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播學上有一個著名的理論，
叫
議事日程設定理論
。
所謂議事日程設定理論，
就是說媒體或某些意見領袖
在報道或關注某個熱點時，
就是將某件事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這就是媒體的議事日程功能。
1963年，
伯納德·科恩（Bernard Cohen）
提出了對
“議程設定”
最有影響力的表述：
“在多數時間，
報界在告訴它的讀者
該怎樣想時可能並不成功；
但它在告訴它的讀者該想些什麼時，
卻是驚人地成功”。
這個理論表明了
叫你去做什麼事的人與教你做什麼事的人，
並不是一個人，
而且最好不是一個人。
無論是大眾媒體還是自媒體，
養生是一個熱門話題；
但是按照這些媒體所提供的方案去做，
你也許會死得更快一點。
媒體告訴我，以大眾專家身份告訴我：
過了50歲，你就不要劇烈運動了，
你的功能全面開始衰退；
你起床的時候最好花半個小時，
先從小腳指頭開始活動，
否則，你會很麻煩！
你最好是早上8、9點起床！
可是，我是一個早上5點起床的人。
所以，在睡覺之前，
我默默地將殯儀館的電話抄在手掌心。
我不麻煩你們了！
懂了這個議程設定理論，
你就會發現有許多事就比較好理解了：
崔永元，
他並不懂轉基因食品的本質是什麼，
他既不是生物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
他對的地方，
就是告訴大家要注意，
要開始關注轉基因食品了。
他過分的地方，
就是非得搶人家的飯碗，
自己跨越了媒體人士的角色，
而一定要去證明自己是對的。
柴靜
也一樣，
她並不是一個環保專家，
同樣也不是人類學家，
她對的地方，
就在於要大家將環保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而不是去從事環保事業。
當下中國的環保力度
已經使得一些企業關門了，
落後產能被淘汰了，
在經濟下行時空前地加大環保的力度，
最終會讓相當大一部分的工人下崗，
柴女士是否想好了妥善的安置之策呢？
像崔永元與柴靜這一類知識分子的存在，
是一個時代的幸運。
他們不能像其他知識分子一樣，
保持可恥的、莫測高深的沉默；
他們太敏感了，
有一點小刺痛，
就會高聲大叫起來。
當然，
有點詩人氣質與文學才華的人，
都會這樣。
有些課題是不能研究的，
尤其是你的心臟還不夠強大的時候。
按大眾媒體的角度，
過了50歲就不要想了：
比如中國進入商業化時代以來，
詩人的發瘋與自殺問題。
在西方，
尼采
死於1900年，
這是一個世紀的預兆；
在東方，
我想一個世紀的開始，
也應該有所預兆的吧！
那個寫下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海子
，
據說是為了房子而自殺的，
難道這真的是一個世紀性的預兆嗎？
以我的角度看，
我們的小崔憂鬱症已經到了極晚期了，
有相當強的自殺傾向；
他已經完成了精神上的自殺。
那個睿智的、
可以輕易用智慧擊倒上海小癟三的、
嘻笑怒罵皆成文章的小崔，
已經自殺了，
已經死了。
我昨天晚上，
已經給他做個法事了。
他會用一抽屜的什麼東西，
箱底下的什麼東西，
去威脅一個利益圈，
而且也真的威脅到了，
那已經是一個發瘋的女人所要做的事，
才會做的事。
我是不是可以非常殘忍地勸小崔出家了，
你已經是另一個世界上的人了！
這才是對他生命最大的保全。
我以為我比不上他們，
上文提及的那麼具體的人。
比起
村上春樹
講的那些保持沉默的人，
我至少一直在喃喃自語；
我一直在想將自己的聲音弄大一點，
但怕嚇壞了別人，
也怕嚇壞了自己。
有一點，我心裡是明白的：
你千萬不要吵醒睡著的人，
如果你非得要他們起床，
你就要有能力制服他們起床時的憤怒。
我知道我做不到這一點，
所以我要像傻子一樣地堅持下去。
有一點我自己非常清楚，
這也是我唯一明智的地方：
即使我拼了全力，
我也成不了崔永元；
他是註定有人給他寫傳記的。
我則需要提出一個問題，
並努力去解決這樣一個問題，
一直到這個問題被提到議程上來為止。
提出問題的人就是敏感的人，
就是100分的人；
答案就沒有那麼重要了。
血都不熱了，
哪裡還有什麼敏感，什麼答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