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你不能不讓消費者說話

一、“吃瓜”是一種良好品質

社會學家在研究中發現,黑猩猩群體偶爾有獵食猴子的習慣。為什麼看似團結的猴子群體打不過黑猩猩呢?除了個體戰鬥力差距還有別的因素嗎?

經過長時間觀察他們發現:黑猩猩群體中,“王”不是擁有無邊的權力,在有些時候“王”若欺負弱小者,會遭到一些雄性黑猩猩的“打抱不平”。這種“見義勇為”的本能,讓黑猩猩群體更加團結。而猴子群體中則恰恰相反,猴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可以任意欺負群體中的個體。

那些見義勇為的黑猩猩,我們不妨把它們稱作“吃瓜群眾”,正是有了這些猩猩的存在,看似限制了“王”的權力,實則增加了猩猩群體的力量。

對於社會性事件,我們常把看熱鬧的人稱作“吃瓜群眾”,這群人以前還被稱作“打醬油的”。從“打醬油”到“吃瓜”,不僅僅是網路名詞的變化,更反映了一種內在的意識覺醒。“打醬油”純屬路過,秉承“不圍觀、不發言、不傳播”的三不原則,綠色無“公害”。而“吃瓜”則上升到了“觀眾”甚至“資訊消費者”的高度,不但圍觀,還要指指點點、評頭論足。

所以說,“吃瓜”是一種良好品質,是傳播時代賦予老百姓的權利。當然,怎麼用好這種權利,使其不陷入過度使用甚至成為災害,其實也是一個宏大的課題。單就聯想事件而言,我們沒有看到消費者的“吃瓜”權利被濫用。

實際上,別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就連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型企業,也不可能完全脫離輿論監督和公民監督。比如美國當年被拆分的AT&T,以及險些被拆分的微軟,和今天一直被盯著的幾大網際網路巨頭企業。除了美國政府的監督管理,你能說這裡面沒有民眾監督的成分嗎?

就聯想事件而言,“吃瓜群眾”要的並非把聯想“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而是這個監督過程本身。消費者的權利被彰顯,不但意味著法治程序的進步,也意味著企業在經營中更多了一份“保險”,不至於走上歪路。

這難道不是好事情嗎?為什麼聯想如此反對消費者監督呢?

二、普通老百姓有權利監督聯想公司嗎?

“教父”在聯想陷入風口浪尖的當口,再一次站了出來,發了一段錄影,號召全體聯想員工團結一致,共度難關。

教父的講話有這麼幾個關鍵點:一是有人要整聯想,有組織有預謀的那種;二是聯想無過;三是全體聯想員工要團結起來一致對外,斬斷“黑手”。話裡話外的,都有點“生死存亡”的意思,就差說出來“汝之口,甚於川”這樣的話了。

先插句題外話——之所以說教父“再一次”站了出來,是因為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教父曾經火線復出,帶領聯想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一時封神。

不過這次與上次相比,輿論卻是截然相反。上次教父的光環不斷被放大、強化,強到令人眩暈膜拜的那種;這次光環暗淡,人設崩塌。

“教父”是大企業家,退休了都能拿幾千萬的退休金,可不是我等蟻民所能妄論的。聯想是大公司,振臂一呼之下幾萬名員工若是追究起來,也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

司馬談到的問題聯想是否真的存在呢?這裡不做談論,今天只說一點:老百姓有沒有權利討論一家上市公司的問題?儘管普羅大眾不是金融專家、會計專家、科技專家,但是到底有沒有資格、權利對聯想進行監督呢?

別說聯想是國有資本參股公司,就算是某個人的私人公司,老百姓有沒有權利和資格對其進行監督呢?

說到這,又談到一個企業發展繞不開的問題:是時代造就了企業和企業家,還是企業家創辦了企業開創了時代?

我想,這個問題已經不需要再討論了,“沒有***的時代,只有時代的***”已經成為全社會共識。

那也就是說,一家企業發展,離不開整個社會的大環境,最基本的也要有高素質員工吧?國家培養大學畢業生花了多少社會成本?家庭為公司培養一名員工花了多少教育成本?

還要有最基本的基礎設施吧?“要想富,先修路”,公司生產的產品能快速地運出去,僅憑自己能做到嗎?企業要用電,廉價能源是誰給你提供的?上下游產業是怎麼為你配套的?如果沒有強大的市場容納力甚至一度自我標榜為“民族之光”,你的產品賣得出去嗎?

沒有一家企業不是利用和整合了整個社會的資源,才能得到迅速發展的。如果不相信這一點,那就請到非洲去,在當地無中生有建出一個聯想來。

所以說,吃瓜群眾並非是看熱鬧不嫌事大的“無關人員”,而是與聯想公司息息相關的。比如我,這篇文章就是用聯想的電腦寫出來的,我自認為,我與這家公司還是有一些關聯的,我也願意行使我的公民權利對其“監督”,儘管這種所謂的“監督”顯得那麼遙遠而且渺小。

三、對於民眾監督,企業應該持什麼態度呢?

坦率地說,國民對於聯想的“怒其不爭”由來已久,司馬不過是點燃了導火索而已。從“教父”憤怒到顫抖的講話錄音,到“喬秘書”的無效公關,都可以看出聯想上下對於民間輿論基本是一個“他們在製造汙衊和謠言,他們沒資格監督聯想”的心態。

是啊,一家年營收四千億的“全球化科技公司”,一家中國IT產業領軍者企業,一家生產了中國IT教父的企業,怎麼能被普通老百姓來監督呢?你們有什麼權利和資格來監督我們?

有沒有權利監督,憲法和法律乃至國有資產管理規定都明明白白寫著呢,這裡就不討論了。單說說“資格”的問題——

從情懷的角度來說,咱平頭老百姓為了30%的國有股份,為了曾經心中的“民族之光”信仰,為了哪怕明知道聯想電腦渾身上下都是國外零件也騙自己說這是國產品牌高價也買得起勁,就衝這,有沒有資格來監督聯想?聯想的發展之路,敢說沒有佔這方面的便宜嗎?恐怕不敢說吧。所以,不要以為老百姓沒資格監督聯想。

從市場的角度來說,中國消費者用全球最貴的價格,把聯想公司買成了全球第一大pc製造商,而且在未來還將繼續為聯想貢獻主要利潤,難道沒有資格對聯想的發展說幾句嗎?而且,聯想“國際化”了這麼多年,都是拿著國內利潤做補貼來低價在國外銷售的,中國消費者難道不應該為自己的多花的錢說幾句?如果這都不能說,那我的錢花得也太冤了。

從企業發展的角度來說,“聞過則喜”才是正確的輿論公關態度,決不能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那一套,那樣遲早要把自己玩死。老百姓雖然不是技術專家,但對態度是很敏感的,一個高明的企業公關,一定是“以人為本”的,既正面迴應老百姓的關切,把真相告訴人們;又尊重傳播學規律,知道在合適的時機做合適的事、說合適的話,而不是像被踩了尾巴似地歇斯底里。說句文雅的話,這叫——腚溝夾燒餅反咬一口。

四、聯想最根本的問題在哪裡?

歸根到底,聯想從技術到商業模式,再到意識理念,已經與“全球化科技公司”漸行漸遠。聯想手機為什麼做不起來?因為純C端業務對聯想來說,商業模式上有根本性的衝突;而從技術上來說,聯想有沒有任何優勢可言,能不被淘汰?

就連電腦這個大本營,現在也正在受到新崛起品牌的猛烈衝擊。搞了這麼多年的“貿工技”,驀然回首才發現,前路已經是燈火闌珊。

在一個已經不屬於自己的時代裡討生活,聯想能不掙扎、艱難、落寞、困頓?能不敏感而畏人言?能不以攻擊為防守?

屈原說:“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王西彥說:“這時候,這個倔強的老人真正地感到遲暮的悲哀了”。

時代落幕,大佬遠去,僅此而已,關於聯想所有的瓜,都能吃出這樣一種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