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37歲時，承包了一個食品廠。
這時，正是改革開放初期，全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山西率先放開了糧價。
我們是個食品廠，主要的原料全是糧食。糧價放開後，我們一下子處於極其不利的地位。
那時，我們需要的最多的原料是黃豆。主要的產品是豆製品。過去，黃豆的價格是0，18元。放開以後，一下就漲到了0，50元，漲了三倍。這樣我們的成本也長了三倍。
而這時，由於內蒙的特殊民族自治區地位，每斤黃豆仍然是0。18元，北京由於特殊的首都的地位，也仍然是0，18元。
所以他們的產品成本仍然保持原來的水平，價格也比我們低得多。同時，由於地理位置又非常近，很快，內蒙和北京的豆製品長驅直入，打得我們潰不成軍。車間被迫停產了。
如果這樣下去，全場職工連工資也開不了。
為了擺脫困境，我派人去內蒙聯絡，想採購一批低價的黃豆。可是內蒙為了防止自己的低價糧食流入其他地區，尤其是緊鄰的山西，採取了強硬的保護措施。
他們在通向山西的各個交通要道上，派了專人設咔。如果發現了給山西運糧，連車帶人一塊沒收。於是這一條路斷了。
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我親自去呼和浩特市的一個豆製品廠，尋求解決辦法。我看了看他們廠子的生產情況。
由於他們糧價低，產品有很強的競爭力。所以，他們雄心勃勃，想佔領山西市場。因此加大了產量。
但是由於他們銷售力量和運輸力量不夠，產品運不出去。庫房滿了，而且院子裡也堆滿了。
因此，我產生了一個想法。於是和他們廠長提出，我們按他們的出廠價買他們的腐乳，由他們的車送到我們廠。然後，再由我們的人員銷售到我們本地。
這樣，一方面替他們推銷了產品，另一方面，我們也能賺點兒錢。他們廠長很高興，於是雙方商定，他們每個星期給們送一車產品，到月底結賬。
這件事一開始進行得很順利。我們一個月光這一項就賺了近7萬多塊，車間停產後，又開發了冷凍餃子等。我們不但維持了生產，而且經濟效益還不錯。
可是，有一天他們又送來貨後，我覺得有點兒不對勁。
以前，他們送貨時，都是一個司機一個業務員兩個人，這次卻來了五個人。而且這幾個人到我的辦公室坐下後，有一陣兒都沉默不語。
過了一會兒，那個業務員問我：“我們給你們送的貨有12萬了吧？’我愣了一下。明明是24萬，他為什麼說12萬？差距這麼大？
我再一看他們這陣勢，一下明白了。我就問：“你們把我給你們打的收條是不是都丟了？”
那個業務員稍頓了一下說：“是的。”我問他：“你們廠裡難道沒有底子？查不出個準確數字嗎？”他們說沒有。我又問：“沒有出庫單？”他們也說沒有。我心說，這廠裡的管理夠混亂的了。
我沒馬上說話，我的心裡在琢磨著。本來是24萬，如果就按他說的付給他12萬，我這兒就能多出12萬塊錢。為我廠職工每人能發400多，差不多等於他們半年的工資。
再進一步說，這12萬我是完全有辦法拿到自己手裡的。那時候我每月的工資才100多塊錢。這12萬簡直就是個天文數字。而且這個錢沒有任何地方能查出來。這個漏洞可真大。
但是我想了一會兒後，還是決定把這個錢還給他們。於是我告訴他們：“你們送的貨不是12萬。是24萬。”他們：“啊？”感到出乎預料。問我怎麼辦呀？
我說：“這樣吧。你們每次送完貨，我除了給你們打了收條以外，我還在筆記本上做了記錄。我按照我的記錄本給你們補上收條吧。”他們喜出望外，再三說：“你真是個好人。”
後來，我把這件事和別人說了後，他們都說：“你真傻，送到手的肥肉還又送回去了。”但是，我覺得自己不能那樣幹，因為我是個黨員，我不能幹違背自己良心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