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趕秋（作家、青年學者）
1980年3月，四川省博物館和原新都縣文管所在新都馬家鄉清理發掘了一座戰國早中期木槨大墓。墓中出土的五件一組的列鼎尤其引人矚目，它的橫空出世意義非凡：這組列鼎既是古蜀青銅器吸收外來禮制的一個典型，也是蜀和楚、和中原有文化淵源與物質交流的一個鐵證。
被孔夫子贊為“鬱郁乎文哉”的周代禮制內有過這樣一條規定：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東周，稍有變通，則是天子、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鼎以及伴隨的其他銅器如簋等都是所謂“禮器”，在“禮不下庶人”的周代喪葬制度中，乃是貴族的專屬奢侈品，一般平民陪葬的則是日用陶器，簡陋得很。這種以陪葬禮器組合來“辨等列，明尊卑”的制度，在周人墓葬的考古發掘中獲得了證實：湖北京山相當於王、國君的高等貴族墓，湖北隨州的曾侯乙墓，隨葬九鼎八簋；河南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中，相當於公卿大夫的中等貴族墓，隨葬七鼎六簋或五鼎四簋；同地相當於士的末流貴族墓，隨葬三鼎二簋或一鼎一簋。諸如此類，稱之為“列鼎制度”。
春秋戰國時期，巴蜀青銅器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銅尊等大型禮器基本消失，銅罍形制發生較大改變，出現了鍪、釜、甑等為代表的典型容器和組合完整的各式兵器。銅鼎、銅壺開始出現。具有文字元號意義的巴蜀圖語印章大量湧現。埋藏形式從商周時期的坑埋、窖藏演變為以墓葬為主。
1980年3月，四川省博物館和原新都縣文管所在新都區馬家鄉清理發掘了一座戰國早中期木槨大墓。槨長8。3米，寬6。76米，歎為觀止。不啻如此，又用木枋把槨內隔成棺室和8個邊箱，棺室內有船形獨木棺1架。船形獨木棺說明了它是古蜀族的墓葬，詳情可以參看《成都晚報》2017年5月15日《蜀都船棺：載著靈魂“回家”》一文。學者根據墓葬地望及葬制規模，推論其可能是開明王九世的陵墓。關於開明九世，有這樣一個著名的傳說，說他有一天突然夢見城廓自己在移動，醒後就乾脆順應這個兆頭，把國都從廣都樊鄉（在今雙流區境內）遷到了成都。
該墓雖早遭盜掘，但槨室中部下的木構腰坑中的器物尚儲存完好，計出土青銅器共20多類188件，有鼎、敦、壺、豆、釜、甑等飲食器，戈、矛、鉞、短劍等兵器，削、鑿、印、鋸、雕刀等工具，其組合相當特別，每種多以2件或5件成組，後者反映蜀地可能真有可對應文獻裡“五丁力士”“石牛五頭”“五婦冢山”等的尚五習俗。在中國古代，“五”具有特殊的意義。以“五”為中心的五行思想是中國人的思想律，是中國人對宇宙系統的信仰。而古蜀人的尚五習俗，尤其另類而特別。著名學者葉舒憲先生《中國古代神秘數字》一書第五章《五行昭日月》對此卻隻字未提，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更為驚人的是，大小188件銅器浸於齊腰的坑水中，曝光時儼然如新，色澤奪目。有些銅器如短劍、鋸、雕刀等物上面所附加的木板，甚至連綁槨的繩索，也儲存完好，使人們能看到2000多年前器物的原貌。這是迄今為止在四川境內出土層次最高、品種最多、組合最齊的戰國銅器群，足以代表開明王朝時期乃至整個古蜀的銅器文化的最高水平。
墓中五件一組的列鼎尤其引人矚目，它的橫空出世意義非凡，一言以蔽之：在遠處西南的古蜀墓葬之內，似乎另有一套在中原“列鼎制度”的基礎之上發展而來的“列罍制度”。列罍與列鼎性質雷同，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徵。能夠擁有高規格列罍的墓主，應該是蜀人君王無疑。這組列鼎既是古蜀青銅器吸收外來禮制的一個典型，也是蜀和楚、和中原有文化淵源與物質交流的一個鐵證。列鼎之一的蓋內有銘文“邵之食鼎”四字，乃春秋戰國楚地流行的字型，“邵”極可能就是楚國貴族三大姓之一的“昭”。該鼎的器物形態與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銅鼎器物特徵也基本相同，說明它是楚器。其餘四個鼎則是仿鑄，無論紋飾，還是鑄造工藝，都大為遜色。
說到蜀中青銅器，不能不提古蜀兵器，說到古蜀兵器，又不得不提一件青銅矛，即成博先秦館展覽的“成都矛”。
切入正題前，我們有必要先來了解一下“矛”。矛是一種純粹的刺殺兵器。其構造簡單，只有矛頭、矛柄兩部分。矛頭又分為“身”和“骹”兩部分。矛身中部為“脊”，脊左右兩邊展開成帶刃的矛葉（下文的“刺葉”即是），並向前聚整合銳利的尖鋒。有的脊兩側帶凹槽，稱“飲血”，為矛頭刺入人體時出血進氣，以減少阻力。“骹”是用來連線脊的直筒，下粗上細，便於裝柄。為防止拔矛時矛頭脫落，有的矛骹兩邊鑄有環狀鈕（下文的“弓形雙耳”即是），可用繩穿過把矛頭牢牢綁縛在柄上。矛柄有木柄和積竹柄兩種。積竹柄是用細竹做柄，打通竹節，竹芯內填充木條，然後用繩裹紮起來塗上漆。積竹柄堅韌而富有彈性，不易折斷，效能優於木柄。
成博這把“成都矛”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上有“成都”二字銘文，極有可能就是成都製造的。1985年，它出土於雅安滎經縣同心村一處戰國船棺墓中。如果不是有“成都”二字，完全可以仿照“蠶紋銅戈”將其命名為“虎紋銅戈”。為什麼？因為顯而易見，其弓形雙耳間的骹面上鑄飾有一隻淺浮雕虎像，一面鑄虎的頭頂和前驅，另一面鑄虎頭的下顎。從矛的側面，參觀者可以清楚看到虎像的全貌，面露兇相，威猛無比。虎頭碩大，身軀長如蛇，蜿蜒至骹的另一面，老虎的長舌則由骹的前部和刺葉取代，虎口大張，露出獠牙，瞪目豎耳，讓人不寒而慄。
無獨有偶，2017年，在清理成都市蒲江縣出土的戰國船棺墓文物時，一把沾滿淤泥與雜物的青銅矛躍入了考古人員的視野，細細洗刷後，發現矛身的中間也刻有“成都”二字。
這兩個“成都”，顯然都是城市名稱。在《莊子》《屍子》《呂覽》等傳世的戰國文獻之中，“成都”二字就已一再露面，但都是“成為都市”的意思，並不特指成都這個地方。“成都”作為地名，則較早見於二十世紀考古發掘的戰國文獻之中或戰國文物之上。1975年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秦墓內出土的竹簡本《南郡守騰文書》中提及了兩次“成都”，該文書作於公元前227年，說明在此之前，成都作為地名就已為民眾或知識分子所知。1985年滎經出土的“成都矛”和2017年蒲江出土的成都矛，其上雖均有“成都”二字銘文，但都無法確定其具體的銘刻年份。1987年在廣元市青川縣白水區出土了一件戰國銅戈，上有“九年相邦呂不韋造……成都”等銘文，因此被稱為“呂不韋戈”。其準確年代為公元前238年，是目前“成都”作為地名最早的文字記錄。本土著名巴蜀文化專家袁庭棟先生《話說四川》一書之《四川、成都和重慶得名的由來》一文稱：成都作為一個城市的名稱，“最早見於《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顯然太過晚出，不足為憑。
代表文物
1980年3月，新都馬家鄉戰國墓出土的五件套列鼎銅器之一。
列鼎銅器之一的蓋內有銘文“邵之食鼎”四字，是春秋戰國楚地流行的字型。
1987年在廣元市青川縣白水區出土的一件戰國銅戈，上有“九年相邦呂不韋造……成都”等銘文，因此被稱為“呂不韋戈”。其準確年代為公元前238年，是目前“成都”作為地名最早的文字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