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斯克沃多夫斯卡，有沒有人知道她是誰？而若是我說“居里夫人”呢？各位想必會一拍腦門：“哦——”。
瑪麗·斯克沃多夫斯卡
在中國，張氏李氏，名字不能提，只是“某某氏”，連孃家的姓都不能帶。去某度百科上搜一下就會知道了，主人公叫“瑪麗·居里”，居里是丈夫的姓，瑪麗才是她的名字，而我們熟知的那個名字，還是很自然地把她的本名去掉了，大眾的記憶裡，她只是“居里先生的夫人”。
其實都是人形動物，在男尊女卑重男輕女這一點上，全世界都一樣。
如果我能算是一個科學家的話。科學家的另一個作用就是講真話不偽裝，在一個閉嘴的科學家和一個真誠表達的蕩婦之間，我去做後者也沒什麼。
在此事之後三十年，阮玲玉還因“人言可畏”而自殺。一個兩次拿到了諾貝爾獎的女科學家能坦然在“蕩婦 ”的定冠詞下生存下來已經足夠讓人敬佩了。
幾乎是獨立完成了鐳和釙的發現工作，卻在拿諾貝爾獎時只能把名字署在三個發明人的最後一位，在獲獎報告時也被取消了上臺講話的機會；
一個喪偶女人因為幾份情書被冠名“蕩婦”，當初整個巴黎都吵著要把這個敗壞科學界的蕩婦趕出巴黎，她沒走，而那些打倒她的科學家們在戰爭開始時逃離巴黎時，她卻留下來，帶著女兒和一臺X光機衝上了本應該男人才該去的戰場。
她把自己的諾貝爾獎牌拿到銀行要捐給當局支援前線，但被銀行以“你是個蕩婦，而神聖而正義的戰爭拒絕骯髒的鈔票”為理由拒絕了。
她被全世界稱做蕩婦的時候，情書的接收者卻毫髮無損，“他只是回到了自已家的臥室”；
我想還是以瑪麗·斯克沃多夫斯卡這個名字開始這章文字比較符合作者和讀者的心情。讀完這篇文章後，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覺得，記住她的本名，才是對一位“
偉大的蕩婦
”最基本的尊重和頂禮膜拜。
雖然她成績優異，但是波蘭大學還沒有招收女生的先例，在那個時代，女人被認做是主婦和生育工具而已，根本無需浪費國家資源上什麼大學，於是瑪麗初中畢業後就在四處尋找工作了。
可是我們的瑪麗和姐姐依然夢想著有一天能進入大學深造，在她們看來，知識是那樣的迷人。瑪麗做了五年的家庭教師，幫助姐姐考上了巴黎的一所大學，然後用省吃儉用的可憐的一點學費和優秀的成績把自己送入了巴黎索爾本學院就讀物理、化學和數學。那一年她24歲，風華正茂，堅韌而樂觀，她相信自己的努力必將有一次上帝的垂青。
上帝還是依照慣例，用最常用的垂青女人的方式給了她一個男人，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學院的講師皮埃爾·居里。
他們結婚了。從此，她更為丈夫的姓氏，改叫瑪麗·居里，後來全世界的人都忘了她的名字，而習慣叫她居里夫人。
居里夫婦
以科學的名義相遇並開花結果的愛情裡似乎只有共同發現了鐳和釙這兩種元素的艱辛讓人們津津樂道，但顯然不是。
艱辛和苦難是一定的，它對每一個人都不會容情。女兒伊蕾娜出生後，為了緩解生活壓力，瑪麗去了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兼職，而她與丈夫的工作室倒真的太簡陋了，就是街邊一個連風都擋不住的屋頂露著窟窿的破房子。
好吧，那些專業性的東西因其專業而缺乏陳述的必要和興趣，而從勵志角度上，已經有太多的文字描述過居里夫人是有多麼多麼的不容易。
我們還是直接從愛情和生活說開去。
1906年的一天，
第二個女兒艾琳出生還不足兩年，39歲的瑪麗就成了寡婦
。科學家的通病是隨時都會沉浸在對課題的苦思冥想中，我們也經常讀到一些科學家們在思索中撞電線杆、錯吃了墨水的情節，丈夫皮爾埃也不例外，只不過他的災難不是電線杆而是一輛馬車，在被馬車撞倒後又被車輪壓碎了腦袋。
一個月之後，巴黎大學將皮埃爾的職位轉授瑪麗以示對科學的尊重，她成為
巴黎大學首位女教授
。但這對一位忠於科學的中年女人來說，其實並沒有什麼大用處，根本無法完成她對丈夫的任何形式的追思和懷念。1910年，她在理論基礎之上成功地分離出元素鐳，並把放射強度單位以居里命名，以此做為僅有的
一個女人能做到的對丈夫的紀念方式
。
她接受了科學界的所有鮮花和掌聲，也要接受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折磨，在科學界正在起草關於化學元素年會的發言稿中對她的溢美之辭的同時，很多小報記者也正在大張旗鼓地措詞於
一個勾引有婦之夫的“波蘭蕩婦”
的新聞稿。
而普通人們的好奇心更熱衷於後者。
瑪麗母女
一個已經破格被科學界承認了的發現了兩種新元素的天才科學名人，居然愛上了有婦之夫。在一個不得不以道德支撐社會正能量的動盪時代，這絕對堪稱爆炸新聞並無法被整個社會容忍——她本該是毫無缺點高大偉岸光芒四射的榜樣才對。這其中更有太多感覺到自己無能的科學家的授意和鼓動，畢竟，一個本該圍著廚房和孩子轉的女人，偏偏闖到男人才該進入的科學界，還如此成績斐然，這讓很多知名的科學家們面上無光，而這個有婦之夫的妻子的不遺餘力的捉姦行動讓他們看到了這個天賜良機。
那男人叫保羅·朗之萬，曾經是皮埃爾的學生和實驗助手，皮埃爾去世後就接替了他成為實驗室的繼任者，他比瑪麗還小五歲。
保羅·朗之萬
保羅的妻子是個暴躁野蠻的陶瓷工人的女兒，沒有任何跟教養有關的形容詞可以恰當地放在她身上而不顯得與性格和教養衝突。搞科研本身一般都不會以發財為目的，更不會有很多的金錢報酬，於是這個女人便對丈夫的工作橫加指責，而丈夫工作性質的不規律更讓她忍無可忍，有一次還
用一隻廉價的花瓶敲破了科學家的頭
。
從那以後他們就分居了，保羅在巴黎大學附近租了一所房子。當然了，我們也必須承認，保羅除了沒日沒夜地在實驗室裡忙，偶爾也會請瑪麗去他的租住處過夜。畢竟，他們之間維繫著共同語言和興趣愛好，無論男女，都該是合拍的生活和工作伴侶，她是喪偶數年的中年女，他是婚姻失敗的中年男，唯一的障礙就是他身上還揹著一張早該被撕毀的婚書。
如果把有婦之夫和蕩婦的照片放在一起就是這樣的
保羅的妻子找人撬開了保羅辦公室的抽屜，發現了瑪麗給丈夫寫的情書
，在那些書信裡，瑪麗並不隱瞞一個搞著枯燥工作的女人對保羅的熱烈思念，甚至是直白的性渴望。在那些書信裡，瑪麗情意綿綿地稱保羅租住的那所房子為“我們的地方”，但也理智地勸說保羅應該照顧自己的家庭和婚姻，勸他“首先要做的是回到自己的臥室。”但也大膽而明確地表示出強烈的渴望，比如“我求你別再睡在她的床上，不要讓我等太久了”之類的措詞，更有小女人的無賴和情感綁架，“如果她再懷孩子，我們就一定要分手了，因為我不能接受這份恥辱。”
在我們習慣接受的那個偉大的女科學家的背後，
這些書信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大膽而熱烈，有血有肉有慾望和渴求的真實的活生生的女人
。但是
這對瑪麗卻是災難性的，它不僅完成了保羅妻子的捉姦計劃，也讓那些無中生有想弄出些黑幕來打壓瑪麗的科學界的同行們額手稱慶。
1911年11月4日，巴黎《新聞報》頭版刊登了《愛情故事：居里夫人與朗之萬教授》；《微型新聞報》使用的標題則是《實驗室傳奇：居里夫人與朗之萬先生的戀情》，兩天以後，《堅持報》再刊《致物理學家X先生的公開信》……
11月7日，瑪麗接到電報，被告之自己第二次獲得諾貝爾獎。這是個好訊息，但壞訊息更多，一個同事跑進來說，她的那個“我們的地方”正在被人襲擊，窗子全部破碎，傢俱什麼的都被扔到了街上，並聲稱 “
殺死這個拿諾貝爾獎的波蘭蕩婦
，至少要把她趕出巴黎去以免影響藝術之都的整潔。”
法國科學界的知名人士聯名發表宣告讓瑪麗離開法國
。這時候，科學家的固執和堅持開始發酵了，瑪麗堅持留在巴黎，但是顯然她已經精神崩潰了，此後的三年時間裡她再也沒有在實驗室出現，外界的報導說她在一所修女創辦的醫院裡療養。
而
保羅則毫髮無損，很快就回到了妻子的身邊
。
一個男權社會里，女人似乎不應該、也不能有這種對性和愛的強烈渴望，即便有也不能如此明目張膽地說出來，而性別歧視在巴黎這個開放先進新潮的城市裡也根深蒂固，看看同樣處於漩渦中心的保羅就知道了：
他絲毫沒有受到任何名譽影響，一直在實驗室裡正常工作，他只是重新“回到自己的臥室”，妻子答應他可以公開擁有一個情人，“
除了瑪麗以外的任何女人都可以
“。
好朋友艾培爾來看望瑪麗，後者面容憔悴但表情堅定，當提及那些讓人面紅耳赤的情書的時候，她說：“我只是用文字的形式說出了自己的渴望，科學講求真，而活得真，才是一個科學家的本色，
如果我能算是一個科學家的話。科學家的另一個作用就是講真話不偽裝，在一個閉嘴的科學家和一個真誠表達的蕩婦之間，我去做後者也沒什麼。
“
似乎並不如何傳奇，可是聯想一下事情發生的年代吧。
在此事之後三十年，阮玲玉還因“人言可畏”而自殺。一個兩次拿到了諾貝爾獎的女科學家能坦然在“蕩婦 ”的定冠詞下生存下來已經足夠讓人敬佩了。
似乎科學界最終還是放過了這個可憐的女人，但是顯然這種放過不是出於主觀大度的理解和原諒，而是一戰突然降臨
，巴黎被德國的飛機日夜不停的轟炸，人們更多的是考慮自身安全，已經顧不上對那些所謂的緋聞感興趣了。
這世界放過了瑪麗。
科學家們紛紛逃離戰場，他們以身負科學重任的偉大理由冠冕堂皇地逃到大後方繼續享受他們的榮譽和安逸，似乎瑪麗也可以離開這裡了，但是她沒有
，當初全世界都讓他離開巴黎，她拒絕了，現在她覺得戰火中的巴黎更需要她。
她把自己的諾貝爾獎牌拿到銀行要捐給當局，但被銀行以“你是個蕩婦，而神聖而正義的戰爭拒絕骯髒的鈔票”為理由拒絕了，然後她拿出了所有的諾貝爾獎金用來購買了戰時債券；
她學會了開車，目的只有一個，可以把X射線裝置裝在車上開赴戰場為那些傷員做檢查和治療
。
這件事是她和17歲的女兒伊蕾娜一道完成的，隨後女兒和這臺X光機被留在戰場，而她回到後方，培訓了數百名X線操作員和外科醫生
。
伊雷娜·約里奧-居里
值得一提的是，伊雷娜·約里奧-居里也是一位化學家，和丈夫在
1935年共同獲
諾貝爾化學獎
。夫妻倆還於1948年領導建立了法國第一個
核反應堆
。
因為性別的原因，在備受歧視的科學界，雖然
幾乎是獨立完成了鐳和釙的發現工作，卻在拿諾貝爾獎時只能把名字署在三個人的最後一位
，在獲獎報告時也被取消了上臺講話的機會，事實上對於放射元素貢獻最大的她當初差一點被取消了發明權，還是因為有學者說明了真相才搭上了署名事件的末班車，即便這樣，在獲獎時評選委員會的發言中還是聲稱“居里夫人的貢獻是充當了皮埃爾·居里先生的好助手，這有理由讓我們相信，上帝造出女人來，是配合男人的最好助手。”甚至連愛情的角色都扮演不好，保羅一切正常毫未受到影響，而她則成了蕩婦。
甚至，後人們記住她，都只是因為丈夫名叫居里，所以，我們印象裡的瑪麗，就成了“居里夫人“。
戰場上的瑪麗
也許跌宕才是人生最好的劇情，但是過於跌宕就是傳奇了，
從科學界最偉大的發明家到波蘭蕩婦，一個女人能達到的巔峰和深谷她都走過了，而說到底，女人這個性別本身，就包含著某種天然註定的悲劇因子，就看演員如何以喜劇的表情演完它了。
做為一個寫作者，似乎我也只能用還原她的本來姓名，貫穿這篇文字的始終，以示對一個女人拋開科學貢獻層面上的意義，從心底裡發出的崇高敬意。
當然了，如果可能，真希望全世界都叫回她的本名瑪麗·斯克沃多夫斯卡，而不是“居里的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