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不少皇帝不務正業，當皇帝昏庸無道，但搞起“副業”來儼然是行家裡手，比如南唐後主李煜，為詩詞、書畫大家，宋徽宗趙佶的書畫成就則在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明朝天啟皇帝的木工活兒也是精美絕倫。這些皇帝的最後結局不是淪為亡國之君，就是將王朝引入瀕臨滅亡的境地，玩物喪志危及了社稷江山。
可明朝有一位皇帝，貪玩之心與上述幾位“大玩家”有過之而不無不及，愛巡遊，愛騎射，愛蹴鞠，愛養寵物，也愛詩詞書畫，可以說是多才多藝，文武雙全。但他卻沒有因為玩樂而荒業敗德，反而在其統治時期創造了明朝歷史上少有的盛世景象——“仁宣之治”。這就是明朝第五任皇帝——明宣宗朱瞻基。
明宣宗朱瞻基
巡遊狩獵：尚武精神的外化
朱瞻基是明成祖朱棣的孫子、明仁宗朱高熾的長子，從小就受到祖父朱棣的喜愛和栽培，朱棣評價他天資智識明睿，必為“他日太平天子”，朱瞻基年僅13歲就被朱棣立為皇太孫，後來還跟隨朱棣北征，學習處理政務，既受到完備的皇家宮廷教育，也得到了多年的歷練。
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朱高熾即位不滿一年便撒手西歸，將江山留給了27歲的皇太子朱瞻基。此時的明王朝經過了數十年的發展，已經進入了相對穩定、安寧的新時期，為朱瞻基發洩他年輕無羈的精力、施展他治國理政的才華提供了條件。而在他的十年統治期間，他愛玩樂的天性也由此展露無遺，我們可以從流傳至今的一些影象文物資料中窺見這位“超級大玩家”的身影。
朱瞻基從小追隨祖父朱棣帶兵打仗，演武射獵，形成了好動尚武的個性。在他當上皇帝后，也意識到武備對於國家穩定的重要性。在他即位後，隨著明朝對蒙古守勢的形成，朱瞻基把北征蒙古的尚武精神，轉化為郊外的狩獵、巡遊和宮中的鞦韆、蹴鞠、投壺、圍棋等娛樂活動。
傳為宣德年間宮廷畫家商喜所作的《明宣宗行樂圖》描繪皇帝與官員內侍集體出獵遊玩的情景。宣宗騎馬登于山丘，瞭望皇家苑囿以為樂。全景式構圖展現皇家氣派與威儀。從紅色的宮牆、漢白玉小橋等景色推斷，遊玩的地點很可能是專供皇家射獵的南海子一帶。
商喜《明宣宗行樂圖》
另一幅《明宣宗射獵圖》，畫的是宣宗身背弓箭，兩手拎著一隻射死的小鹿，準備往站在旁邊的黑馬背上安放，他的頭則向另一個方向遠望，盯著一隻受驚後拼命逃奔的成年鹿。畫面很好地表現出這位帝王得隴望蜀的心態和遊獵不倦的精力。
《明宣宗射獵圖》
遊獵對古代帝王而言，是一種炫耀武力和政治威信的行為。宣宗曾三次出宮遊獵，巡幸北邊。宣德三年九月，宣宗率師北征，以三千鐵騎打敗蒙古兀良哈部騎兵，宣宗為此賦詩：“卻憶當年曾破虜，三千鐵騎凱歌還。”宣德五年及九年，宣宗又兩次向北京西北方向巡邊圍獵。他十分得意於自己親率六師的壯觀景象：“六軍分隊載旌旄，萬騎前驅總屬橐”，不過他自道巡邊狩獵是為了不忘武備，“暫行田狩難忘武，親飭邊防敢憚勞”。
宮中娛樂花樣繁多
宣宗的興趣極為廣泛，除了不定期郊外遊獵之外，也喜歡在宮中進行娛樂活動。每天早朝之後，宣宗都要與宮中的宦官和宮女們一起遊戲取樂，或盪鞦韆，或踢球蹴鞠，或在禁園中騎馬馳射，或投壺、下圍棋。
明宣宗曾寫過一首《春日即事》詩，裡面提到了盪鞦韆的活動：“鞦韆架上香風細，羅綺筵中麗日遲。”“鞦韆架上香風細”，當時在盪鞦韆的是宮女，宣宗在旁觀看，自然也想躍躍欲試。
收藏在故宮的《明宣宗宮中行樂圖》表現了宣宗皇帝身著便服，在御園觀賞、參與各種體育競技遊戲的場景，涉及的活動有射箭、蹴鞠、馬球、捶丸、投壺等，場面宏大繁複而又細緻入微。
比如，有一段是描繪宣宗觀賞蹴鞠的場景。他端坐在一個四柱支撐的頂篷下面，全神貫注地望著前面的球場，場內有六位宦官正在踢一隻白色的球，其中一人正伸腳將球踢起。宣宗喜歡蹴鞠，還善於發現種子選手，有一次，他看到漢王府軍屬王敏善踢球，便把他閹成宦官，帶入宮中陪他踢球，或表演給他看。這樣的橋段不由得讓人想起《水滸傳》中的情節，高俅曾經也是因為踢球踢得好被當時的端王、後來的宋徽宗看上並帶入宮中的。好在朱瞻基不是趙佶，歷史沒有完全重演。
《明宣宗宮中行樂圖》：宣宗在觀看蹴鞠比賽
在《明宣宗宮中行樂圖》中，也有一段描繪宣宗投壺的場景。圖中宣宗頭戴尖頂圓帽，身穿便服，端坐在擺著宴席的亭前，他前面不遠的地方放著一個銅壺，銅壺後面有一個太監捧箭侍立。三支箭已經貫入壺口，另外三支散落在地上。只見他右手抬起，拿起一支箭正欲投擲，數名太監各捧酒食、箭支侍奉左右。
《明宣宗宮中行樂圖》：宣宗投壺
投壺是古代士大夫宴飲時舉行的一種投擲遊戲，也有一套類似於射禮的程式。投壺禮舉行時，賓主雙方輪流以沒有箭頭的箭投於壺中，每人四支箭，多中者為勝，負方飲酒為罰。
宣宗還喜歡下圍棋。他曾經讓戶部尚書黃福陪自己下圍棋，但黃福卻迴應道：“臣不會下棋。”宣宗問：“何以不會？”黃福冷冰冰地回答：“臣幼時老師嚴厲，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宣宗聽後不快，不久便將他調到南京戶部賦閒。
宣宗的書畫藝術水平在明代諸帝中可說是首屈一指。他特別喜歡沈度、沈粲兄弟的書法，其書風深受二沈的影響但又有自己的特點。繪畫作品更是獨樹一幟，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藝術水平上來看，都是明代其他皇帝難以望其項背的。《明畫錄》中評價道：“宣廟留神詞翰，尤工繪事，山水人物、花鳥草蟲並佳”。
“蟋蟀天子”為人詬病
明宣宗將體育與文藝相結合，使他的娛樂活動基本上符合儒家的禮樂規範，而較少受到臣下們的抨擊。但他也有一些愛好是被後世人所詬病的，比如鬥蟋蟀。
朱瞻基十分喜愛促織之戲，達到痴迷上癮的程度，為此得到了一個“蟋蟀天子”的綽號。朱瞻基不僅對蟋蟀的品相精益求精，而且對盛蟋蟀的籠盒也追求精美華麗，令御窯廠大批燒製呈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皇帝的帶動下，“萬姓頗為風俗”，鬥蟋蟀一時成為海內風行的遊戲。
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記載：“我朝宣宗，最嫻此戲，曾密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個。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宗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存。蘇州衛中武弁，聞尚有捕蟋蟀比首虜功，得世職者。”
然而，明宣宗鬥蟋蟀的遊戲，對民間帶來了極大的災難。《明朝小史》載：“帝酷好促織之戲，遣取之江南，其價騰貴，至十數金。時楓橋一糧長，以郡督遣，覓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妾以為駿馬易蟲，必異，竊視之，乃躍去。妻懼，自經死，夫歸，傷其妻，且畏法，亦經焉。”
為了完成皇帝的催徵指標，江南百姓到處翻牆掘石，剷草挖土，苦不堪言。找不到好蟋蟀的，紛紛出錢搶購，結果導致了蟋蟀價格猛漲，上好品相的竟然值十幾兩黃金。為進貢一隻好蟋蟀而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的也不在少數，更有甚者，一隻蟋蟀竟然牽連三條人命，實在令人痛心不已。
值得肯定的是，朱瞻基在位之時距開國不遠，朱元璋、朱棣的勤政之風對其尚有很大影響，因而還不敢過於沉溺於遊樂之中，知道以儒家倫理來約束自己的行為。事實上，在他的御製文集裡經常可以看到娛樂中自警的詩句和文章，以及由此而引申出的為政之道，這些都是朱瞻基宮廷娛樂生活中的積極因素。查繼佐曾對宣宗的遊樂評論說：“然此餘才，性明斷，不廢政事。”總的來看，明宣宗頗有自警意識，基本上能自我剋制，並做到遊樂有度，沒有特別出格的荒唐行徑，在明代前期乃至整個明代帝王中，仍然算是個英明之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