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那些年》悅悅
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始，逃向北方的蒙古勢力被幾代皇帝壓著打了幾十年。然而，到了1449年，第六位皇帝明英宗親征瓦剌，守衛北京的精銳盡出，卻沒有能夠延續祖輩的輝煌戰績。在土木堡，明軍不僅被瓦剌大敗，明英宗竟然還被俘虜北去。
開國尚未百年的明朝，剛剛經歷過幾個盛世的明朝，在此戰之後，竟然一度面臨崩盤的危機。為什麼這次失敗對明朝的殺傷力如此巨大？為什麼明軍如此不堪一擊？
當我們覆盤土木堡之變的種種環節時，會發現幾乎從一開始，明朝一方各種問題、“失誤”就接踵而至。一著不慎，就有滿盤皆輸的風險；那麼，當招招不慎時，還有翻盤的可能嗎？
關於“親征”
明初，北方草原的瓦剌部一直和明朝保持著貿易往來，對明朝俯首稱臣。
明英宗時，瓦剌的勢力已經強大起來。在太師也先的帶領下，瓦剌開始明裡暗裡對明廷發起挑戰：比如在貿易中做些“手腳”；嚮明朝輸送間諜；甚至偶爾發兵騷擾邊境……
種種跡象表明，瓦剌有了劍指明朝的意圖。
然而要開戰端，也先需要一個“藉口”，這樣才能動員瓦剌各部的力量全力南下。很快，他就等到了機會。一次，也先派使團前去明朝貿易，明朝因為貢馬的質量問題壓低了馬價，減少了對使團的賞賜。這讓也先大怒，立即集結兵力攻打明朝。還有一種說法是：也先想和明朝皇室通婚。明朝的一些官員私下許諾了他，但是未敢將此事奏報明廷。所以，當也先派遣使者前來聘娶時，明廷否認許婚一事，也先丟了面子，於是趁機出兵。
事實上，在也先出兵前幾個月，明廷已經有所防範，並且派遣將領到大同、宣府等地練兵。然而，這根本不會動搖也先出兵的決心，因為他是鐵了心地要和明朝一較高下。
正統十四年
（1449）
七月，瓦剌兵分四路全面入侵明朝邊境。中路軍由也先親自率領，以大同為主攻方向；另外還有阿剌知院統率的軍隊直攻宣府、遼東等地進行助攻……要知道，大同是軍事重鎮，更是明廷在北方的門戶，一旦失守，那麼北京乃至整個明朝的疆域就將岌岌可危。
在瓦剌的凌厲攻勢下，大同的守邊將士節節敗退。七月十一日，也先攻到大同，鎮守大同的參將吳浩帶兵在貓兒莊與瓦剌軍血戰，最終失敗陣亡；七月十五日，明將宋瑛、朱冕等率大同軍隊和瓦剌軍激戰後，幾乎全軍覆沒。
前線潰敗的訊息傳到朝廷，明英宗這位年輕的皇帝坐不住了，他迅速下令集結京軍精銳準備御駕親征。因為有前幾位皇帝的事例在先，“親征”並不是什麼難事、稀罕事。但是，明英宗除了一腔熱血之外，其實並沒有如他祖輩那樣豐富的實戰經驗或者出眾的軍事才能。
在朝廷中的許多大臣看來，明英宗這個親征的決定似乎過於草率。於是，他們紛紛上書勸阻：
親征有危險，出擊需謹慎。
然而，朱祁鎮最終並沒有聽從朝臣的意見。
關於“戰備”
七月十五日，明英宗帶著軍隊浩浩蕩蕩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但是，他真的準備好了嗎？
前方軍情緊急，後方明英宗又急急下令出征，導致備戰時間嚴重不足。從他下達親征詔令到部隊開拔，滿打滿算只有5天時間來集結軍隊、調動物資。可想而知，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大部分的準備都是“倉促就位”。
先看軍隊的人員配備。
此去北征的隊伍主要為守衛京城的精銳部隊。幾天之內，明廷集結了20萬大軍
（一說為50萬）
，其中的主力就是明成祖朱棣時設立的京師三大營。除了將士，英宗還把朝廷中大部分的文武官員帶走隨軍了，其中有六部長官這樣的高階幹部、還有已經70多歲的英國公張輔。此外，據史料記載，軍中還有大量的私屬隨行。
再看武器裝備和糧草。
這樣一個體量的軍隊出征，即使不打持久戰、保證速戰速決，那麼維持幾十萬人所需的糧草、物資也是非常困難的。更何況，明軍只用了五天時間進行物資調配，恐怕很難做到讓部隊無後顧之憂。
除此之外，明軍的情報工作
做的
如何？對方的實力如何？對陣瓦剌要用什麼戰術……在很多情況都沒明瞭的情況下，明英宗還是信心滿滿地出征了。
關於“指揮”
雖然明英宗號稱御駕親征，但是在大軍中“做主”的卻不是他。太監王振備受明英宗寵信，這次出征又是他極盡攛掇之能事，所以軍權很快旁落到他的手中。
王振幾乎沒有戰場經驗。但是，明英宗的全權委託讓他成了大軍之中說一不二的總指揮。事實上，軍隊的扈從官員中不乏能力出眾的文臣武將，這些人或有智謀，或身經百戰，無論是經驗還是實力，都足以碾壓王振。但是，在整個征途中，他們既無法參與軍政事務，又處處受到王振節制，最終集體“失聲”，成了“擺設”。比如，英國公張輔，這位從永樂時期起就已是戰神級的老將，面對王振的決策失誤時也只能默不作聲。
王振是一個關鍵人物，因為他接下來的指揮，將使明軍走上一條不歸路。
關於“士氣”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
士氣
。但是缺乏士氣，恰恰是明軍最早暴露出來的問題。
明英宗著急出征，卻沒有做好戰前動員。從一開始，軍隊中計程車氣就不高漲。軍隊向北行進的過程中，聽到的是前方敗績頻傳，看到的是沿途戰場上的種種慘狀，軍心因此越發渙散。
大軍出征不到兩日，到龍虎臺駐紮時，“方一鼓，眾軍訛相驚亂，皆以為不詳”。之後，明軍在行軍途中遇到了連日陰雨天氣，道路難行，士氣更是低沉。走了6、7日後，大軍到了宣府。大臣們多次請求駐兵休整，英宗不許。
大軍到達雞鳴山時，大臣們又請命停止前進。王振的親信、欽天監監正彭德清以天象示警，勸說王振不可繼續前行，王振不聽。內閣學士曹鼐苦勸：“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系天下安危，豈可輕進！”王振卻說：“倘有此，亦天命也”。
面對軍中“畏敵”“回師”等種種情緒，王振和明英宗不僅選擇了無視，而且還會刻意壓制。比如，為了震懾力請回師的大臣，王振命令成國公朱勇膝行前來覲見；還懲罰戶部尚書王佐和兵部尚書鄺埜整日跪在草地之中……
然而，這些高壓手段不僅無益於提振士氣，反而讓明軍上下的軍心更加動搖。
更打擊士氣的是，大軍出發後不過十數日，所帶糧草已經供應不足了。再加上大雨難行，明軍將士還沒到達戰場大同，就已經飢疲交加，軍中到處瀰漫著怨聲。
關於“撤退”
兵法有云：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撤退，有時候也是為了儲存實力。
對於此時的明軍來說，回撤或許是個更明智的選擇。
然而，即使還沒和瓦剌大軍交上火，明軍的撤退之路也是張皇失措、失誤連連。
第一次失誤：誤判對手。
大軍將要到達大同時，明軍得到情報說也先在得知英宗御駕親征的訊息後，已經組織大軍撤退。敵退我進，英宗和王振都備受鼓舞，於是不顧勸阻，催促大軍加速前進。明軍的反應正中也先下懷。因為他佯裝退卻，是希望引誘明軍進入大同一帶，伺機伏擊。大同的鎮守太監郭敬
（王振的親信）
和瓦剌交過手，目睹過明軍的慘敗，他識破了也先的意圖，於是急忙秘告王振不可再向北前進。王振這才生了班師的打算。
第二次失誤：誤走錯路。
明軍得到命令立即撤出大同。如果能夠走最快、最穩妥的路線撤回北京，那麼事情還有轉機。但是，在回軍途中，因為王振的指揮，史書記載中出現了一條“詭異”的行軍路線。
大同總兵郭登建議皇帝的車駕取道紫荊關，然而王振卻想讓明英宗從他的家鄉蔚州經過
（有人說這是因為他想在家鄉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榮華富貴，滿足虛榮心）
，這就需要繞上很長的一段路。大軍如王振所願向蔚州行進，但是在行軍四十里後，王振又擔心大軍過境時損壞莊稼，反而給自己在百姓中留下罵名。於是，他又改了主意，命令軍隊又一次改道，朝宣府方向行軍。明軍三番兩次改道，回頭路、冤枉路走了不少，這不僅讓大軍白白受累，更給了瓦剌軍隊足夠的追擊時間。
第三次失誤：誤留土木堡。
很快，瓦剌大軍尾隨而至，王振急忙派兵進行阻擊，以掩護英宗和大軍撤退。但是，派出去的將領接二連三戰死沙場。明軍一路奔逃，費了很大力氣才退到土木堡一帶。此時，為了保證安全，兵部尚書鄺
埜
極力主張再走一段路退到居庸關內。但是，王振為了等待千餘輛輜重車
（有說法是他的私財）
，堅持讓大軍就在土木堡宿營。
正是明軍在撤退路上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誤”，讓土木堡這個地方註定了會在史上留名。
關於“決戰”
在土木堡，明軍陷入一個巨大的困境：多日行軍已經讓將士疲憊不堪；大軍之中不光糧草不足，甚至連飲水都成了困難，
“軍隊掘井至二丈，深無泉”
；還有把土木堡團團圍住的瓦剌大軍，他們似乎對即將到來的決戰成竹在胸。
也先又一次用計，派遣使者和明軍進行假和談。此時焦慮不已的明英宗果然中計。也先下令大軍撤退，明面上讓出土木堡附近的一條河，暗中則又在附近設下埋伏。明軍中計，派部隊前去取水，還沒走出三四里遠，瓦剌軍隊就從四面八方包抄了過來，此時的明軍“竟無一人與鬥，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
混戰之中，明軍很快被打得不成樣子，“兵士爭先奔逸，勢不能止”；王振被明軍將領樊忠打死
（一說是被瓦剌軍殺死）
；整個明軍的傷亡情況，據時人記載：
“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分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還。”
然而，明朝的損失並不止於此。
首先，是英宗被俘而去，造成朝廷權力真空。第二，英宗帶去的高階官員，無論是文臣還是武將都傷亡慘重，僅有少數人僥倖逃出。大明王朝的行政中樞受到沉重打擊。第三，經此一敗，剛剛經歷了洪武盛世、永樂盛世和仁宣之治的明朝，突然就斷崖式下落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關於“責任”
明英宗從興致勃勃的御駕親征到灰溜溜地戰敗被俘，前後僅僅隔了一個月的時間。對於明軍的這場慘敗，一些人認為王振應該負主要責任，因為慫恿明英宗親征的是他，指揮失誤的也是他。
但是也有人認為，王振其實是背鍋俠——他為明英宗的好大喜功背了鍋。因為，王振權力再大，也要看英宗臉色；明英宗年紀再輕，也早就有了決斷大事的能力。
到底誰要為這場失利負責呢？古往今來，人們莫衷一是。
或許，當面對曾經立下赫赫武功的列祖列宗時，明英宗也不知道該如何解釋：為何自己一出征，就差點兒葬送了大明的江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