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從來是一項競技
對於經濟學家最為刻薄的批評，莫過於他們只關心效率而不關心公平。事實上，經濟學家已經提出了大量理論，試圖對最近幾十年不斷加劇的收入與工資差距做出解釋。
是全球化惹的禍？還是脆弱的公司治理讓高官們鑽了空子，從公司獲得了與投入不相稱的高工資？亦或是技術進步提高了高技能勞動者的工資？
最近，學者們的目光發生了轉移。他們開始專注社會金字塔頂端（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的快速增長情況，以期撬動整個問題的研究。
2012年在芝加哥市召開的美國經濟學年會上，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斯蒂文卡普蘭教授（Steven Kaplan）和斯坦福大學喬舒亞。勞（Joshua Rauh）提交了一篇題為《家族、教育與美國富豪的財富源泉》（Family， Education， and Sources of Wealth Among the Richest Americans， 1982-2012）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他們將目光聚焦於福布斯富豪榜上最富有的400人。最後的研究顯示，
福布斯400名單上出生豪門的富豪人數，跟十年前相比下降了。
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這篇文章最終於今年一月份發表在全球經濟學界最重要的刊物《美國經濟評論》上。
在2011年美國福布斯富豪榜上，富有家族的代表佔到32%，這一資料在1982年高達60%。在400人中，那些並非出生豪門但家庭背景還不錯（相當於中上階層）的數量也以同樣的速度上升了。在整個一段時間內，出生貧寒或者有少許財富的人在這個單子上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0%左右。
福布斯400富豪榜名單上的大多數人並沒有繼承家業，而是自己創造了財富。卡普蘭和喬舒亞。勞發現，2011年的資料顯示，69％的人都是開啟自己的商業，而在1982年僅有40%。
換句話說，福布斯400富豪榜上的人中，只有少數人有著富裕的家族背景，並最終接管了家族企業，如兄弟大衛和查爾斯科赫（科赫工業）和沃爾頓的兄弟姐妹（沃爾瑪）。更多的人，如比爾蓋茨（微軟），沃倫巴菲特（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菲利普奈特（耐克）和斯蒂芬施瓦茨曼（黑石集團），這些人都出生於中上階層家庭，但最終成功創辦了自己的公司。
卡普蘭和喬舒亞.勞發還考察了“福布斯”400富豪所在的行業。他們發現從1982到2011，福布斯400人中從事零售、餐飲、計算機技術、民間融資（包括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本的富豪）的人數在上升，相比之下，從事房地產和能源的則下降了。
行業能否崛起，科學技術發揮了重要作用。即便在計算機行業以外的公司中，技術也是至關重要的：福布斯400人中，25。5％的公司都跟技術相關，而1982年只有7。3%。
卡普蘭和喬舒亞。勞說，福布斯400人中，大多數都是透過思想和理念變得富有，因為新技術允許他們的企業變得更大。亞馬遜的傑夫貝索斯將其成功歸功於資訊科技的進步和其所提供的規模經濟，這一道理同樣適用於網上經紀公司嘉信理財（Charles Schwab）和擁有過億使用者的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Facebook。線上社交網路之前，微軟是掌握運用權力的“網路效應”，看上去幾乎沒有留給他們任何市場，但是奇蹟最終還是發生了。
任何行業中的聰明人都會用新的技術使他們的商業更有效率，並且最終致富。但是推動他們進入這一名單的是他們在行業中應用了自己的智慧和可以獲得規模回報的新技術，或許正是此加劇了不平等。然而這至少說明了只要自己努力，而不是繼承家族財產，就會有機會。
參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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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N。 Kaplan， Joshua D。 Rauh， Family， Education， and Sources of Wealth Among the Richest Americans， 1982-2012，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anuary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