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偶然的機會拜讀了趙焰的《思想徽州》，感覺從一條相對陌生的路線感受徽州也許是次再認識的契機，於是選擇敲開後門看徽州。
首先入眼的便是粉牆瓦黛馬頭牆，黑白兩種極致色彩的搭配是個永恆的經典，點綴在綠水青山之間，簡約中透出大氣。走進老房子你會發現其實裡邊有很多違揹人本的東西，房間陰晦狹小，像一個陰鷙古怪的老人，令人感到壓抑。我無法想象一輩子待著這種環境中的人能有一顆多陽光的心。
所以在這片土地上才會有用一個個女人血淚，甚至是森森白骨所壘成的貞潔牌坊。“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在這個“理學之邦”更是體現的淋漓盡致，節操觀如同懸掛在婦女頭上的桎梏，自明清以來炙烤出無數慘烈的“節婦烈女”。
歙縣江村的洪氏，十八歲出嫁，懷孕兩月喪夫，一直苦熬到九十八歲，硬是守了八十年的寡。這些女人在丈夫去世後，每天晚上都得面對暗夜的恐懼，精神和生理的熬煎。於是數黃豆的有之，撿銅錢的有之，就是用肉體的折磨來熬過漫漫長夜。眼睜睜，一個女人由少到老，空守幾十年的光陰，守的是一份虛無的愛，守的是一份枯澀的情。
朱熹也是人
“存天理，滅人慾”，要怪就怪這些徽州女人的老鄉，一代儒理學大師朱熹老先生。這位在孔老二廟裡坐第三把交椅的一代宗師，一生沉浮坎坷，他做官有仁政，也有酷刑，讓漳州女人臉上遮著帕子出門，就是朱熹的傑作。
朱熹一輩子都在倡導修身養性，但他本人也曾心智迷亂，納了不該納的妾。而在打擊異己上這些聖人們可謂一脈相傳，滿口仁義道德的孔夫子手段最為直接，讓同為魯大夫的少正卯神形具滅。朱熹沒有這本事，但也不擇手段，為了打擊唐仲友，連嫖妓這種下三濫的栽贓手段都能使出來。其實朱熹並沒有錯，錯的是不該蘸著儒家仁學的水，磨一把道學殺人的刀。為什麼叫“聖人”，除了“聖”的一面，還有“人”的一面，正是印了一句老話“主席也是人嘛”。
賽金花本事
這些女人中有個叫賽金花的就沒有像朱熹倡導的那樣“克人慾，存天理”，在曾是狀元公的男人死後扶柩歸鄉途中潛逃至上海為妓，那年她22歲。由於其頭頂狀元老婆、公使夫人的頭銜，其皮肉生意甚是紅火，人稱賽二爺。八國聯軍血洗京城時，賽金花正好也在，由於懂洋語，和洋人做起皮肉交易來更是得心應手，因此結識德國統帥瓦德西，以致後來給中國文人意淫出無數的傳奇故事。庚子之後，賽金花一舉從普通的名妓升格為“九天護國娘娘”。
依照中國人習慣，對賽金花的這種行為，應該是潑汙水、吐唾沫，再罵上半晌才是，好像中國人的失敗與丟臉，大半是由於這些不知亡國恨的商女。可是不知為何，髒水沒潑出來，這些文人騷客反而以賽金花為中心，演繹出一系列女人救國，確切地說是妓女救國的傳奇故事。在這期間，作為當事的主角賽金花則一直在知趣地順水推舟，作為市場和風月場上的雙料老手，她當然明白這種傳聞對她生意的價值。
當然，高舉禮義廉恥大旗，譴責賽金花似乎也沒道理，至少在今天看來不那麼理直氣壯，
我們不能指望操皮肉生涯的妓女都有羊脂球的覺悟。男人丟了城池，卻讓女人堅守陣地，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問題是事情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預料中的譴責聲不知不覺地變成了頌揚的讚歌，而且唱得響遏行雲，未免讓人感到肉麻。
究其原因，謾罵也罷，頌揚也罷，中國文人的心態其實都是一樣的，帶點酸腐，帶點虛榮，甚至帶點意淫。於是，本該男人負擔的東西卸到女人肩頭去，開始指望義和團用刀槍不入的法術抵禦洋人，然後又指望女人們用身體來救國救民。從《孽海花》到夏衍的話劇《賽金花》，無不在吹捧賽金花，此時的她已經成了整個北京城人的救命恩人。還是魯迅先生一針見血：“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為九天娘娘了。”詩人劉半農也說：“中國有兩個寶貝，慈禧與賽金花。一個在朝，一個在野；一個賣國，一個丟臉；一個可恨，一個可憐”。
當然，這些事情已經和賽金花本人無關，她從來沒有看到過舞臺上的自己，當歌劇《賽金花》在金城大戲院公演達到高潮時的1936年，賽金花淒涼地死在北京的一間骯髒的小屋裡，當時身上唯有破棉被一條。
解讀“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
咋聽起來，“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多少應該同徽州美麗的風光沾點關係罷，其實不然。這首詩詞出自湯顯祖的《遊黃山白嶽不果》，“序：吳序憐予乏絕，勸為黃山白嶽之遊，不果。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
詩一開頭就把徽州描述成一個充滿銅臭味的地方，要沾財氣，多半得到黃山齊雲山之間的徽州去。這一切與風光之美扯不上關係，當時窮困潦倒的湯顯祖被建議到徽州去，是去求當時告老還鄉回到歙縣的許國，以尋求復出的機會。
但湯顯祖始終拉不下臉來求人：都說富貴在徽州，可我一輩子想都沒想過要去徽州。 如今這句話已經成了徽州的旅遊名片，如果老湯九泉下有知，估計也是忍俊不禁。
曾經“徽”煌
不過這詩倒是說出了當時徽州的真實狀況，明清時期徽商名滿天下，富可敵國，徽州自然也成了俗人羨慕的流金之地。
宏村的汪定貴、西遞的胡貫三便是個中翹楚。汪定貴在宏村耗資60萬兩白銀修建了“承志堂”，其設施之完備，令人瞠目結舌，不但有玩麻將的“排山閣”，既然還有抽鴉片的“吞雲廳”。其後又花了很多真金白銀捐了一個“副廳級待遇”，在他身上我們看不到隱居於山水村落的淡泊，只有財富的糜爛和對功名利祿的慾望與追逐。
西遞的胡貫三，比汪定貴更富有，資產折白銀500餘萬兩，位居當時江南六大富豪之一，並與朝中宰相曹振鏞結為兒女親家。為了迎接曹的到來，他在村口大興土木，修建了壯觀的“走馬樓”和“迪吉堂”。站在已經頹敗的“走馬樓”和“迪吉堂”前，看到的不僅是財富的炫耀，還有官商勾結，再有就是金錢在權力面前的自卑。
徽州還有很多的汪定貴、胡貫三，他們將無數的財富堆積在石雕、磚碉、木雕上。這樣的徽派建築，處處透出商人在當時社會中的膽怯和自卑，骨子裡卻充滿著精巧的算計和委屈的心思。
“徽”飛煙滅
徽商崛起的同時，在地球的另一邊，用財富打造的卻是威猛的戰船，航行在太平洋大西洋上，勢不可擋。達·伽馬繞過好望角抵達印度，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麥哲倫完成環球航行，為國家崛起尋找更廣闊的世界。荷蘭商人創造出股份制有限責任公司和證券交易所，英國人頒佈世界上最早的《專利法》，催生了近代科學和工業革命的爆發，法國人提出天賦人權，用啟蒙思想打破中世紀神學枷鎖，開啟了理性的大門，有效的推動近現代社會歷史朝著文明進步的方向發展。
而徽商的“賈而好儒”，在“天理”與“人慾”的糾纏中，已無法提供可以支撐更大社會財富的精神支點，程朱理學的價值觀也承載不了財富的積累，人在面對大量財富時缺乏寬闊的胸襟與大無畏的氣魄。沒有了闊大的人生走向和終極目標，內斂便成了保守，守拙就落為平庸，以致後期的徽州商人，很難有輕靈之氣，整體變得實在而功利。
於是逃避，以一種消極的態度對待財富，成了徽商的共同選擇。迴歸故里，購田置屋，由商人轉為地主，再全力督促子孫讀書，走科舉仕途，借重政治權威保護既得利益。這樣，徽商繞了一個圈又回到了起點，如此往復，徽州乃到我們的民族就這樣與世界漸行漸遠。
從後門進去總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景象，接下去本該談談徽州的風光，但今天我是帶著板凳來罵街的，所以就到此為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