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專題系列二：帝國與民族主義

編者按：本期我們將重點關注帝國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為了解這一問題，我們為大家推薦一本帝國研究的新論著：《帝國的技藝》。鄭非老師形象地指出，“帝國，作為一種主要的人類政治構造，航行在民族主義時代的風暴中。帝國的掌舵者們，並沒有溫柔地走進那個良夜。有些船擱淺了，有些船則被時代大潮打成了碎片。他們所遭遇的困難，現在仍然困擾著一些多民族國家，對我們而言，觀察這些水手的舉動（即使是他們在礁石上撞得粉碎的時候），仍然是有益的。”帝國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張力如何消解？如何在現代框架內妥善處理族群問題？研究帝國的政治統治技術能夠為更好地建立政治共同體提供啟發。

航行在民族主義的風暴中

《帝國的技藝》序言

鄭非 | 上海政法學院政府管理學院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親歷者，在回顧大戰最初時刻時，多半都會提到人們的歡欣鼓舞之情。丘吉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是這麼說的：“空氣中瀰漫著一種奇怪的情緒。……幾乎每個人都認為，這個世界渴望受苦。的確，每個地方的人們都急於冒險。”在《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則用痛恨豔羨並存的語氣更詳細地描述了開戰日：“在維也納，我發現全城的人都頭腦發昏，對戰爭的最初驚恐突然變成了滿腔熱情。……維也納大街上走著各種隊伍，突然之間，到處是旗幟、綵帶、音樂。年輕的新兵喜氣洋洋地在行軍，臉上非常得意。……熱烈的陶醉混雜著各種東西：犧牲精神和酒精，冒險的樂趣和純粹的信仰，投筆從戎和愛國主義言詞的古老魅力……那種可怕的、幾乎難以用言詞形容的、使千百萬人忘乎所以的情緒。”

第一次世界大戰被戰火侵襲的法國城市

許多歷史學家把這種好戰情緒歸結為19世紀中晚期社會達爾文主義對歐洲文化的滲透。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比如赫伯特·斯賓塞與白芝浩—看來，社會競爭帶來社會進化。社會競爭又主要是國家、民族之爭，主要體現在戰爭上。正是透過戰爭，一個群體才加強、鞏固、完善了內部的團結、效率與社會制度。德國將軍伯恩哈德（Friedrich von Bernhardi）是讚美戰爭最力之人，他說“戰爭是萬物之父”，又說，“對於生物而言，戰爭是第一重要的必需品，是人類生命中不可取代的規範力量。缺少它，不健康的發展將接踵而至，將排除任何優秀種族的進步並因而阻礙任何真正文明的成長”。當時的歐洲人或深或淺地接受了這種對戰爭的尊崇。

柯南道爾就在其作品中借福爾摩斯之口感嘆道：“這會是冰冷和苦澀的，華生，……但是，說到底這是上帝的狂風，風暴過去後，陽光下會有一片更乾淨、更美好、更堅實的大地。”這種認知，其實相當符合當時的歐洲人對歷史的認知和對現實的體驗。人們普遍把歐洲自中世紀末以來的進步歸結為多元競爭的存在，同時也認定國際競爭的危害不會太大，國際秩序能夠自我調節。

社會歷史學家查爾斯·蒂利有一句名言：“國家制造戰爭，戰爭造就國家。”這句話背後的含義，即戰爭帶來的緊迫又持續的壓力推動了國家組織的建設，在19世紀這是一個人盡皆知的事實。歐洲人確實能在19世紀的歐洲史上看到這麼一個模式一再出現：在一場戰敗之後，封建特權被廢除，個人權利被授予。比如，普魯士的農奴制是在耶拿會戰慘敗後被廢除的，奧地利的自由主義改革是1859年義大利戰爭的失敗後開始的，而俄羅斯專制統治的大鬆動也起源於俄羅斯軍隊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悲慘遭遇。國家競爭的目標，用19世紀晚期法國總理茹費裡（Jules François Camille Ferry）的話來說，就是“偉大的國家”，即帝國。反過來說，一個現代民族是否擁有一個帝國，就成了這個民族的試金石。

正是在這種對戰爭的玫瑰色想象以及偉大帝國的憧憬中，歐洲人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在歷經3年，死亡1150萬人之後，和平才再次降臨。對我們中國人而言，印象更深刻的自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但對西方人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才刻骨銘心。至此之後，歐洲人對世界與自己的認知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昂首前進的文明心氣不復存在，許多金科玉律也被拋棄。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中悲嘆：“19世紀崇高偉大的文明大廈，從此在戰火中灰飛煙滅。……對成長於1914年以前的一代而言，這個分水嶺前後的差異實在太大，許多人簡直無法把現在和過去做任何連線。”

《見識叢書·極端的年代：1914—1991》是英國曆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1917—2012）“年代四部曲”的第四部

二、

誰，或者什麼，該為此空前慘劇負責？將來又該如何避免？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催生了“一戰”後兩大革命性的政治思路—列寧主義和威爾遜主義，又隨之塑造了兩種新的國際秩序。在列寧所釋出的《和平法令》中，他說道：“本政府認為，各富強民族為了如何瓜分它們所侵佔的弱小民族而繼續進行戰爭，是反人類的滔天罪行。他又進而指出，諸帝國主義之間的爭奪起因於不公正、壓迫性的國內秩序。”因此，他認為，要真正結束戰爭，必須號召各國群眾發動國內革命，清除各自國家的資產階級壓迫者。在列寧眼中，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當然也是“資產階級壓迫者”之一。但是，威爾遜也對哈布斯堡和德意志帝國的皇帝大加抨擊：統治者從未徵求人民的意見，戰爭是根據封建王朝和一小撮野心家的利益而發起的。1917年1月22日，他在國會發表講話，抨擊舊式的歐洲均勢政治，說正是此種政治引發了戰爭。他提出：各民族間自由的、經常的、不受威脅的交往是和平與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

之後，在“十四點和平計劃”中，他堅持“自由、開放、絕對公正地調整所有的殖民權利”，並要求民族自決與成立國際聯盟。儘管列寧與威爾遜是意識形態上的對手，但他們對舊世界的抨擊卻意外地一致（可見當時人心所向）。在他們眼中，歐洲的舊日帝國代表著對內對外的壓迫與彼此之間的瘋狂競爭，而正是這種競爭點燃了世界。因此，列寧主義和威爾遜主義在一件事上達成了一致，均認為需要瓦解帝國。他們也各自舉出了補救的方法：列寧要進行階級的顛倒，威爾遜則關注節制國家間的競爭；列寧要發動國際革命，以下犯上，而威爾遜則從外部入手，主張以法理管制世界、用集體安全體系取代傳統的列強均勢政治、控制國際競爭（而不是鼓勵國際競爭），質疑戰爭作為一種外交政策手段的合法性；列寧否認社會等級，而威爾遜則希望建立一個民族國家的世界。所謂“每與操反”，內敷外用。

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Vladimir Ilyich Ulyanov，1870-1924）和第28任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

從這個角度看，對帝國的批判與揚棄是20世紀對19世紀的否定，是民族國家與大眾社會對超民族政治體和等級社會的抨擊。無論列寧主義和威爾遜主義在多大程度上漠視現實、流於理想主義，蘇聯和美國兩個大國的超強實力，都使得20世紀成為帝國的大退潮期。整個世界也在“二戰”後乃至冷戰後變得前所未有地安全、繁榮和穩定。卡列維·霍爾斯蒂在研究當代戰爭起因的時候指出，1945年到1989年間，因為領土問題而爆發的戰爭數量，相較於1815—1941年下降了近五成，由商業或資源糾紛引發的衝突次數下降得更多。此外，無論是戰爭平均持續時間，還是戰爭危及國家存亡的程度，也都在顯著下降。這一形勢如此明顯，以至於約翰·基根在其名著《戰爭史》中說：“在我以畢生精力閱讀戰爭史料，與老兵廝混，探訪昔日的戰場，觀察戰爭的影響之後，我似乎感到，戰爭即將偃旗息鼓了，且不論戰爭是否理性，至少它很可能不再是人類處理分歧所需要的和有效的手段了。”

正是由於這種國際暴力的顯著下降，使得斯蒂芬·平克樂觀地寫出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將之描述成人類歷史上一個超長期趨勢中的一部分。19世紀，海外投資和海外貿易的安全度幾乎完全取決於所涉及國家的武力強弱。“二戰”之後，由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國際商法的普及與對接，一整套國際經濟管制網路出現了。這大大改善了國際投資、貿易的安全與穩定程度，減少了各國的經濟交易成本，也使得世界市場的容量大大增加。1913年，全球海外投資歷年總額（以2012年的美元計）大概在一萬億美元，而在2005年至2019年間，幾乎每一年的海外直接投資額（FDI）都會大於一萬億美元（只有2015年和2018年是例外）。這種巨量資本市場的出現，最能說明這個時代經濟資源的安全與豐沛程度。

國家的邊界也在這個新世界裡固化下來。比如美國政治學家赫伯斯（Je。rey Herbst）指出，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在大多數時候沒有面臨任何嚴重的外部威脅，這樣，這些貧窮、行政結構薄弱、往往有極大族群多樣性的國家居然一直留存下來（赫伯斯特也指出，它們往往有太多的薄弱之處，卻享受了過多的國際安全，因此喪失了改革的動力）。這些安全、繁榮和穩定也有利於進一步淡化帝國在我們頭腦中的印象，將民族國家的世界作為“本來就該如此”的世界而接受下來。

三、

歷史上，一般都是現實引導思想，而不是思想引導現實。正是在如此現實的影響下，“帝國與民族國家作為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和空間政治組織形式，其嚴格的對立統治了史學幾十年”。人們傾向於認為，“帝國與民族內在不相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並把民族國家對帝國的取代看成歷史的必然。這段時間內，西方學者所感興趣的帝國話題主要是：帝國的崩潰，這個話題的興起恐怕與蘇聯有關；帝國的擴張與維繫，這是美國的超強實力與全球領導地位所致，人們會去討論帝國的過度擴張等問題；以及帝國的遺產，這是因為有人在關注那些前殖民地。

帝國的崩潰，這個話題的興起恐怕與蘇聯有關；帝國的擴張與維繫，這是美國的超強實力與全球領導地位所致

對於我們這樣生活在一個（多多少少繼承了帝國遺產的）多民族國家中的公民來說，由於沒有經歷過“一戰”的折磨，也沒有之後的反思，比起西方人而言，恐怕更能體會到過去與現實之間的連續性。所以，本書想要探討的，正是這樣一些問題：近代帝國是如何統治其多民族屬民的？在統治的時候，遇到了哪些內在的困難？它們的應對之道是什麼？

在探討這些問題之前，本書有幾個基本假設：

第一，近代帝國並不只是征服—統治的等級關係，也不只是一撮人以某個地方及其人群為本部向外申延政治影響的工具和實體，其統治者、統治階層通常都能超越狹隘的地區、人群本位，有切實的（當然同時也是自私的）整體考慮。

第二，在許多帝國統治者眼中，帝國並不是一次短期投資，而是長期持有的一項事業。因此，憑藉武力駕凌一方並不是長久之策。“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這不只是陸賈與劉邦才能理解的中國古代智慧，也是所有近代帝國的治國之道。

第三，諸帝國的構建模式本身很複雜，並不一定是一個由帝國中心出發對邊緣區、社群進行管制的同心圓。

簡而言之，近代帝國並不是古代的遺蹟，也不是急就章式的多民族、多地域的拼湊之物，而是有正經政治考量的多元政治實體。我將按如下線索展現對上述問題的思索。

引言中，我將介紹帝國的定義，解釋為什麼應該研究近代帝國而不是古代帝國。

第一章，我將陳述本書所面對的基本問題和假設—在近代，帝國面臨著什麼樣的挑戰，諸帝國又是透過調整哪些政制、政策來應對這些挑戰的。

第二章至第五章，我將英帝國、法帝國、奧地利—哈布斯堡帝國和俄羅斯帝國作為歷史案例，以之來驗證本書的基本假設。

這些國家的應對都有可圈可點之處—應該說，英、法體制各自有一些基本法則與帝國不相容。在這些國家內，各自都有一些帝國主義者坦承，所謂帝國就是對多方異域的征服，所以統治者/民族/種族無須有什麼心理負擔。但正是這樣的言論，揭示出他們所感覺到的不自在（否則就不會說了）。比如，英國人的反應在體制上和心理上都與帝國有所隔離，而法國人則反其道而行之，用共和思想、文明傳播論來擁抱帝國。這些固然顯得虛偽，但確實也為其帝國的執行增添了幾分彈性。

相形之下，哈布斯堡帝國和俄羅斯帝國，作為傳統大陸帝國、王朝國家，統治時並沒有英、法那樣強烈的意識形態方面的衝突與壓力，但是其統治的地區和屬民距離太近、形態相似，本部人群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優勢相對不大，以及王朝政府本身的合法性存在著種種危機，這些都使得它們統治帝國的難度比英、法要大。晚期哈布斯堡帝國嘗試進行制度化社會隔離，晚期俄羅斯帝國則嘗試俄羅斯化，成效不一。

在結語中，我主要是將各個帝國的應對之道做一比較，指出異同，也簡略討論了帝國民族方略之間的關係、帝國選擇各自方略的依據，以及帝國屬民對帝國方略的反應。簡·伯班克和弗雷德裡克·庫珀伉儷在《世界帝國二千年》中說：“用心理解帝國的歷史，不僅能讓我們跟極端的暴力與傲慢面對面相遇，也能提醒我們主權是能分享、分解和改變的。往日不是一條單行道，不是隻能通向早已命定的未來。”這句話很好地概括了本書想要陳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