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之內，南科大副教授賀建奎遭遇了這輩子，也可能是中國生物科技界最跌宕起伏的一天。風暴從他宣佈全球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已經誕生開始。11月26日，該新聞事件在幾個小時內發酵：實驗者賀建奎在一批人的簇擁下走上神壇，冠之以“基因編輯之父”；又被另一批一榔頭砸向地獄，“他應該去坐牢。”
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人體試驗：在人體上進行胚胎編輯，而且該胚胎本身並沒有疾病。36氪採訪到一位三甲醫院倫理委員會工作人員，對方表示，“我們根本無法理解這樣的一項申請是如何得以透過倫理委員會審批的，沒有一個委員會會願意集體冒這個風險的。”
深圳市衛計委26日晚間迴應稱，經查，與基因編輯嬰兒事件相關的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這一機構未按要求進行備案。
目前，中國整個生物醫學界已經給此項試驗定了基調：作為全球首例人體胚胎編輯試驗，人們視其為無法直視的恥辱。更極端一點的想法是，可能將會有一批機構前來中國進行“想做而不被允許做”的人體試驗。
昔日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的那句話，“21世紀是生物學的世紀”甚至被改編成了“21世紀是生物學的試劑。”
在更多的證據被披露前，此文將暫且不談試驗實施的醫院是否屬於莆田系，賀建奎是透過什麼樣的手段獲得倫理委員會的“批准”。讓我們聊聊基因編輯可被合法使用的領域，以及目前這項技術的發展階段。
早在2015年，中山大學的黃軍教授團隊曾利用CRISPR/Cas9技術在人類胚胎上做編輯 —— 但是，其使用的胚胎為不可能發育為成熟個體的三元核合子，而且實驗到第14天，胚胎就被銷燬了。
CRISPR/Cas9技術目前已經相對成熟，人類的先天性疾病中，諸如地中海貧血、鐮狀紅細胞貧血確實只需要改變寥寥幾個基因便可以被徹底治癒。因而，切忌由於這個事件而一棍子打死基因編輯技術。
但這一切的前提是：基因編輯這項技術必須被用來治病救人。或是針對有先天性疾病群體；或有後期患有惡性腫瘤的群體。若以“非治療”為目的的手段，在健康的胚胎基礎上改變基因，“預防”疾病，則是無論如何都不會被倫理所接受的。
歷史上有太多科學家“想做”而不敢做。背後的道理很簡單，若人的基因被改變，就和X戰警中生物體的強化技術一般，被基因編輯的人將“戰無不勝”，對各類疾病免疫。這不該是基因編輯技術應該涉足的領域。
目前，國內基因編輯的公司主要關注“難治癒疾病”，而非胚胎編輯。以啟函生物、美格生物、克睿基因和安諾柏德為代表的基因編輯公司在中國至少有幾十家。
基因編輯目前可分為兩大類：
1）若先天缺失某類基因，透過基因編輯為其補足該基因，此為基因治療；
2）將體內細胞取出來，編輯後再放回人體——此項需要滿足的條件是，受基因編輯的一方患有難治癒疾病，基因編輯的目的是消滅疾病；或患有先天性疾病的一方需要基因編輯得以繼續生存，那麼改變其基因缺陷也是可以接受的。比如鐮刀型貧血症患者，該患者的紅細胞缺氧時將會變成鐮刀形（正常的是圓盤形），進而失去輸氧的功能，紅血球會因此破裂造成嚴重貧血，嚴重情況下引起病人死亡。而基因編輯可透過編輯幹細胞，使其恢復正常功能。
再舉一個在醫學界廣為傳播的案例：5歲的時候，美國女孩Emily被診斷出患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病情兩度復發，生命岌岌可危。醫生無計可施之際，建議她參與CAR-T臨床試驗。科學家們從Emily體內抽血提取出她的白細胞，在體外進行改造後使其成為CAR-T細胞，然後再輸回體內，使其有能力識別和攻擊癌細胞。剛開始治療的時候，情況並不盡如人意，Emily因為CAR-T細胞瘋狂攻擊癌細胞的同時開始了連續的高燒，而且戴上了呼吸機。
但奇蹟還是出現了，如今Emily已經健康成長到13歲。
基因編輯免疫艾滋病，是否真的可行？
有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何會有父母允許自己的孩子參與這樣的試驗？
據外媒報道，賀建奎開展的“首例基因編輯嬰兒”的受試患者們，是透過艾滋病感染者互助組織“白樺林”聯絡的。該組織於2011年5月成立，是目前中國中國最大的艾滋病感染者互助平臺。父母改變下一代人的需求和科研人員做實驗的需求對接上了。
受限於艾滋病的科普教育，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艾滋病正漸漸變得可控。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4月針對2537名美國成年人的一項調查顯示，60%的美國人支援對未出生嬰兒進行基因編輯，認為為了降低患嚴重疾病的風險，基因編輯是一種有效的醫療手段。
然而，在此次事件中，該父親是艾滋病毒攜帶者，母親則是健康的。清華大學艾滋病綜合研究中心主任張林琦提到，若母親在孕期注意防護措施，可以阻止新生兒不被艾滋感染，誕下的嬰兒100%是健康的。甚至，即便母親是艾滋病患者的情況下，基於現在有效的母嬰阻斷技術，孩子99%不會被感染艾滋病毒。
換句話說，符合此類條件的夫妻誕下的嬰兒根本無需進行基因編輯。但現實是，參與此次試驗的一對雙胞胎，其中一個嬰兒並未編輯成功，這個孩子不但沒有從中獲得任何好處，卻承擔了一樣的風險。
基因編輯技術的脫靶問題
生物醫學界廣泛討論的核心在於基因編輯的“脫靶”問題。
目前為止，基因編輯的技術水平根本無法保證編輯的成功率，甚至很可能在修改自己的目標基因時，不小心“誤傷”（擊中）了其他基因，若該基因極其重要，後果是不堪想象的。健康的新生兒甚至可能因為這項實驗，被嚴重傷害乃至死亡。
沒有人清楚這背後的風險。但“脫靶”的可能性，業內卻有統一的共識：機率極高。一名科研人員甚至告訴36氪，“沒有擊中靶標才是常見機率。‘基因編輯成功’雖然很容易透過分子生物學的方式證明基因被成功改變了，但遺憾的是，是否脫靶仍然是未解之謎。”
實驗中的孩子很可能一生都揹負著脫靶的風險。甚至，由於實驗過程開始於基因編輯受精卵，這個孩子所攜帶的潛在脫靶風險將遺傳給後代。
退一萬步講，即便兩個孩子都被基因編輯成功，但按照張林琦主任的說法，“由於艾滋病毒的高變性，還有其它的受體可以使用，CCR5基因敲除，也無法完全阻斷艾滋病毒感染。”
因而，賀建奎的試驗結果嚴謹的說法為：此項公開的人體試驗中，透過基因編輯的手段可能降低了艾滋病的發生率，而對艾滋病的真正免疫距離甚遠。
如此看來，此項試驗確實沒有任何值得讚美之處，但其對整個基因編輯行業所帶來的“副作用”則綿長深遠。除了潛在的汙名化該項技術的可能，醫院的倫理委員會審批制度亟需修改，以及需要明文規定不允許任何機構自建倫理委員會等。
據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花費近兩年時間來解決聯邦機構等部門的要求，其中包括儘可能減小患者風險的種種安全檢查，時至今日，中國以外的首例CRISPR人體試驗尚未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