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王實在是一個有意思的職務，漢高帝劉邦定天下之後封黥布（即英布）為淮南王，後黥布起兵反叛，高帝平定叛亂之後封子劉長為淮南王。後來文帝即位，淮南王劉長“密謀造反”，事情暴露之後被流放巴蜀，死於途中，文帝改封劉喜為淮南王，後又由於思念劉長，於是將淮南國一分為三，令劉長長子劉安為淮南王。武帝時期，淮南王劉安“造反”暴露，此次事件牽涉人員非常之多，堪稱武帝年間第一大謀反案，淮南國也在此次事件之後被撤銷。
西漢四位淮南王，有三位“密謀造反”，如此情形實屬罕見，在這三位造反的淮南王中，劉安無疑是最為可惜的一位。他並非野心勃勃的政治家，而是一位自由散漫的文學大家，他和賓客共同編撰著作《淮南子》，即便到了現在，《淮南子》也是研究秦漢思想史的重要資料。如此優秀的一個人，最終卻因為“造反”而身敗名裂，不得不讓人扼腕嘆息。可是，事實真的如此嗎？
太史公編撰《史記》，和後人撰寫史書有諸多不同之處，其中一點不同在於，太史公是“當朝史官敘寫當朝史實”，在這種環境下，太史公竭盡全力在避免不被皇帝猜忌的情況下，儘可能的保證事情的真實性。在淮南王劉安的人生經歷中，這一特點被體現得淋漓盡致，太史公透過一些“自相矛盾”、“脫離常理”的記載向後人揭露了所謂淮南王“謀反”的事實真相。如果說淮南王劉長是“包庇罪”被控訴成了“謀反罪”，那麼劉安可能就真的是“冤案”了。
漏洞百出的劉安“謀反”案
在《史記 淮南衡山列傳》的記載中，劉安一生都在忙著“密謀反叛”，在景帝三年，由吳、楚帶頭的七國之亂爆發了，吳國派遣使者聯絡淮南王劉安，試圖拉攏劉安一同造反。劉安對此事的態度被記載得非常明確，他“造反”的心情可以說是非常強烈。
劉安推崇道家
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
淮南國的國相主動表示願意率兵與吳楚等國合力作戰，但在劉安將兵權交給國相之後，國相“
不聽王而為漢
”，不僅沒有幫助吳、楚，反而幫助中央抵禦叛亂。這段記載中，劉安“謀反”之意清楚明瞭，幸有國相心繫漢廷才得以緩解中央壓力。
但實際上，這裡漏洞頗多！
西漢初年郡縣制與封國制並存，為了加強對諸侯國的控制力，各侯國的國相皆由中央指派，目的是監視諸侯王的一舉一動。劉安的父親劉長就是因為“驕”而自己任命國相才犯了文帝的大忌，有父親的前車之鑑，劉安對於國相的政治站隊應該非常清楚，在這種前提下，將“謀反”這種大事告知朝廷的眼線，無疑是說不通的，這是第一個矛盾之處。
吳、楚七國之亂髮生在景帝三年，根據《史記 淮南衡山列傳》的記載，劉安是將謀反之意清楚明白的表達出來，更是被朝廷的眼線（淮南國國相）得知。若事實如此，那劉安必然會在七國之亂後被依法查辦，但實際上劉安最終因為“謀反”而身敗名裂的事件卻發生在武帝年間，這在時間上是說不通的，此為第二個矛盾。
除了這件事之外，記載在《史記 魏其武安侯列傳》中的一件小事也體現了劉安“謀反”一事的些許疑點。武安侯田蚡對劉安說，“如今皇帝沒有太子，您又是高帝的親孫子，不立您為太子還有誰可立呢？”劉安聽說此話後非常高興，給予了武安侯大量的金銀財物。
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
這件事記載得像模像樣，但實際上卻完全經不起推敲。首先，這件事的時間是“建元二年”，建元是武帝的年號，此時的武帝剛剛登基不久，尚年輕氣盛，沒有太子實在是一件正常不過的事情，何至於因此而立劉安為太子？這在常理上是說不過去的。
再來看武安侯田蚡有沒有這麼做的動機，武帝即位後，田蚡身為武帝的親舅舅，身份水漲船高，正是意氣風發之時，卻要冒著掉腦袋的風險去對一個沒有太多出彩之處的諸侯王說這番話，他為的是什麼？為的是劉安給他的那些金銀財物嗎？此時的田蚡根本不缺這些東西，更遑論這些東西的價值和掉腦袋的風險比起來太低，也就是說，根本沒有動機支撐武安侯田蚡去做這件事，所以此事很大可能是劉安被指控“謀反”後編撰出來的東西。
專權的漢武帝
除了透過這些“自相矛盾”的記載來啟發後人，透露劉安“謀反”案為冤案的事實之外，太史公也採取了少量“明筆”來指出此次“謀反”案的不實性。
是時故闢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
劉安的父親劉長曾經強殺闢陽侯，這為劉安埋下了禍患，闢陽侯的後人“深購”了劉安的罪名，這是記載在《史記 淮南衡山列傳》中的話語，也是太史公少有的“明示”淮南王劉安“冤案”的記載。無論是“暗指”還是“明示”，《史記》的記載都表達出了對劉安謀反的質疑，這顯然是一場受人迫害的政治慘劇。
劉安的慘劇，源於他與漢武帝的重重矛盾
在本文的開始便說過，淮南王劉安不是一個野心勃勃的政治家，而是一個自由散漫的文學大家，他為人“
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渾身上下透露出一股文人氣息，但最終這場發生在他身上的“謀反案”卻導致上千人死亡。其實這場悲劇的誕生正是由於劉安好文學，更是由於劉安編撰出了力挺黃老之學的《淮南子》，他和武帝之間的矛盾由此而起，由“謀反罪”而結束。
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
——《史記 淮南衡山列傳》
一、儒道之爭
西漢竇太后是道家黃老學說的支持者，漢武帝則更偏愛儒術，在漢武帝即位的前幾年，西漢政壇上的儒道之爭異常激烈，而淮南王敬獻《淮南子》的時間正處於此階段。《淮南子》集合了各家思想，但以道家思想為主，尤其推崇西漢前期所大力推行的休養生息政策。
淮南王劉安非常推崇黃老之術下的政治環境，這一點與竇太后不謀而合，在儒術對黃老思想的挑戰中，雖然竇太后憑藉多年積威壓服了武帝，但時局的變化使得竇太后顯得獨木難支。《淮南子》的出現不僅僅是對西漢前期幾十年發展的總結，更是推陳出新為道家黃老之術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
武帝劉徹對於《淮南子》的態度是“
愛而秘之
”，所謂愛，是武帝在竇太后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假裝表現出對《淮南子》一書的喜愛，而所謂秘，則是束之高閣，棄之不用，體現了武帝對《淮南子》的真正態度。劉安的悲劇就源於此，武帝的時代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他不再沿著文、景二帝的腳步走下去，而是要建立一個高度集權的封建帝制王朝，劉安為舊時代的思想唱讚歌，無疑就成為了武帝的眼中釘，肉中刺！
二、自由散漫，好養賓客
《淮南子》並非淮南王一人獨立完成的著作，此書是由他的賓客與他共同編撰完成。身為一個文人，劉安渴求與他人進行交流，進行學術的探討，這就使得他的身邊賓客雲集。這種現象的發生有利也有弊，同時，這也是影響淮南王命運的一個重要因素。
劉安所著“淮南子”
從好的一方面來說，正是由於賓客雲集，大家一起交流思想，才得以完成《淮南子》這部鉅著。壞的一方面來說，賓客雲集意味著人員極多，也就意味著魚龍混雜。要管理好這樣的隊伍，需要領導者有著足夠優秀的控制力，但“自由散漫”的淮南王劉安並不具備這樣的素質。
據《史記 淮南衡山列傳》記載，有一位名為雷被的賓客竄逃至長安，中央下令逮捕淮南太子，而劉安甚愛太子，不願交給中央，激化了彼此之間的矛盾。而這件事情的起因在於，淮南太子自以為劍術了得，非要找雷被比試，結果被誤傷之後又百般針對雷被。
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
劉安自由散漫的特點在此事中得到了充分體現，第一，劉安沒能夠約束好太子，任由太子胡來，在太子不佔理的情況下仍然縱容太子；第二，沒能約束好賓客，在與雷被關係惡化的情況下，沒有采取足夠妥善的措施，導致雷被竄逃至中央。這雖然是一件小事，卻將劉安性格上的弱點暴露出來了，自由散漫的性格加上賓客雲集的場面，出亂子也就是早晚的事。
原因小結：散漫與專制的對立性
淮南王劉安“養士而不管士”帶來了極為惡劣的後果，門客在探討學術問題，編撰《淮南子》之餘，也談古論今、針砭時弊。對於漢武帝來說，淮南學術集團的存在是對大一統帝國的挑釁，也是漢武帝完成“一人專制”目標的極大阻礙。
可以說，劉安從裡到外都是一個“散漫”的人，儒道之爭中他獻出《淮南子》，傾訴的是他“自由散漫”的政治立場，好養賓客卻又不善於管理，表現的是他“自由散漫”的個人性格。很遺憾的是，在武帝推行高度集權的時代，這種與武帝政治思想相悖的“散漫”註定沒有容身之地，這也是導致劉安慘劇的真正原因所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