”是資本主義的利潤增長機制,其經濟增長模式不僅導致了生態危機,而且產生了社會不平等;而另一方面,身著綠色長袍的資本主義也不可能奏效,因為綠色新政雖然考慮了科技與經濟的改變,卻並沒有涉及社會關係的改變。“B計劃”的三個核心原則是生態、民主、社會。“所有人平等的權利”(保護環境的平等權利與責任)是綠色改變的最佳和最有效的格言。

在選舉綱領方面,1994年民社黨(左翼黨的前身)的選舉綱領除了包含傳統的社會主義議題,如針對失業的解決方案以及東部的特殊利益外,還涵蓋了一系列綠色、和平主義和女性主義的議題。在1998年德國聯邦大選前,民社黨發表了《羅斯托克宣言》。這份倡導“東部示範專案”的檔案指出,發展落後地區的社會和生態改革方案,既符合東部地區也符合西部地區人民的利益,因為東西部地區的人民都受到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威脅。

2005年以後,左翼黨更多強調“社會—生態的重建”,以凸顯其環境政策的特色。其政黨共識是,環境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只有將環境正義與生態正義相結合,才能真正實現綠色發展。在這個意義上,左翼黨反對綠黨與其他政黨的“綠色資本主義”,認為其不能真正解決環境問題。左翼黨的環境政策包括三個層面:公共基礎設施、交通政策以及環境保護中窮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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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翼黨看來,一個以社會正義為導向的綠色轉型應該擁有不同於以前的主流政治的發展方向。迄今為止,人們推遲了化石能源經濟的結構性轉型,沒有為走向可持續經濟提供必要的投資。左翼黨希望德國在2035年以合法的程式退出煤炭使用,對經濟進行社會、生態重建。

左翼黨主張將人與自然置於利潤之前,強調經濟和農業政策必須實現社會和生態的雙重目標,反對聯邦政府為了企業賺取利潤而實施的造成環境與工資壓力的政策。在這個意義上,左翼黨更關注能源轉型的結果而非方式,主張在能源轉型過程中充分保障中下層民眾的利益。

四、比較與分析

社會民主黨和左翼黨的綱領政策的“綠化”以及對後物質主義議題的關注體現了新世紀左翼政黨轉型和變革的重要發展趨勢。雖然社會民主黨、左翼黨在不同程度上“複製”了綠黨的綠色議題,但這三個左翼政黨對“綠色轉型”的理論闡釋和關注程度並不相同。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環境政策在所有政黨的綱領中都具有重要地位,但只有在綠黨的綱領中佔據著主導地位。以綠黨和左翼黨為例,前者是“綠色政治”的代表,而後者更多是“紅綠”政治的體現。

綠黨的“專屬”議題——生態與環境議題——是綠黨的標示性身份認同,也是綠黨在歷次大選中著重強調的政策領域。從表1來看,在1994年、1998年、2002年德國綠黨大選的競選綱領中出現次數最多的議題就是“環境保護”,約佔綱領內容的15%左右。在1990年代以來的歷次聯邦大選中,左翼黨的選舉綱領都涉及“環境保護”議題,約佔綱領內容的5%左右,特別是在2013年大選中,與環境和生態相關的詞句出現了125次(表2)。雖然環境議題在左翼黨的綱領中的地位日益凸顯,但並沒有成為左翼黨最核心的主張與認同。從表3來看,左翼黨競選綱領中出現頻次最高的議題是社會平等與正義、工人階級權利等,這也基本上符合該黨作為社會正義代表者的身份定位。

王聰聰:比較視野下的德國左翼政黨的“綠色轉型”

王聰聰:比較視野下的德國左翼政黨的“綠色轉型”

在左翼政治視域下,德國政壇三個左翼政黨的“綠色轉型”戰略存在一定程度的相關性和相似性,即綠色議題中對社會正義問題的關注。無論是綠黨、社會民主黨,還是左翼黨,都強調氣候政策、環境政策和能源政策同時也是社會正義問題。在能源轉型問題上,三個左翼政黨都贊同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退出核能。相對而言,在環境政策、氣候政策以及能源政策領域,綠黨比其他政黨的主張和倡議更加全面,也更加激進。

學界通常認為,“轉型”意味著根本性的變革,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的系統性變化。“可持續性轉型”或“綠色轉型”研究涉及三個維度:分析性維度(不可持續的過程)、戰略性維度(可持續轉型的行動)、規範性維度(可以實現的社會條件與目標)。在克里斯托夫·格約爾格等學者看來,關於可持續轉型研究的一個缺陷是:過分強調政治戰略方面的規劃,而忽視了嚴肅的分析進路,即精確性的分析常常被願景式和戰略性的目標所取代,這導致對可持續轉型的障礙缺乏可靠的闡釋。與綠黨的“生態現代化”、社會民主黨的“有質量的增長”相比,左翼黨的“社會生態轉型”理論有著更加完整意義上的政治意識形態意蘊,因為後者既有對環境問題根源的批判性分析闡釋——生態危機根植於資本主義制度,又有對未來綠色社會的戰略性規劃和規範性政治承諾,即以社會正義為基礎的綜合性、結構性政治變革。

在左翼黨的理論視野中,綠黨和社民黨的綠色經濟方案充分信任市場和技術,並沒有質疑資本主義的主導性的生產和消費方式,以及生態衝突背後複雜的社會自然關係和統治型的權力關係。綠色資本主義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危機強有力的迴應,但它只是管理危機的新模式,旨在透過納入生態利益而重新恢復資本主義的積累模式和資產階級的霸權地位。因而,相比較而言,左翼黨的“社會生態轉型”有更多對生態環境問題的“政治化”闡釋和對轉型的主體、轉型的邏輯、轉型的社會維度的關注。當然,從現實層面看,左翼黨的“綠色轉型”呈現較多的理想主義色彩。“社會生態轉型”如何超越當前資本主義的利潤增長模式和統治型的權力關係,革新性的左翼如何凝聚和團結起來創造新的繁榮模式和替代性選擇,都有待時間的檢驗。

本文原載於《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第3期。北大政治學(微訊號:PKURCCP)為方便閱讀,略去全部註釋,並有刪節和調整。

組稿|文字編輯:張肅

技術編輯:曹政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