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於《書法研究》總第140期
作者 張國宏
［內容提要］
王羲之以其對中國書法無與倫比的貢獻，取得了難以動搖的“書聖”地位。王獻之審時度勢，繼續沿著古質今妍的道路發展，並開創實用性與藝術性高度結合的行草體，終於也取得了其應有的歷史地位。在此框架內，從歷史機遇、傳世作品、精神氣質、書法風格、歷史貢獻、歷史地位六個方面對二王父子進行比較研究。
［關鍵詞］ 古質今妍 內擫法 外拓法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小字阿菟，山東琅邪臨沂人（今屬山東費縣）。王獻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第七子。父子倆生卒年代都有爭論，現在一般採用唐代張懷瓘《書斷》的說法。
琅邪王氏是西晉的豪門大族。王羲之的祖父王正，曾任尚書郎。叔祖王澄任荊州刺史。父王曠做過淮南、丹陽等地的太守，曾參與朝廷大計，是晉王朝南遷的策劃者之一。王羲之的堂伯王敦、堂叔王導都做過丞相，堂叔王廙官至荊州刺史。當時社會上有“王與馬，（指司馬氏）共天下”的說法，就是因為王氏家族初過江時是一枝獨秀，從將軍、尚書到刺史、丞相，位居要職者，高達二十多人，基本上壟斷了朝廷的政治和經濟大權。王家還透過聯姻，不斷鞏固家族的地位。如：王羲之娶了太尉郗鑑之女郗璿，他們的次子王凝之娶了丞相謝安的侄女謝道韞。王獻之與表姐郗道茂離婚後，與簡文帝之女新安公主結婚，成了駙馬。他們的女兒神愛公主後來被晉安帝立為皇后。
二王父子仕途都很順暢。王羲之二十二歲開始走上仕途，當上秘書郎。二十八歲任江州臨川郡太守。三十二歲任徵西將軍庾亮的參軍、長史，後又升遷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四十六歲時，經好友殷浩推薦，任護軍將軍。後又轉任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故後人稱他為“王右軍”。據《晉書·王羲之傳》記載：王獻之“起家州主簿”。後又歷任建威將軍、謝安長史、吳興太守。二十九歲與簡文帝之女新安公主結婚。三十五歲時“徵拜中書令，”故後人稱他為“王大令”。四十三歲獻之死於任上。
王氏家族不僅在政治上地位顯赫，而且因書法人材濟濟而蜚聲書壇。
王羲之的父輩王曠、王敦、王導、王廙皆有書名。《淳化閣帖》中有王敦、王導、王廙書跡。王羲之從小受到良好的藝術薰陶，據史料記載，他七歲開始習字，不久就師從當時著名的書法家衛夫人。衛家也是名門望族，世代善書，衛夫人擅長楷書，並有書論《筆陣圖》傳世。同時王羲之還向叔父王廙學習書法，南朝宋書家羊欣《採古今能書人名》稱王廙“能章楷，謹傳鍾法”，與衛夫人同以擅長鍾繇楷法而名揚四海。王廙見侄兒“書畫過目便能”，大為驚訝，發出由衷的讚歎：“餘兄子羲之，幼而歧嶷，必將隆餘堂構。”（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王獻之學習書法的條件更為優越。他五歲就開始學習書法，衛夫人（衛鑠）還特意書寫一篇《大雅吟》送給他。此時王羲之已四十六歲，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王羲之親授愛子，並親書《樂毅論》作為範本。王獻之天資過人，從小深得羲之賞識。相傳獻之七八歲時，其父出其不意，從其背後拔其筆桿，意在試其筆力如何，獻之筆不脫手，羲之嘆曰：“此兒後當有大名。”王獻之十歲時，還隨父親及兩位哥哥（凝之、徽之）參加了蘭亭盛會。
王羲之有七子，依次為玄之、凝之、渙之、肅之、徽之、操之、獻之。宋代黃伯思《東觀餘論》稱他們“皆得家範，而體格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逸少之書，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其中當以獻之得其源為高，因為獻之得源之後，繼續變化發展。除父兄外，對獻之書法產生影響的人還有很多。外公郗鑑、母親郗夫人、舅父郗愔、郗縣、從父王恬、王洽、王劭、王薈、嫂嫂謝道韞、保母李如意皆有書名。
自二王父子步入書壇，千百年來中國書法便與之發生了不可分割的聯絡，對二王的研究也不斷深入。本文將從歷史機遇、傳世作品質量與數量、精神氣質、書法風格、歷史貢獻、歷史地位六個方面對二王父子進行比較研究。
歷史機遇比較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書法史上各體書法交相發展，並日趨成熟的時期，也可以說是蛻變時期。它是在漢代書法發展的基礎上，完成了漢字書體的演變，篆、隸、真、行、草，諸體俱備，日益完善。
魏晉時期的隸書，已經走上了程式化的道路，藝術魅力迅速下降。它的字形偏扁，橫向取勢；收筆又朝上作分勢，對直行書寫來說，很不方便，隸書被楷書取代是勢在必然。
楷書演變的成功離不開鍾繇、王羲之這兩個承前啟後、巍然卓立的大書法家的傑出貢獻，鍾繇“從“法”字上改變尚扁尚平的字型，從章法上改變行近字遠的布白，從筆法上改變蠶頭雁尾的書寫方式，把隸書的整齊方正的美變為楷書的縱橫可象的美，韻味更濃更淳。”①鍾繇的楷書已經很成熟，十分古雅。所謂古雅也就是稍帶隸意。王羲之楷書主要得力於鍾繇，然後“增損古法，裁成新體。”（張懷瓘《書斷》）也就是去掉了鍾書中的隸意，創造出遒美流便的今體，使楷書完全成熟。
魏晉時期的行書也在隸楷的遞變中，由發展走向成熟。行書大約起源於東漢後期，相傳為東漢的劉德昇所創造。實際上行書在其形成過程中，有兩條不同的發展路向：其一，它是在由隸書到楷書的演變過程中產生的，這是一種在民間流行的非隸、非楷的簡捷的手寫體，可稱作“前期行書”。其二，是在隸書演變成楷書之後，由楷書簡捷流便寫出來的書體，這是一種基本脫盡隸法的行書，可稱作“後期行書”。當時的行草書，雖然都已初具規模，但不同程度上都帶有隸書的烙印，能將前期行書與後期行書有機結合起來，使其成為一種完全成熟的書體的傑出代表就是王羲之。行書經過王羲之的創新，變古質為今妍，形成了一種俊逸、雄健、流美的書風，對書法藝術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隨著楷書取代隸書，今草取代章草也是必然的趨勢。東漢開始流行的章草，到了西晉時逐漸起了變化，即向今草轉化。到了東晉，以王羲之為代表的東晉書家提純了今草的寫法，主要也是去除了隸意，加強了使轉，使其筆勢連綿不斷。在結體和線條的把握上，非常準確精到。王羲之的草書平和灑脫、典雅飄逸，藝術水平極高。
世上萬物大都始於漸變，而終於突變，書法亦然。在各種書體演變過程中，是王羲之抓住了書法發展的脈搏，推動了字型的突變。這種機會是千載難逢的，它既需要歷史機遇，更需要超人的智慧、非凡的勇氣、傑出的創造力。所以，當王羲之將自己的藝術活動與時代需要緊密結合時，就創造出了驚人的藝術成就。
王獻之就沒有這樣好的運氣了。他比王羲之小四十多歲，到他成年時，各種書體的演變，基本上已由其前輩書法家完成了。從東漢到東晉幾百年間，書法創作很繁榮。唐朝張懷瓘《書斷》列為神品書家的二十五人中，大都為魏晉南北朝書法家。唐竇臮《述書賦》所說的“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謝之盛，八王之奇”，就是指當時東晉王朝王、謝、庾、桓四大名門中的二十一位書法家。這時期可以永載史冊的書法家有：杜度、崔瑗、張芝、蔡邕、梁鵠、劉德昇、鍾繇、衛覬、韋誕、衛瓘、索靖、皇象、衛夫人、王羲之、謝安、王獻之、王珣等。為什麼與王獻之同時期的書家能上榜的寥寥無幾呢？就是因為前輩書家歷史機遇比他們要好，作出的貢獻也比他們大。
王獻之的前輩中還有一位叫王洽的堂叔，他是丞相王導之子，又是《伯遠帖》書寫者王珣之父。王家後代南朝齊書法家王僧虔在其《論書》中稱：“亡曾祖領軍（王洽）書，右軍雲＊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盡猶法鍾張。””實際上，已將王洽放在僅次於王羲之的地位。張懷瓘《書斷》稱：“逸少與從弟洽，變章草為今草，韻媚宛轉，大行於世。”也充分肯定了王洽對書法變革的重大貢獻。由此可見，雖然王獻之與其父輩前後只相差幾十年，但他們的歷史機遇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傳世作品比較
王羲之雖然沒有真跡傳世，但唐代摹本及各種刻本非常之多，而且質量非常之高。舉世矚目的《蘭亭序》，它的各種摹本、刻本完全可以開設一個《蘭亭序》博物館了。唐代摹本，在大陸及臺灣的有《寒切帖》、《姨母帖》、《快雪時晴帖》、《平安三帖》（《修載》、《何如》、《奉橘》三帖）、《遠宦帖》、《神龍本蘭亭序》等；在日本的有《喪亂》、《二謝》、《得示三帖》、《頻有哀禍帖》、《孔侍中帖》。著名的刻本有：《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像贊》、《十七帖》、《定武蘭亭》、《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興福寺碑》等，北宋《淳化閣帖》中《旦極寒帖》、《近得書帖》、《昨書帖》、《建安靈柩帖》、《追尋傷悼帖》、《適重熙帖》，以及北宋《寶晉齋帖》中的《王略帖》、《裹鮓帖》等。
“二王”書法墨寶，經歷了桓玄失敗與蕭梁亡國兩次災難，損失非常嚴重。唐初，唐太宗盡力收藏，內府藏品數以千計。但因唐太宗褒羲之，抑獻之，致使王獻之的書法有的被隱去名字，有的被改作他人作品，又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所以，現存的王獻之書法珍品較少。王獻之著名的書跡，有墨跡本《鴨頭丸帖》，唐代摹本《廿九日帖》；刻本《洛神賦十三行》、《十二月帖》和《授衣帖》。王獻之有影響的作品還有《地黃湯帖》、《送梨帖》、《東山帖》、《鵝群帖》、《蘭草帖》、《舍內帖》、《保母磚志》等。
書法作品的流傳受到社會條件的制約，但它又對社會產生很大影響，它也是決定書家社會地位的因素之一。從作品流傳情況看，王獻之傳世書法的質量與數量實在是無法與其父親相提並論。
精神氣質比較
二王父子都具有超凡的精神氣質。《晉書·王羲之傳》稱王羲之“幼訥於言，人未奇之。·····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大凡少時沉默寡言者，多深沉而善思想者，這一類性格發展成為“骨鯁”也是合乎情理的。《王羲之傳》記載了兩個流傳很廣的故事：“太尉郗鑑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導令就東廂遍觀子弟。門生歸為鑑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鹹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袒腹食，獨若不聞＇。鑑曰：“此正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 以女妻之。”如此不拘禮法，充分顯示了王羲之“骨鯁”的性格。
王述與王羲之皆為名士，但王羲之看不起他。“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己，輒灑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王羲之從本性出發，對地位高於自己的人也如此不屑一顧，完全不考慮政治前途，一代名士的傲骨顯露無遺。
南朝宋虞龢《論書表》中也記載著幾個關於羲之的故事。“羲之罷會稽，往蕺山下，一老嫗捉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雲值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為五字，嫗大悵惋雲：“舉家朝餐，惟仰於此，何乃書壞。＇王雲：“但言右軍書字，索一百。”＇人市，市人競市去。嫗復以十數扇來請書，王笑而不答。”又“羲之性好鵝，山陰縣禳村有一道士，養好鵝十餘，右軍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往半日，為寫畢，籠鵝而歸”。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億甚盛，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棐床幾，至滑淨，乃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還家，其父已刮盡，生失書，驚懊累日”。從故事中我們可以發現，王羲之的灑脫，是發自內心深處的，極其自然的，這是一種只有真正名士才具有的風流。
《晉書·王羲之傳》稱王獻之“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閒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獻之也深得名臣謝安賞識，據《世說新語·品藻》記載，王黃門（徽之）兄弟三人詣謝公（謝安）、子猷（徽之）、子重（操之）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問：“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晉書·王羲之傳》記載：“謝安甚欽愛之，請為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為長史。”
王獻之遇事不驚，從容不迫，很有名士風度。《晉書·王羲之傳》記述：“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淨。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虞龢《論書表》記述：“王子猷（徽之）、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之敬神色怡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王獻之才高氣盛，不畏權貴，而且敢說敢為。據虞龢《論書表》記載：“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雲：“故當勝。”安雲：物論殊不耳。”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張懷瓘《書斷》稱：當時人們向王獻之求書法，很少有人如願，“雖權貴所逼，（獻之）靡不介懷。”據《晉書·王羲之傳》記載：“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魏仲將（誕）懸凳書之。比訖，須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王獻之做過謝安長史，能如此直言，確屬不易。
王獻之又很有傲氣，但有時不守禮法，近於佯狂。劉謙之《晉記》稱：“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世說新浯·忿狷》：”王公（獻之）詣謝公（謝安），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並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謝安之侄）曰：子敬實自清立，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謝安對他的批評也可以說不輕了。《晉書·王羲之傳》記載：王獻之“嘗經吳郡，聞顧闢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闢疆方集賓友，而獻之遊歷既畢。旁若無人。闢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從以上兩例子看，獻之對人傲慢，有時確實有些出格了。
書法風格比較
二王書法的共同之處都在於表現了藝術內容的實在性、表現方式上的理智與客觀。我國古代書法始終沿著一條從繁到簡、從質到妍的道路發展。虞龢《論書表》說：“夫古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父子之間又為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王羲之書法把握住古質今妍的發展規律，“兼撮眾法，備成一家”。王獻之書法的可貴之處則在於能沿著古質今妍道路繼續發展，並能衝破父親的藩籬，自創風格。他那疏曠不羈的性格，反映在書法上就是更加宏逸開張。可以說，王獻之是當時古質今妍轉變中走在最前列的人。羲之和獻之相比，羲之為古，獻之為今。前人稱獻之“變右軍書為今體”，也就是這個道理。對二王書法風格，黃庭堅曾有妙喻：“餘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如左氏，大令似莊周也。”（《山谷題跋》）王羲之書法含蓄靈和、內涵風骨，如《左傳》述事精妙優美，得“立言高標，著作良模”之稱；王獻之草書縱逸豪邁、風流俊美，似《莊子》為文恣肆，意到筆隨，有“汪洋闢闔，儀態萬方”之譽。黃庭堅以左氏、莊子比作二王，甚為確當。
要分清二王書法的差異，一定要分清內撅法與外拓法的區別。大凡筆致緊斂，是內撅所成；反之，必然是外拓。王羲之書法“剛健中正，流美而靜”，使用的是內擫法；王獻之書法“剛用柔顯，華因實增”，使用的是外拓法。沈尹默強調“內撅是骨（骨氣）勝之書；外拓為筋（筋力）勝之書。······內擫近古，外拓趨今，古質今妍，不言而喻”。（《二王書法管窺》）我們如果把二王書法中的楷書《樂毅論》、《洛神賦十三行》與草書《十七帖》、《十二月帖》進行一番比較就能看出內撅與外拓的差別。王羲之的書法筆致緊斂，轉折處以頓筆方折居多，故剛健中正，其特徵是動中有靜；王獻之的書法筆致放縱，轉折處提筆暗過，以圓轉居多，動態特徵更加明顯。
歷代名跡中，凡學大王者，用筆多內撅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度。學小王者，多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歐陽詢行書《夢奠帖》取法大王《何如帖》之類作品，為典型的內撅法；《中秋帖》節臨王獻之《十二月帖》，為典型的外拓法。。唐太宗的《晉祠銘》取法大王較多，以內撅法為主；而其《溫泉銘》取法小王較多，以外拓法為主。《唐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刻碑在武則天時期，懷仁忠實地摹刻王羲之書法，所以內擫特徵明顯；唐大雅集王羲之《興福寺碑》刻碑在唐玄宗時期，大雅集字是採用臨摹結合的方法，相對較隨意，字型也稍放縱。所以，同樣是集王羲之書法，兩碑的風格差異就很明顯了。
歷史貢獻比較
王羲之被尊為“書聖”已有一千多年了，這不僅是因為他達到了其他書家難以企及的絕對高度，更重要的是他對中國書法的巨大影響和卓越貢獻。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是王羲之透過藝術手段，使漢字的真、行、草三體形成了獨立機制。從王羲之的師承看，他得益於帶有隸意的前輩書法；而他的貢獻卻是在歷史的轉折關頭，開一代新風。他基本上清除了點畫、結構和章法上的隸書痕跡，把楷書和行書推向成熟。
第二，是王羲之將真、行、草三體高度藝術化，達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他根據當時東晉士大夫階層的審美意趣和思想感情，將漢魏以來凝重質樸的書風，變成了流麗而遒勁的新體，他的草書“濃纖折中”，正書“勢巧形密”，行書“遒媚勁健，”這些書體都大大超出了同時代書家的水平。故張懷瓘《書斷》贊曰：“千變萬化，得之神功，非自造化發靈，豈能登峰造極。”王羲之書法中高度成熟的、極富變化的筆法、結構和章法，已成為後世百代師法的楷模。
王獻之對書法的貢獻，首先是對王羲之所創造的新體繼續進行改造，也就是將王羲之筆致緊斂的內撅筆法，演變成為縱逸流暢的外拓筆法；將王氏書法演變成為筆跡流澤、婉轉妍媚的新體裁。王獻之對書法藝術有很強的感悟能力，又有創造性的見解，早在十五六歲時，他就建議其父親改體：“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頗異諸體。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張懷瓘《書估》）實際上，王獻之向父親所建議的道路，正是中國書法順應古質今妍發展的道路，是一條推陳出新的道路。沈尹默先生指出“內撅近古，外拓趨今，古質今妍，不言而喻”。（《二王書法管窺》）二王書法相對於前人，有古今之別；而父子相比較，又成新的古今。果然，在王羲之去世一百多年後，世人嫌王羲之的書風古質，將興趣轉向“用筆外拓而開廓，散朗而多姿”的王獻之書法。對這種現象，也就是虞龢所說的，“夫古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當然，王羲之能成為“書聖”，是靠其書法有著強大的藝術生命力，但要說起弘揚王氏一門書法，是離不開王獻之的傑出貢獻。
其二，王獻之在繼承父風的基礎上，創制了一種新的行草書，也就是神峻流暢的“大令體”。這種行草書體，打破了書體的界限，流便簡易，可草可行。它隨意而書，並能傳情達意，給書寫者有極大的迴旋餘地。張懷瓘在《書議》中寫到：“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草行。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行草，又處其中間。”王獻之所創行草書體，雖然不能與真、行、草、隸、篆這些大書體相提並論，但它能使二王書法體系進一步得到充實完善，是一種非常實用的書體。王獻之所創的書風，也正是東晉以來書家所追求的一種新的書體風格。張懷瓘稱其筆法和體勢，是當時“最為風流者也”。後來自晉末到六朝，書家都崇尚這種新書風，使獻之名聲更加顯赫。
歷史地位比較
王羲之書法成功之後，引起了朝野各階層人士的心理共鳴與崇尚，包括那些書法世家的子弟，也都學習王字。據虞龢《論書表》記載，當時大書法家庾翼在荊州為官，見庾家子弟，不繼承家傳而學右軍，憤憤不平地說：“小兒輩乃賤家雞而愛野鶩，皆學逸少書。須吾還，當比之。”後來他在其兄庾亮處見了王羲之給其兄的書信，乃歎服，並寫信給王羲之：“吾昔有伯英（張芝）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常痛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庾翼是“四庾”之一，書名原在右軍之上，右軍書法能使其內心折服，確屬不易。
王羲之書法取得了他人難以比擬的成功，但其確立書壇盟主地位卻不是一帆風順的。整個南朝學習王獻之書法的人眾多，王羲之的地位受到了兒子強有力的挑戰。根據史料記載，晉末以來乃至整個六朝，都崇尚華美的書風，使王獻之書名大顯於世。南朝書家孔琳之、羊欣、謝靈運、薄紹之、王僧虔都以學習王獻之為主。
梁代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文啟》稱：齊梁之間，“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梁代袁昂《古今書評》稱：“張芝驚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鼎能者並不超過冠世者。這種情況要到梁武帝讚揚王羲之“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古今書人優劣評》）以後，才有所改觀。
隋代智永主要取法王羲之，又在鍾繇《宣示表》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清代何紹基指出：“右軍書派，自大令已失真傳，南朝宗法右軍者，簡牘狎書耳，至於楷法精詳，筆筆正鋒，亭亭孤秀，于山蔭棐幾，直造單微，惟有智師而已。”（《東洲草堂金石跋》）智永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大書法家，他的書法大王法多於小王法，並直接對初唐書法產生影響。
唐初，唐太宗崇尚大王書法，對王羲之地位進一步的確立起了關鍵的作用。他還親自寫了《王羲之傳論》，太宗把王羲之與鍾繇、王獻之、蕭子云作比較時，極大地肯定了羲之的書法成就，他稱讚羲之“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把王羲之凌駕於所有書家之上。帝王為書家撰寫傳論，在歷史上十分罕見。同時他還貶低了王獻之，“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如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枒而無曲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歟！”唐太宗作為一代帝王如此褒揚王羲之，貶低王獻之，其影響是非常大的，以至於出現把王獻之署名的遺蹟，抹去其名字，或改作羊欣、薄紹之等人姓名的怪事。初唐孫過庭草書師法大王，成就很高。他在《書譜》中寫到：“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惑疑也。”他認為王羲之書法之妙在於“思慮通審，志氣平和，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而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為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孫過庭的觀點非常鮮明。《書譜》作為初唐最重要的書法理論著作，其對後世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李嗣真在其《書後品》中盛讚美王羲之書法：“右軍正體如陰陽四時，寒暑調暢，巖廓宏敞，簪裾肅穆。其聲鳴也，則鏗鏘金石；其芬鬱也，則氤氳蘭麝；其難徵也，則縹緲而已仙；其可覿也，則昭彰而在目。可謂書之聖也。若草、行雜體，如清風出袖，明月入懷······可謂草之聖也；其飛白也，猶夫霧谷卷舒，煙空照灼······可謂飛白之仙也。”從此以後，王羲之頭上有了“書聖”的光環。
盛唐、中唐時期，以張旭、顏真卿的成功為標誌，書風向雄健豪放方向發展。書法的藝術標準和審美趣味也發生了變化。杜甫詩句“書貴瘦硬方通神”是張旭、顏真卿之前的舊標準；蘇東坡詩句“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不公吾不憑。”則是張旭、顏真卿之後的新標準。當時書家已多用外拓法，王獻之書法地位也隨之日益提高。所以出現學習草書者，無不學大令的現象。唐代李嗣真高度評價王獻之草書的同時，首先提出王獻之的草書超越了王羲之。《書後品》稱：“子敬草書，逸氣過父。”唐代傑出的書法理論家張懷瓘對二王書法作了長期的，也是最為詳盡的比較研究。天寶十三載（754）他在《書估》中稱：“如小王書所貴合作者，若藁行之間有與合作者，則逸氣蓋世，千古獨立，家尊才可為其子弟爾。···。。·可謂子為神俊，父得靈和。父子真行，固為百代之法。”能提出“家尊才可為其子弟”，在當時是需要極大膽魄的。乾元元年（758）他的《書議》又將二王作了比較：真書逸少第一，子敬第四。行書逸少第一，子敬第二。章草逸少第四，子敬第七。草書子敬第三，逸少第八。他還評論：“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同時他大膽批評王羲之“草書有女郎才，無丈夫氣也”。也提出王獻之的草書超越了王羲之。貞元三年（787）張懷瓘完成了他最重要的理論著作《書斷》，他將二王的隸書、行書、章草、飛白、草書皆列為神品。同時作了概括總結：“子敬真不逮父，章草亦劣。然觀其行草之會，則神勇蓋世。況之於父，猶擬抗行（衡），比之鐘、張，雖勍敵仍有擒蓋之勢。·····其間備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觀點有了明顯的轉變。
南唐李煜稱：“子敬俱得右軍之體，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馬宗霍《書林藻鑑》卷六）以李後主之性格，不喜歡王獻之縱逸的書風，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宋代是一個“尚意”書風盛行的時代。所謂尚意，旨在擺脫束縛，主要是擺脫書法法度、技法對書家性靈的束縛。王獻之的書風也因此得到了宋代書家的高度重視。宋四家中，米芾受王獻之影響最大，《宋史本傳》稱其：“妙於翰墨，沉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黃庭堅的草書也從王獻之書法吸取養分。所以他們二人對王獻之的評價也最高。米芾《書史》稱：“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也。”黃庭堅《山谷題跋》則稱：“右軍草書入能品，大令草書入神品也。”
元代書壇盟主趙孟頫高舉師法晉唐的大旗，但他主要是研習王羲之的行書與初唐諸家的楷書。元代能見到的王獻之書跡已非常之少，元以後所謂學王者實際上多為學趙者。所以自元以後，王獻之的地位再也無法與其父相比了。
王羲之以其精湛的書藝，以及對中國書法無與倫比的貢獻，取得了“書聖”的稱號。千百年來，書家多以王羲之書法為最高的典範。但縱觀歷代書家成功經驗，凡學習王羲之書法者，基本上都兼學王獻之。除了南朝書家，隋唐以後的智永、歐陽詢、虞世南、李世民、孫過庭、楊凝式、米芾、黃庭堅、趙孟頫、鮮于樞、董其昌、王鐸、何紹基等也都在王獻之書法上下了很大的工夫。這除了審美趨向有了改變之外，獻之行草書比羲之行草書比較容易上手，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這不會從根本上動搖王羲之的“書聖”地位，因為王獻之對中國書法的貢獻是確實是無法與王羲之相提並論的。
王獻之對書壇也作出了重大貢獻，他能審時度勢，繼續沿著古質今妍的道路發展，並開創實用性與藝術性高度結合的行草體，終於與其父並稱二王，成為繼王羲之後，我國最偉大的書法家之一。二王的成功，對千百年來的中國書壇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