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窗作為現實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發揮著透光通風的實用功能，同樣在敘事文字中彰顯著豐富多樣的文學功能。“窗”在《金瓶梅》中出現次數較多，不僅是作為客觀物質的存在，而且透過小說人物的“窺視”和“竊聽”達到轉換視角、製造懸念，調動感官、突顯動作的目的，實現了重要的“發現”功能，同時因其有著詩意性而被作者賦予了感情功能，潘金蓮的“嫉妒”“示愛”“思念”之窗，和李瓶兒的“無奈”“悲慼”“傷感”之窗是作者透過“窗”關照女性生活狀態的重要表現，極大地擴充套件了窗的文學敘事功能。
［關鍵詞］
《金瓶梅》；窗；意象；敘事；功能
《金瓶梅》［1］是第一部文人獨創型長篇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在小說中“窗”頻繁出現，高達150餘次。
文字中的“窗”不僅是物質載體，而且與詩作、唱詞聯絡密切，既具有詩意的美學功用，也在推進故事情節、塑造人物形象、烘托環境氛圍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文學功能。
西摩·查特曼在《故事與敘事》中對敘事進行了闡釋，認為“敘事是一種交流。”［2］11
《金瓶梅》中的窗描寫同其他描寫一樣，恰當自然地融入西門慶家族敘事交流中，並在情節推演和人物刻畫的程序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
縱觀文字，首先，作為“物質”存在的“窗”，實現了資訊傳遞和溝通的功能；作為實現“發現”功用的“窗”，發揮著轉換視角和框定小鏡頭的功能；作為實現“感情”功用的“窗”，發揮著對女性生活和家族生活觀照的功能。
《金瓶梅》中的窗描寫數量較多且種類豐富，這一獨特而必備的物理結構在《金瓶梅》的文學敘事中具有典型意義和重要功能。
一、《金瓶梅》中的“窗”及其文學功能
“窗”意象在《金瓶梅》中多次出現，透過現實生活中的小鏡頭去串聯故事情節、牽引人物視角、感知人情冷暖、連線自然萬物，將富貴奢靡的家族生活、千姿百態的市井生活以及黑暗混亂的社會狀況集中具體且全面深刻地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目前學術界對窗意象以及窗敘事的研究已有較多成果，如毛國強的《唐詩“窗”意象研究》，趙玲玲的《宋詞窗意象的審美探析》，嚴明、陳夢盈的《明代白話小說中“窗”的敘事功能》，駱潔芳的《<紅樓夢>中的窗意象》、宋新宇的《<紅樓夢>中窗的文學功能》等等。
梳理可知，其研究關注點從最初的詩詞韻文逐漸擴充套件到古典小說，“窗”被賦予了全新且積極的文學意義。
統計發現，《金瓶梅》中有一大部分“窗”在詩詞中出現，遵循了關照女性的傳統，對人物形象刻畫尤其潘金蓮、李瓶兒二人給予特別關注，充分實現了突顯人物動作、豐富情節層次和轉換敘述視角的功能。
除“以窗入詩”外，“以窗入文”同樣值得關注，《金瓶梅》中的“窗”作為獨立的環境個體存在於眾多府邸花園、廂房居所、亭臺樓閣中，就連小小的藏春塢都沒有缺少。
各種雕刻著新鮮花樣的“窗”出現在敘事文字中，不僅作為物理結構發揮著透光通風的作用，而且被作者賦予了表達感情的文學使命。總的來看，《金瓶梅》文字中的窗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其一，作為物質存在的窗，如“原來大人家有兩層窗寮，外面為窗，裡面為寮。”［1］143
這裡的窗指窗戶，寮指為窗裡面的窗，即小窗，都是表象意義的窗。
其二，實現“發現”功用的“窗”，這裡的“發現”指窗作為資訊媒介實現了窺視和竊聽兩種功能。
“窺視”功能如西門慶到麗春院找李桂姐，不料“西門慶更畢衣，走至窗下偷眼觀覷，正見李桂兒在房內，陪著一個戴方巾的蠻子飲酒。”［1］232
作者透過窗巧妙地將另一世界的場景展現在西門慶和讀者面前，透過視角轉換完美實現了場景轉換，隨後自然鋪陳敘事西門慶與眾小廝打碎窗戶壁床以及捆打蠻子的場面。
“竊聽”功能如潘金蓮和孫雪娥發生衝突後，“不防金蓮驀然走來，立於窗下潛聽。見雪娥在屋裡，對月娘、李嬌兒說他怎的把攔漢子，背地無所不為”［1］113。
這裡的窗幫助潘金蓮實現躲藏隱蔽並順利完成視聽任務，獲取關鍵資訊，隨後才能抓住話柄在與孫雪娥進行正面話語交鋒時佔據有利地位，並在西門慶回家後用花言巧語嬌嗔告狀從而使雪娥被打，自己卻“要一奉十”，備受寵愛。
其三，實現“感情”功用的“窗”，這裡的窗被作者賦予了感情意志，透過對其進行勾勒渲染，透露出人物形象的眾多情感，並與讀者達到通感共情的效果。
這種窗敘事常常出現在詩詞語言中，《金瓶梅》中有36處詩詞與唱詞中出現了“窗”，這種獨特的敘事意象具有雙重審美效果，既有表象存在的美，又有情感意義的美。
敘事文字中較多具有“窗”意象出現的詩詞與李瓶兒的悲劇命運緊密聯絡在一起，窗裡窗外，跟隨李瓶兒的視角，彷彿能親身感受到她在遭潘金蓮嫉妒、設計並辱罵以及官哥兒被慘害時不敢據理力爭的無奈苦痛和悲傷淒冷的心境。
《金瓶梅》一書中的“窗”空間不僅是西門大家族故事發生的微小場所和地點，同時也集合著各種人物、文化、經濟、社會等眾多複雜因素，小說中的諸多人物和情節因其獨具特色的場景變得飽滿立體起來。
窗的資訊傳遞功能在敘事交流介入後完美呈現，敘述視角轉換功能透過創作者巧妙的時空處理技巧也得以實現，畫面收納功能在作者進行敘述聚焦後獲得不錯效果。
這些功能被煥發和昇華出更深的意義，在文字敘事時推動作者情感的滲入和抒發，並在情節推演、人物刻畫、懸念製造等方面也發揮著關鍵作用。
《金瓶梅》插圖
二、作為“物質”存在的“窗”
窗，本作“囪”，一般設於房屋、車船等頂上或者周圍用來通風透光，在生活中隨處可見，在建築建構中起著關鍵作用。
在古代，“窗”最初專指天窗，“當半穴居演變成原始地面建築，圍護結構分化成牆體與屋蓋兩大部分時，為了排除住宅內部篝火產生的大量煙氣，出現了在固定的屋頂上開口用以通風排煙和採光的結構式樣，古代稱之為囪。”［3］4
其實，這就是我們說的天窗，最初的窗就是開在屋頂的一個洞口或口子。
西周出土的方鼎大致可以窺探早期的窗，樣式單一，功能原始，僅僅是通氣排煙的建築構件。值得注意的是，“秦咸陽宮第一號遺址挖掘出了窗用的銅百葉，表明那時的窗已經可以開啟了。”［4］48
隨後，人們發現“囪”只能幫助通風排煙，作用有所限制，只能滿足區域性的照明，且難以抵擋風沙雨雪，人們便設計出了“牖”。
許慎《說文解字》曰：“在牆曰牖，在屋曰囪”［5］，王充《論衡·別通》曰：“鑿窗啟牖，以助戶明也”［6］。二者均在闡釋窗和牖的區別之處。
和“囪”不同的是，“牖”將洞口的位置轉移到了牆壁上，這樣便實現了通風排氣和採光照明的面積最大化，取得了較大的進步。
隨著如今出土文物的不斷增多，考古學家在挖掘的漢代明器建築上發現了直欞窗的存在。
隋唐以後，窗的發展也漸漸成熟，種類和樣式不斷更新變化，花飾窗、電窗和闌檻鉤窗等出現在大眾視野，同時窗的構造、面積、位置隨著房屋空間的增大均得到改善和提升，使其不僅達到了通風排煙和採光照明的最大化，而且具有了裝飾和觀賞的美學功能。
發展到明清，中國建築的工藝技巧和水平達到了鼎盛時期，窗的製作工藝也隨之日益完備，檻窗、支摘窗、漏窗登上時代潮流舞臺，而且人們對窗的雕刻和裝飾手法也不斷進步，宏觀輔助和細節刻畫在遠近之間相得益彰。
豐富多樣且不斷變化的形制式樣適應了不同時代的審美需求，但其通風排氣和採光助明的兩大功能從未發生改變。
如今，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人們生產生活水平在不斷改善和提高，不知從何時起窗和牖早已沒有了明顯的區別和界限，窗作為現代建築必備的元素和構件出現在各大建築上，是人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連線自然並與自然溝通交流的重要開關和關鍵媒介。
《金瓶梅》中用了大量筆墨和章節來描繪西門慶家的構造，從裡到外，由上及下，大到房屋居所、亭臺樓閣，小到山石門牆、窗屏桌凳，每一處空間都有著重要作用，這樣的敘事安排是作者精心設計後呈現給讀者的視覺盛宴。
相較於其他空間，小說中的窗空間雖然因其狹小而容易被忽視，且發生在這裡的故事大都需要悄悄進行，但是“無言勝有聲”，作為特殊的空間存在，“窗”敘事巧妙連線著人物與人物、人物與自然，透過突顯人物動作和轉換視角將西門家族的故事演繹得更生動鮮活、立體深刻。
縱觀《金瓶梅》中所寫西門慶家的窗，不僅出現在房屋居所上，就連藏春塢、雪洞這些地方都有修造，西門慶與眾多“妻、妾、婢、妓、媳”［7］77淫亂的場景如惠蓮偷期、山洞戲春嬌、
李瓶兒書房託夢等都與“窗”有著密切的聯絡，或透過窗被窺視竊聽，又或透過窗將人物視角轉換，從而實現窗的“發現”功能；或利用其輔助的透光作用渲染屋內屋外環境，又或連線窗裡窗外景色達到共情效果，從而實現窗的“感情”功能。
小說中的“窗”，早已由最初作為客觀物質和物理建構的存在，透過敘述者高超非凡的文學技巧以及情真意切的文學態度進行藝術加工後實現了文學敘事的跨越，從而成為了具有真正生命力的“窗”。
古代窗型
三、實現“發現”功用的“窗”
情節的安排和人物的行動離不開穩定具體的實體空間，《金瓶梅》中的“窗”作為實體空間的重要元素完成了建構眾多情節和輔助人物行動的功能。
“發現”即由未知到已知，掌握瞭解相關資訊動態。
《金瓶梅》中的眾多涉窗情節都和“發現”相關，窗外人物藉助窗這一媒介，透過窺視和竊聽兩種感官方式，將視角遷移和轉換到窗內世界，關注窗內空間裡的人物行動變化和語言資訊，同時瞭解內部環境，順利接收資訊，是窗內窗外的人物產生聯絡與矛盾衝突的前提條件。
1.窺視——轉換視角、製造懸念
窗發展到明代，美觀性增強，窗外窗框大都雕刻精細，窗內即窗寮大都採用紗繃、紙簾等遮蓋，窗的通透視覺效果會降低，不過更方便窗外人透過戳洞或者扎眼以達到窺視的目的。
明代小說家在創作中往往會用窗的這一特性來衝破空間限制，使窗內外的空間彷彿無縫銜接統一置身於同一空間，從而巧妙快速地推進故事情節的繼續發展。
當然，透過窗接收到的資訊有的是明確的，有的也是暗藏的，這就會增強讀者的閱讀體驗，從而使自己更迫切接近小說人物視角下的世界，這就是所謂文字敘事中“窗”的製造懸念功能。
《金瓶梅》中的“窺視”情節比重極大。由於窗的特殊性導致窗外人接收到的資訊大都是窗內人的隱私或者秘密，所以在文字中這類涉窗情節大多與性愛相關，且“窺視”的動作大都由女性完成，僅有兩處是以小廝男童的行動實現的。
敘事文字中的主要人物如潘金蓮、宋惠蓮、春梅、迎春都有多次主動隔窗“窺視”別人性交的體驗，其中以潘金蓮最多。如小說第二十三回“玉簫觀風賽月房，金蓮竊聽藏春塢”寫潘金蓮潛入藏春塢主動偷窺西門慶與宋惠蓮二人偷情的場景。
隨後小說第二十四回“經濟元夜戲嬌姿，惠祥怒詈來旺婦”接著又寫宋惠蓮看到潘金蓮和陳經濟二人在偷偷約會，“兩個自知暗地裡調情頑耍，卻不知宋惠蓮這老婆，又是一個兒在槅子外窗眼裡，被他瞧了個不亦樂乎。”［1］271
潘金蓮和宋惠蓮在西門家庭中處於競爭關係，二人為爭寵，藉助窗進行“窺視”均得到了對自己有利的資訊，導致後面矛盾激化進而推動情節發展。
首先，二人窗下的“窺視”場景均為牽引視角，由窗外自然銜接窗內，並將窗內的精彩世界利用“窗”進行畫面整理和收納，展現出敘事的魅力。
其次，潘金蓮的窺窗情節為後來宋惠蓮的窺窗情節埋下伏筆，二人的窺窗情節又為後面矛盾激化製造懸念，達到最終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結果。
宋惠蓮終究不是潘金蓮的對手，由於其窗下獲取到的資訊不足以支撐她與潘金蓮進行鬥爭和抗衡，再加上潘金蓮拔尖爭勝、奸偽狡詐的性格，最終被逼得自縊身亡。
《金瓶梅詞話》
2.竊聽——調動感官、突顯動作
“竊聽”是窗實現“發現”功能的又一門徑，正如《金瓶梅》所言：“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
“竊聽”往往是由於“窺視”沒有辦法和條件實現的前提下進行操作的，這是因為“一種感官總是能夠彌補另一種感官的缺失與無能、發揮它最大的效用。”［8］15
這裡的“窗”不摻雜其他感官因素，將聽覺器官發揮到最大化，在特定時刻特定場景進行作者與人物、讀者與人物的“感知”敘事交流，使作者、讀者、人物三者建構起共鳴的統一體和重要橋樑。
在實現窗外“竊聽”的過程前後，總會不可避免地伴隨著人物的行為動作，在眾多涉窗情節中，作者也會採用大篇幅和重筆墨來描寫窗外人物在“發現”前後的行為舉止和麵部反應，對刻畫人物性格和形象有著極大的豐富作用。
隔窗“竊聽”情節是明清小說中較為常見的一種敘事行為，如《水滸傳》《鼓掌絕塵》《檮杌閒評》、“三言二拍”等，其中《警世通言·俞仲舉題詩遇上皇》在入話部分就已經出現卓文君在窗內“竊窺視相如才貌”的描寫。
《金瓶梅》中的隔窗“竊聽”情節頻繁出現，正如第十一回“潘金蓮激打孫雪娥，西門慶梳籠李桂姐”中寫潘金蓮站在窗下偷聽孫雪娥向吳月娘告狀，而後第十二回“潘金蓮私僕受辱，劉理星魘勝貪財”中寫李嬌兒在窗下潛聽潘金蓮辱罵自己的侄女李桂姐。
兩人於窗下的“竊聽”都是主動調動自己感官去獲取資訊，讀者的感知跟隨人物感知，將窗裡發生的語言最大限度地盡收耳底，從而為後面矛盾敘事做好鋪墊。
潘金蓮一直“性極多疑，專一聽籬察壁”，敘事文字關於她的涉窗情節最多，“窗”似乎已成為她最大的資訊渠道，多次的窗下“竊聽”使潘金蓮和家中孫雪娥、宋惠蓮等眾多女性都結下仇恨。
除調動感官外，許多隔窗“竊聽”情節也在細節處突顯人物的行為動作。
如小說第二十三回“玉簫觀風賽月房，金蓮竊聽藏春塢”寫潘金蓮“到角門首，推了推，開著，遂潛身徐步而入，也不怕蒼苔冰透了凌波，花剌抓傷了裙褶，距足隱身，在藏春塢月窗下站聽。”［1］264
這裡寫潘金蓮透過主動竊聽西門慶與其他婦女丫鬟的偷情場面，以便了解西門慶的動態，從而為自己爭取到有利的家庭地位，一“推”一“開”，“潛身”“徐步”“距足”“隱身”“站聽”，透過細節描寫突顯潘金蓮的行為動作，並加入都不怕蒼苔溼腳、也不怕花刺傷裙的鋪排描寫，從而使讀者彷彿在跟隨人物行動，並將人物形象刻畫得更加生動鮮活、深刻立體。
“窺視”和“竊聽”是兩種實現“發現”功能的重要手段，在文學敘事中的運用常常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金瓶梅》的創作主旨在於‘暴露’，窗下窺聽便是其中反覆應用的敘事手法。”［9］195
《金瓶梅》連環畫
四、實現“感情”功用的“窗”
“窗”不僅連線著窗內與窗外世界，人與自然，人與人，而且也幫助讀者透過其物理屬性感受敘事文字中故事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
讀者的眼睛彷彿穿越時空，甚至穿透窗下人物的眼睛，用敏銳的目光洞察另一世界的存在，其實這都得益於我們對人物內心世界的透視。作者在創作時將自己的主觀意志滲入真實存在的“窗”，這時的“窗”被賦予了情感使命，逐漸變成了表意之象。
《金瓶梅》中關於“窗”的意象敘事大都出現在詩詞和唱曲中，以詩詞為甚，且大都放在了關照女性如李瓶兒的生活狀態上。
1.透過窗展現潘金蓮的“嫉妒”“示愛”和“思念”
潘金蓮是敘事文字中出場最多的女性，也是《金瓶梅》中涉窗情節最多的人。
潘金蓮一直以妖豔嫵媚，潑辣狠毒著稱，生性好強且多疑，好拔尖爭勝、搬弄是非，作為西門大家庭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專愛偷聽以及鋪謀定計。
生性多疑的性格造成她常常使用“窺視”和“竊聽”的手段為自己獲取資訊、謀得福利並鞏固地位。嫉妒是潘金蓮的常態，她常常在窗下駐足觀看西門慶和其他妻妾或婦人丫鬟的淫亂之事，然後心生嫉妒辱罵不止，正是“嫉妒使人發狂”。
如在藏春塢偷窺西門慶與宋惠蓮偷情後，“氣的在外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移腳不動”［1］265，而且臨走懊恨不已，滿面嫉妒之態，將自己頭上的銀簪兒拔下把門還倒銷了，待後發制人找西門慶秋後算賬。
春梅作為潘金蓮的貼身丫鬟和心腹，也擁有較強的窗外“窺聽”技能，就連潘金蓮都讚歎：“俺不如春梅賊小肉兒，他到聽得伶俐。”［1］219
《金瓶梅》第二十回“孟玉樓義勸吳月娘，西門慶大鬧麗春院”中，西門慶因李瓶兒再嫁之事對其大打出手，潘金蓮早就對西門慶和李瓶兒之事心懷嫉妒，與孟玉樓二人在角門外窺聽多時無果後，急切藉助在院內服侍的心腹龐春梅去李瓶兒窗下窺視屋內發生的一切，
這裡的“窗”將潘金蓮的嫉妒心理擴大，自己多次無果居然派出心腹春梅，藉助另一雙眼睛勢必將訊息打探到底，從而為自己爭取到相對穩定有利的家族地位和安全平和的生存空間。
隔窗調情是潘金蓮和陳經濟在西門慶死後於家中常常明裡暗裡進行的活動，“窗”似乎已經成為二人偷情的連線口和紐帶，潘金蓮房間的窗戶從之前的緊緊關閉到如今的半開半闔，暗含諷刺意味。
小說第八十回“陳經濟竊玉偷香，李嬌兒盜財歸院”中寫潘金蓮和陳經濟隔窗調情，“婦人便從窗眼裡遞出舌頭，兩個咂了一回”，作者藉助“窗”這一物質載體，隨後將人物的一“遞”一“咂”兩個動作簡單勾勒，卻傳神形象地將二人在西門慶死後的肆無忌憚和荒淫無度刻畫得淋漓盡致。
《金瓶梅》一書中出現兩次潘金蓮臨窗梳洗的場景，絕非偶然，這一情節的細節設計展現著潘金蓮急切示愛、淫心蕩漾的心理。如小說第八十二回“潘金蓮月夜偷期，陳經濟畫樓雙美”寫道：（潘金蓮）“在房中綠窗半啟，絳燭高燒，收拾床鋪衾枕，薰香澡牝，獨立木香棚下，專等經濟今晚來赴佳期。”
潘金蓮特意將窗戶半開，然後在窗前梳洗打扮，且等待物件是陳經濟，幾個連續的行為動作一氣呵成，是為了展現自己不同於以往潑辣嬌橫而是女性溫婉柔情的一面，這裡的“窗”關照著女性的心理世界和生活狀態，起到了烘托潘金蓮形象的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潘金蓮還寫過一首《落梅風》詞，其中寫道：“燈將殘，人睡也，空留得半窗明月。”
潘金蓮由於和孫雪娥激打一事受到西門慶冷落再加上西門慶有意梳籠李桂姐，日思夜想西門慶能到她房中，於是將自己的思念之情寄託於“半窗明月”。
燈火已然熄滅，人也到了睡覺的時候，自己卻白白守著半窗的月色傷感，採用具體數字“半”將月色量化，形象生動地詮釋著自己的思念至深。
《金瓶梅》插圖本
2.借“窗”意象表現李瓶兒的“無奈”“悲慼”和“傷感”
李瓶兒作為《金瓶梅》中的又一主要人物出現涉窗情節的次數同樣不在少數，但不同於潘金蓮，更多是以“悲窗”的形式展現在讀者面前，其中不僅是李瓶兒常常因潘金蓮明裡暗裡的辱罵而對“窗”長吁短嘆、獨自悲傷，而且西門慶對死後的李瓶兒睹物思人的物象藉助體也是“窗”。
小說第五十九回“西門慶摔死雪獅子，李瓶兒痛哭官哥兒”寫李瓶兒之子官哥兒被潘金蓮設計利用貓唬死，但一向委曲求全、忍讓退縮的她也只能“覷著滿窗月色，更漏沉沉，見那孩兒只是昏昏不省人事，一向愁腸萬結，離思千端。”
這時的李瓶兒孤獨且無人傾訴，只能將所有的無奈和委屈寄託於“滿窗的月色”，作者將人物滿腔的悲意和心酸賦予“窗”，透過框定視角後的月色，牽引讀者遙想人物之悲，達到情感的共鳴。
又如小說第六十回“李瓶兒因暗氣惹病，西門慶立段鋪開張”寫李瓶兒在官哥兒去世後對其思念不已，此時兩次描寫“窗”，第一次是李瓶兒一人獨自在房屋中休息，深感“銀床枕冷，紗窗月浸”；
第二次是李瓶兒面對如此清冷之景時，情不自禁地想起孩子後一直“欷歔長嘆，似睡不睡，恍恍然恰似有人彈的窗極響”。
前者突出“窗”的靜，朦朧的月色透過紗窗灑到屋裡的銀床後愈覺冰冷，後者突出“窗”的動，恍惚間感覺窗被人彈的一直嗡嗡響，其實是風吹窗戶發出的聲音，
作者藉助窗這一物質載體，透過一靜一動的生動表達，巧妙框定視角讓讀者跟隨人物的視聽感官去感知李瓶兒內心無盡的悲慼和傷感，從而更全面深刻地體會西門家族內部的黑暗鬥爭以及無可奈何的人物悲劇命運。
關於李瓶兒的涉窗情節，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作為西門慶眾妻妾中最受寵愛的一位，在香消玉殞後自然讓人一直念念不忘。
在西門慶多次感懷李瓶兒並在夢中二人相見的過程中，“窗”一直是一個重要元素，如小說第六十五回“吳道官迎殯頒真容，宋御史結豪請六黃”寫西門慶在半夜面對孤燈，望著半窗的斜月，翻來覆去，只能無奈嘆息，心中甚是思念佳人。
還有第七十一回“李瓶兒何千戶家託夢，提刑官引奏朝儀”寫西門慶“在被窩裡，見滿窗月色，番來覆去睡不著”。
作者將眾多西門慶思念感懷李瓶兒的鏡頭都與“窗”緊密聯絡在一起，窗外無盡的月色、窗內冰冷的床帳、窗下思念的人兒，三者統一融合並達到了物我合一、物我共情的至高境界。其次，李瓶兒的涉窗情節出現在眾多詩詞中。
如她在孩子被設計害死後無限悲傷，深感世間一切的冰冷，“穿窗皓月耿寒光，透戶涼風吹夜氣”。
如她深感苦痛氣惱生病後整日消沉、魂不守舍，“造化無端敢恨誰，斷魂隨月到窗遲”。
再如李瓶兒帶著病重的身體硬撐著陪同大家宴飲重陽節時的極致心酸苦痛，此時的她已然放棄掙扎接受命運的安排，“驀聽的窗兒外幾聲，幾聲孤飛雁”和“沒情沒緒對著一盞孤燈，窗兒眼數教還再輪”，都是最好的例證。
還有在李瓶兒死後西門慶舉家祭奠並觀戲感傷時的兩句，“紙窗秋幕翠衾寒，霜落風高一影單”和“待多少紅日映窗寒色淺，淡煙籠竹曙光微”，都運用“窗”意象，並多次連線月，突出人物內心的深深悲慼和無盡傷感，讓讀者也隨著具有詩意的“窗”內心不斷泛起波瀾，深感人物命運的不公。
潘金蓮和李瓶兒二人不同的涉窗情節源於其性格的不同，但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無論是潘金蓮以惡抗惡的逆向發展，還是李瓶兒一味求善的人性迴歸，她們都無力爭脫自己命運的悲劇和屈辱的靈魂。”［10］110
潘、李二人的“涉窗”情節發揮著重要的敘事意義，不僅預示著二人以及西門大家族眾多妻妾婦人的悲慘結局，而且透過“窗”，我們可以窺探封建社會中女性始終無法掙脫的生存困境和充盈悲劇的命運歸宿。
《黃霖說<金瓶梅>》
結 語
《金瓶梅》中的“窗”，與現實生活中的窗並不是完全割裂的。小說中的“窗”，首先作為物質載體客觀存在併發揮著透光通風的自身屬性功能，其次才作為故事人物與內外空間建立緊密聯絡的重要媒介，發揮著典型的文學敘事功能，如推動情節發展、牽引視角、框定鏡頭、製造懸念、突顯動作、抒發感情等。
窗下的人物運用“窺視”和“竊聽”兩種手段，打破牆的阻隔，透過“窗”實現不同空間的連線，改變敘事節奏，從而使西門慶大家庭的敘事變得更加鮮活立體。
同時，作者在敘事過程中將眾多感情賦予“窗”，無論是潘金蓮的“嫉妒”“示愛”“思念”之窗，還是李瓶兒的“無奈”“悲慼”“傷感”之窗，都是透過“窗”連線四季變化，感悟人情冷暖，深刻展示著人物的心理活動，並穿越式接通讀者的感知，從而實現“窗”的感情功能。
最後，“窗”的意象敘事不僅發揮著重要的美學作用，而且在《金瓶梅》中更為特殊，敘事文字集中將其放在李瓶兒身上，透過“窗”的立體敘事，將月、人、床三者用感官統一到“悲冷”的意蘊上，展現出人物在大家族中艱難掙扎的生存困境和無可奈何的悲劇命運，文字敘事也因人物形象更加立體飽滿而變得愈來愈真。
“窗”作為明代白話小說中重要的敘事元素，透過作者的藝術加工創造進一步實現了立體空間敘事，到了清代，伴隨小說內容的豐富以及文學技藝的成熟，“窗”的文學敘事功能也在不斷擴大，這些都值得我們關注並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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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單位：陝西理工大學
本文獲授權發表，原文刊於《河南理工大學學報》，2022年第二期。轉發請註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