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全國人大會上，有一條民生資訊倍受關注，說的是電子眼抓拍交通違章罰款的問題。之所以被關注，小編認為有幾點；
一是電子眼設定太普遍，看看全國縣以上的城市，哪個地方不是密密麻麻的電子眼和監控攝像頭，讓人頭皮都發緊。到底有多少數量，估計誰也說不準確，可以肯定的是，電子眼在全國15萬公里高速公路上和122萬公里的城區道路上不會有多少死角，加上其他的監控裝置，基本上無處遁形了。
二是受到罰款處罰的人和罰款數額太大，有資料表明，2020年全國此類罰款高達3000億元。。3000億是什麼含義？據統計，2020年全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4778億元，其中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1786億元，地方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2992億元，就是說，這項收入比中央和地方國有資本全年的收入都要高。
三是處罰過了頭，變了味，從上面的資料就能看出，交通罰款比央企和地方政府企業的收入都高，不就成了大產業了嗎？一個行政執法措施做成了大產業，不就變味了嗎？統計表明，廣東省去年罰款總額為231。1億元，而天津人均罰款達到885元，更離譜的是瀋海高速上的一個路段設定了1。5公里長的實線，過往車輛沒有能倖免處罰的。這個點一年罰款達到了2500萬元，相當於一家農業上市企業2年的業績標準。
在這些瘋狂的資料後面是什麼在作怪呢？
一是地方政府的利益驅動，上世紀90年代，一些地方財政對於行政執法部門的罰款有幾條政策規定，概括為“全額上交，比例返回，統籌撥付，節餘留用”，簡單的講就是收支兩條線，多罰多得。
這樣的政策對於經濟不發達，又實行差額撥款的地區和機構是很有吸引力的。不就是全額上交嗎，按比例返回才是關鍵。所以罰款成為地方財政彌補預算內收入不足的重要渠道，也成為執法部門收入的重要來源。
現在情況有了改變，行政機關的預算基本能得到保障，形式上與罰款返回脫了勾，但是，政府財政永遠是填不滿的深坑，執法部門也有罰款又是一本萬利的大收入，怎麼能放手呢？
二是電子監控生產行業的潛規則推波助瀾，隨著電子監控裝置引入中國社會的治理模式，這個行業迎來了極速發展的黃金時期，短短十年，湧現了一批巨無霸的龍頭企業，還有更多爭先恐後的拙金者。競爭的結果，一方面提升了產品的技術水平，但同時也伴生了很多潛規則。比如基礎建設領域的BOT和BT模式被匯入進來。這種建設，移交的政企合作模式一旦進入，就催生了用運營效益償還建設資本的迫切需求，使得本來用於社會管理的行政行為變為追求利益的商業行為，罰款就違背了立法宗旨，成為效益手段。
很多電子監控行業深諳其道。他們在做市場推廣時，盯著行政機關特別是執法機關下手，只要能和這些強力機關合作，咋都行，而私營企業和其他使用者，少一個子也不幹。
行業潛規則自然也包括權錢交換，巨大的利益空間成為了合作雙方腐敗的溫床。近年來不少落馬的貪官有很多就倒在這些交易之中。
人類社會已經進入智慧時代，而華為的崛起意味著中國成為5G時代標準的制定者，也取得了智慧時代的先發優勢。我們在把握機遇尋求超越的過程中，除了技術領先，更要做到法制和道德先行，不能逆其道而行之。
或許，本次人大會提出的這條提案，對於中國社會未來的走向有著更深的意義，希望電子眼在發揮監控作用的同時，能夠透視生產和管理者的內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