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的命名
自1963年後，三星堆的考古發掘與研究一度全面停頓。期間雖不時有村民發現玉石等相關器物，但並未引起更多重視。1978年後，三星堆遺址區範圍內陸續建起了數個磚廠，對遺址造成相當程度的破壞。
1980年4月13日，時任四川省博物館古代史部副主任（也是四川省考古隊副隊長）的趙殿增和幾個同事來到月亮灣遺址。
“在遺址附近磚廠取土的斷面，我們看到上百米長的黑色文化層中有很多包含物，厚達一米多。民工撿出的碎陶片石器，我們一會兒就選出了三百多件標本。”趙殿增回憶，第二天，他就做了彙報，經館長會議研究決定，立即組織隊伍進行正式發掘。將參加過1963年月亮灣考古實習的王有鵬調回來主持發掘，派莫洪貴和剛從川大考古專業畢業的陳德安、陳顯丹等人參加。
當時，他們都未曾想到，這將會開啟一段人類文明歷史上最重大的發現之一。
第一次發掘從1980年5月持續到1981年4月，共發掘面積共1225平方米。不僅出土了玉石器、陶器、陶片等標本上萬件，還第一次在成都平原上清理出商周時期的房址18座，以及灰坑3個、墓葬4座。
發掘工作結束後，陳德安、陳顯丹等人開始撰寫發掘簡報。在這份名為《廣漢三星堆遺址》報告中，他們指出，三星堆是“一種在四川地區分佈較廣的、具有鮮明特徵的，有別於其它任何考古學文化的一種古文化” ，已經具備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學文化的三個條件，因此在報告中正式將其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這次這個考古工作創造了諸多創新：首次透過直升機航拍遺址；採集木炭標本，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做碳十四檢測，也是四川首次。
1981年春，趙殿增與三星堆考古隊陳顯丹、攝影師陳湘華在直升飛機上研究航拍三星堆發掘現場工作。
陳顯丹回憶，在挖掘初期，他們一直認為三星堆遺址不過是“商周巴蜀早期文化”。後經碳十四測定，年代最早至今為4500年，也就夏王朝形成時期。檢測見過也隨簡報公佈。
如今再看，《廣漢三星堆遺址》對於四川考古，建立了一個很好的以陶器為本的傳統。從這個時候起，成都平原自身的考古學文化序列的建設和區系型別的探索才初見成效。
1984年，在成都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考古發掘工作會議”。會上，趙殿增將三星堆的發掘情況作了專題彙報，並請專家看了標本。時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蘇秉琦先生看後認為它“成系統，有特徵”，評價說“這才是巴蜀文化”，應把它作為“學科生長點”，建成學術基地，帶動全四川的考古。三星堆考古從此成為了中國考古學體系的一個有機部分。
1986年春，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學歷史系和廣漢聯合成立了發掘領導小組。
此次發掘由陳德安、陳顯丹擔任正副領隊，四川大學考古專業二十多名師生參加發掘，川大教授林向共同擔任領隊。
1986年3月5日，在三星堆遺址展開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考古發掘。考古工作人員和參加發掘的民工，多時達一百三十餘人。
1986年3月，四川省文物考古所與四川大學、廣漢市領導共同主持三星堆遺址發掘開工典禮。
此次發掘分三個發掘區，在三個多月中，發掘總面積達1525平方米。其中以第三發掘區最為重要，發現的文物最多，文化層堆積也最厚，早晚地層堆積最多的可分15層，其中第6層至第1層為漢代至近現代層，第15層至第7層為“三星堆文化”堆積，時代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距今4800～2800年）。
趙殿增說，這15個地層為建立三星堆遺址的分期、標尺和年代序列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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