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知道中國人愛吵架，一言不合就開撕、強詞奪理罵人，而且領教過中國人吵架罵人的都知道其殺傷力極大：能吵得天雷動地火，直罵得驚天地泣鬼神。尤其老外，看到中國人那吵架的架勢，大有還沒動嘴就會直接棄權罷吵而退（吵不起躲得起）的衝動。
吵架的標準動作
中國人吵架罵人是有歷史傳承的，無論是文學描寫，還是歷史事實，吵架罵人情節屢見不鮮。如焦大醉罵賈府、孔明罵死周郎、禰衡擊鼓罵曹，更不用說聲名遐邇的駱賓王撰文怒罵武則天了，這些都是赫赫有名載入史冊的罵人經典。
吵架罵人不僅是個技術活，還需要豐富的知識和極高的技巧，更重要的是要嘴巴快、臉皮厚、豁得出去。要罵得狠、罵得毒，一針見血、一刀致命。罵得對方張口結舌、語無倫次最好；若能罵得對方直翻白眼、當場吐血而亡，則是至上極品。因此，需要極高的綜合素質和能力。
吵架的常規話術
被罵時你若不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罵回去，卻還需要思考，那你就輸定了。
凡經歷過吵架罵人場合的，無不大開眼界（有機會的話，各位看官一定要經歷一次經典吵架場合哦），看到那不假思索、張口即來、口吐蓮花的陣勢，真切證實了自己的語文確實是體育老師教的，而且還捎帶懷疑上了《康熙字典》可能是假的。
吵架的慣用姿態
據本人考證，吵架罵人可以大致分為四類：蘇軾孔明類的文罵、張飛式武罵、潑婦罵街式的髒罵、以及咒人式的毒罵。
其實，蘇軾、孔明、禰衡、陳琳、駱賓王式不帶髒字的文罵需要極高的素養和才華，凡人難以企及，可惜已經失傳。如今剩下的只有髒罵和毒罵了，連武罵都配不上。
孔明罵死周瑜
禰衡擊鼓罵曹
但無論什麼罵，都屬於中國特色。
所以，外界有傳言：外國人怕吵架，中國人怕講理。
西方人最怕跟中國人吵架，不僅不講道理的吵架鬧哄哄特煩，而且面對吵架神經元超常發達的中國人，笨嘴笨舌的老外能幹瞪眼而不翻白眼已經託耶穌基督的福了；而中國人也最煩西方人講理，與其費腦細胞引經據典囉哩吧嗦，還不如痛快淋漓吵一架過癮。
中國人不僅好吵，而且還特能吵。往往會越吵越高昂，越吵越激動，越吵越生氣，越吵越厲害，甚至吵出“技術要領”和“吵架寶典”來，十八種招式樣樣全。吵不過，就換個招式，滿地打滾撒潑。再不行，就上下其手拳腳相加。從動口到動手，小事往往吵成大事，大事吵成難以收場的爆款絕事，最終以暴力或兩敗俱傷收場。
吵架的結果要麼是兩敗俱傷，要麼和稀泥。無論怎樣，事情本身卻往往不了了之。即使吵贏了，也贏得憋氣，輸得窩火。結下樑子後，雙方會從此變成仇人，還會時不時相互挖坑使絆子，從而演變成世仇。
雖然中國人也講究“有理不在聲高，無理寸步難行”，但日常生活中卻反而並不習慣透過講理來解決糾紛或矛盾。遇到糾紛，首先想到的便是情緒的宣洩，而不是客觀冷靜地理清問題癥結所在，從而找到解決問題的路徑。
既然要宣洩情緒，就要從氣勢上壓倒對方，而不是從道理上去說服對方。於是，被情緒支配的大腦便處於真空狀態（也就是所謂喪失理智的失控狀態），什麼不過腦的話都能說得出來，甚至不惜自扇耳光醜態百出。
而且，往往是越無理的人聲音會越大，越聽不進別人所講的道理，只能靠吵架撒潑來宣洩，不給對方展示有道理的機會，不然，自己輸理豈不既丟臉又丟面子——這是萬萬不可的大忌。
而希望理性解決問題的反而會冷靜無聲——真應了那句“無理取鬧”和“有理不在聲高”。
其實，講道理本質上是要解決問題以求達到雙贏。而吵架卻只想自己單方面贏，便試圖透過無理取鬧的吵罵來掩蓋真實問題，稀裡糊塗地讓問題本身不了了之。
這也是為什麼中國人解決問題往往會越“解決”問題越多、越“解決”事情越複雜，因為會牽扯到越來越多原來根本沒解決得了的隱藏問題——這才有了鄭板橋的一句“難得糊塗”千古名言，也成了中國人明哲保身的混世守則。
其實，中國人也不是不講理，而是不會講理。
有心人常常會看到，有些人吵架時一套接著一套都不用停頓打標點符號的，可一旦講起理來便立馬變得張口結舌不會說話了。
愛吵架，不講理，不是什麼心理毛病，而是一種思維缺陷。
講理需要理性思維，而這恰恰是中國人的短板。
華夏文明是建立在農耕文化基礎之上的，農耕文明的最大特色是基於熟人之間的熟人圈文明，鄉里鄉親相互交往以親情、感情和承諾為重。遇到事情，熟人之間帶個話或打個招呼就可以搞掂；攤上糾紛，只要沾親帶故，事情解決起來往往會輕鬆很多，什麼規章制度都會撇到一邊。雖然如今傳統的東西已經日薄西山、日漸稀少。但幾千年的傳統已經植入中華民族的基因，成為了中華民族日常習慣和難以消除的特性。因此，千百年以來，中國人一直是偏於感性的，日常生活中感性重於理性。
農耕文明需要的是親朋和熟人間的協作
這不同於建立在陌生人之間的歐洲海洋文明，他們相互之間的交往大多屬於相識不久的合作伙伴或根本不認識的異國他邦的陌生人，相互之間本沒什麼深厚交往，也就談不上什麼交情或感情。因此，他們相互交往的基礎只能基於信用或契約。遇到糾紛，只有靠白紙黑字的契約來說話。對中國人來說許個諾就成的事，西方人得寫個字據以備萬一，什麼交情、口頭之約一錢不值。因此，西方人偏於理性，日常生活中理性重於感性。
海洋文明是以陌生人之間的貿易和交往為
中華文明的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偏於感性，從而導致中國人天生就不善於進行理性思考。即使試圖講理，也難以做到完全拋開情感去純粹講理，常常不自不覺地參雜著個人情感，講理還得顧情面，否則會讓人覺得不近人情豬狗不如，這也導致對方也很難以純理性相待——既然你帶有自己感情，為何就不考慮我的感受。這樣一來，理中有情、情中有理，情理難分，中國人就陷入兩難處境，弄得不知如何講理了。
正因為這種思維缺陷，遇到問題便常常會陷入爭吵，往往爭著爭著就會相互吵起來，甚至吵到都忘記是為什麼而爭、為何而吵。
吵架完全是情緒化的產物，而情緒是由感情支配的，越是親人之間，反而越難以試圖透過講理來解決問題。因為，親人之間，情感越深，夾雜的情感就越多越複雜。感性會佔據上風代替理性，所帶動的情緒更會導致失去冷靜從而喪失理性——這才有了“清官難斷家務事”之說。
這種吵架模式也是西方人最看不懂的地方，明明一張律師函法庭見可以輕鬆搞定的事，為什麼非要這麼魚死網破地撕破臉呢？
這恰恰反映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了。在外國人看來講道理或上法庭打官司都是輕鬆簡單的平常事，可在中國人看來卻是件難度極大、一點也不簡單的複雜事。
而上法庭打官司更是件不能啟齒提及的嚴重之事。
首先說說講道理，講理需要動用理性思維，而偏於感性的中國人對此卻不擅長。熟人文明下形成的慣性思維，情勝於理，只談感情莫論其它。在重視情感的中國人看來，道理是跟“外人”才講的，“撇開感情講道理”屬於“無情”的表現——跟我講道理不是對我沒“感情”就是把我當成了外人。
俗話說，“家不是用來講理的地方”。尤其情侶或夫妻間，千萬別動不動就講理。遇到事情時，偏於理性的男人常常想透過講道理來解決問題，而偏於感性的女人則不同，她希望透過傾訴或表達情緒來獲得情感上的慰籍。
這就造成男女的思維差異——男人來自於火星，女人來自於水星。
所以，夫妻吵架絕對不能講道理，一講理就生分。只能越講越僵，越講越生氣。因為，你只關注於理的方面，而對方想要的卻是情。你豈不是牛頭不對馬嘴。
你在認真跟她講理時，你以為她瞪著一雙大眼睛直盯著看你是在認真聽？錯，那是一雙驚訝而怨恨的大眼，你說的其實一句都沒入她耳——“哼，對我根本就沒感情，不愛我，才會講出這一套一套的理”。與其苦口婆心冷靜講道理，還不如轟轟烈烈地來一次大吵大鬧更直接徹底。俗話不是說“打是親罵是愛”、“吵吵鬧鬧，白頭到老”嗎？！
情侶之間，處理得當、恰到好處的吵架恰恰是感情的升溫器。
既然戀愛時是不理性的，那麼就不要試圖用理性來解決戀愛中出現的問題，否則，只會越講道理感情越亂。
因此，往往發生這樣的詭異現象，終於費盡口舌將理講清楚了，情卻沒了，緣分也走到頭了。
電影《大話西遊》—妖怪不堪忍受唐僧的嘮叨而自殺
越講理，往往會讓人越絕望。《大話西遊》裡被囉嗦唐僧講崩潰的至尊寶和講自殺的妖怪就是例證。
西方服理，中國服情。在中國，不講情面是很難混下去的，只要講情，一切都好說。若講理，那就表明是要不講情面撕破臉，那就得好好掰扯掰扯。因為，在“華夏熟人文明”下的中國人看來，“講理就是不留情面”，只有撕破臉不論任何情面（也意味著將你當成了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才會去講理，這是件很嚴重的事情。
講理是無情
的
表示，那上法庭打官司就是絕情的宣判了。中國民間流傳“窮不打官司，富不告官”之說，尤其親朋好友之間，無論打贏打輸，都意味著徹底斷交，連朋友都沒得做了。在中國人看來，不論原告還是被告，也不論輸贏，只要攤上官司都是很丟人的事。在熟人社會里，低頭不見抬頭見，會顯得特別尷尬彆扭。
隨著中國越來越多地接觸外來文化和融入國際社會，社會交往和活動也已經不再依附於熟人圈，透過吵架、撒潑、謾罵這種模式解決糾紛已經越來越少。雖然說要兼顧中國國情，但無論朋友之間還是與陌生人之間，心平氣和地透過理性思維講道理也越來越成為解決矛盾和糾紛的常規操作。
而且，這種透過理性方式解決矛盾和糾紛也才是消除誤解、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也是融入國際社會、開展國際交往與合作的基本路徑。
按照人類學家L。H。摩爾根理論，人類經過了矇昧時代、野蠻時代，已經進入了文明時代，吵架罵街顯然屬於應該被唾棄的不文明行為，而且純屬逞口實之快，根本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但令人遺憾的是，現如今，社會上吵架罵人行為卻仍屢見不鮮。“有理走遍天下”，只有無理或講不出理才會採用吵架罵人這種很low的方式。
感謝網路圖片作者，如侵權，望告知，即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