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幸福是合於德性的實現活動，財富本身並不是目的，是通向幸福之路的手段，是幸福的充分條件而不是必要條件。幸福與人的智慧、公正和節制等高尚品質直接相關。創造財富、佔有和享用財富是人們獲得幸福的客觀基礎，然而由財富到幸福尚需要對財富的理解以及享用財富時所具備的心性修養以及內心體驗。
其實，幸福本身就包含在堅持自己正確的理想、把個人的幸福改造為追求社會幸福的體驗之中。羅曼羅蘭說：“在眾人之中活著，就是幸福。為了眾人而活著，就是義務”。馬克思認為，“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起來的人是偉大的人物；經驗讚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屬於千百萬人”。
對此，亞里士多德也有深刻的闡述。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幸福固然與財富有關，但更與德性相聯。幸福是一種合德性的實踐活動。亞里士多德一方面也認為“幸福也顯然需要外在的善。因為，沒有那些外在的手段就不可能或很難做高尚（高貴）的事。許多高尚（高貴）的活動都是需要有朋友、財富或權力這些手段”。亞里士多德強調財富對於靈魂善的幸福的工具價值。但同時，“財富顯然不是我們在尋求的善。因為，它只是獲得某種其他事物的有用的手段''。
由此，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幸福是人類最高的目的，財富是實現幸福的手段。而透過德性對財富觀的積極影響提升人們對好的生活乃至於幸福的體驗，是實現財富與幸福和諧共生的根本之所在。“慷慨是在財物方面的中庸之道”。“一個人能對財富最好地使用，也就具有了在財物方面的德性，這樣的人也就是慷慨的人。對財物的消費和給予屬於使用，對財物的接受和儲存屬於佔有。因此，和有其所應有，不有其所不應有相比，給予所應給的人則更加慷慨。良好的動作比良好的承受是更大的德性。較之不做可恥的事，高尚的行為是更大的德性。善良的活動、高尚的行為屬於給予。而善良的承受和不做可恥之事屬於接受。人們稱讚前者，因為不取比給予更容易些。人們稱給予者為慷慨”。
富人在人類歷史上出現很早，但在近現代以前，它作為財富的代表長期受到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和宗教等多方面力量的排斥和打擊氣在西方，柏拉圖就認為鉅富於子女國家均無好處。對富人的質疑一直相伴相生，認為富人難以成為善人，鉅富與幸福也不一定相容。西塞羅認為，只有賢者才是真正的富人，公開貶斥工商業者等現實生活中的富人。基督教更是公開拒斥富人。
在《聖經》中就有“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的名言。中世紀早期的神學家們宣揚積累財產與信仰上帝是對立的。文藝復興後，富人們的這種艱難狀況才得以改善。“凡從事有益的社會勞動，以財富著稱的人，不應受到責備，而應把他們作為值得尊敬和有用的人來支援”。尊重富人讚美富人觀念出現後很快就盛行，財富的力量迅速獲得發展的空間。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興起，財富勢力更是迅猛崛起。
布羅代爾認為，歐洲從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程序中，富人們的資產階級是以家族的形式、一代又一代逐漸增加自己的財富和影響，最後躋身於上流社會。而在歐洲之外，富人們的發展則遇到難以突破的障礙。在中國，科舉制雖然打開了通往高官厚祿之路，但登上官位獲得的利益僅及於自身很難做大，並且官員的非世襲制度也阻止了財勢大的家族的發展。中國的國家政權從來都毫不解怠地反對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只有日本是一個例外。
恩格斯在評價商人的革命作用時說：商人對於這樣一個在一切其它方面都很安定，特別是世代相傳安安定定的社會來說，是一個革命的要素。但由於中國富人們的商人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第一，因其對封建結構的依附性，它必然要遭到權力的肢解。中國傳統社會強大的國家政權或把富人視為引起土地兼併、與國家爭奪賦稅的因素，或把富人勢力視為與政治權力相抗衡的異己力量，以致於對富人們的打擊和限制一直沒有停止。
第二，因其不能擺脫傳統低賤身份的陰影，它必然要遭到社會主流價值的肢解。中國傳統主流文化價值觀在富國富民與富家之間強調富國富民，在富與均之間強調均。均貧富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深厚的平均主義傳統的國家中有著深感的歷史土壤。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會打著“均貧富”的旗號，富人們自然會成為眾矢之的。這種主流價值觀對富人的發展形成文化上的壓迫。第三，因其自身的缺陷如對炫耀性消費的追求必然為自身的行為所肢解。身處社會底層的商人們沒有權勢，但有錢財，可以象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們衣必文彩、食必梁肉、乘堅策肥、履絲曳編。
在對公侯貴胄的奢華消費的模仿中，商人自動地肢解了商人資本。劉禹錫《賈客詞》中描寫了賈客“妻約雕金釧，女垂貫珠纓”、“行正皆有樂，關梁自無徵”的享樂生活。白居易在《鹽商婦》中展示了鹽商眷屬豪華奢侈的生活“本是揚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綠鬟富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窄。前呼蒼頭後叱婢，問爾因何得如此？”。商人對奢華生活的熱衷，使得商人資本在積聚的過程中始終指向消費而不是作為增殖的一個環節。另外，中國傳統社會的家財均分等制度設計都會使財富的力量受到破壞而很難提升自己的影響。
在多重壓力下，中國的富人並沒有成為歷史發展的槓桿，相反，它始終只是作為一種被社會摒棄的異己力量，苟活在封建結構的夾縫中。由此，中國富人不可能掃負起改造傳統社會經濟結構的使命，甚至難以完成資本主義發展重要前提之一的資本原始積累的重任。中國富人要想成長壯大更是難上加難，似乎只有富人范蠡成就了另類風流。
越國大夫范蠡一度棄官從商，三致千金，自詡：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司馬遷讚揚他說：“范蠡三遷，皆有榮名”氣所謂三遷，是說他一生有三次大的變遷：第次是赴越求官，官至上將軍；第二次是至齊；第三次至陶。都是棄官務商，皆有榮名。范蠡作為當時的中國首富棄官從商，使他從輝煌走向輝煌。然而，在傳統社會里，歷代執政者對他的所作所為有所讚揚，但並不仿效。人們記住他的往往更多的還是他與西施的浪漫故事。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悲歌，時代的辛酸。
在中國傳統的經濟思想中，也出現了一些保富的思想和為富人辯護的觀念。如韓非就公開肯定貧富存在的合理性。“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飢饅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征斂於富人以佈施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而司馬光則提出“貧富相資”，認為富人和窮人是互相依賴。“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富人離不開窮人，窮人也要靠富人才得以生存。
宋代葉適更充分地論述了富人的社會作用，提出富人是貧民的養活者，是國家的財政基礎，是國家之本，得出了“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的結論：“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為耕，藉資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有甚者，庸作奴婢，歸於富人；遊手末作，徘優伎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但在強大的均貧富的思想下，尊重富人為富人辯護的聲音太弱，商人也很難走出歷史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