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7日，紐約發生了一樁搜捕事件，轟動一時。經過幾星期的搜捕，被稱為“雙槍殺手”的克洛雷，終於在位於西頭大街他女友的寓所中被警方搞獲。克洛雷確實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也許你很難想象這樣的人是如何在現實中生活的。而出人意料的是，
生活中的克洛雷是一個煙酒不沾的人。
當時，150名警方人員與偵探包圍了克洛雷藏匿的頂樓。他們把屋頂砸了個洞，還把機關槍架在四周的建築物上。約1個鐘頭後，槍聲在這幢組約高階住宅中響起，包括“噠——噠——達”的機關槍聲。那位“警察剋星”克洛雷就蹲伏在一個大沙發後面，對著警方開槍。成千上萬的市民湧到街上看熱鬧，這是紐約市前所未有的驚險場面。
克洛雷被抓後，紐約市警察局局長E。P。馬洛裡發表談話時說道：“這是紐約有史以來最具危險性的罪犯。他殺人不眨眼。”但是，這個“雙槍殺手”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那天，克洛雷被包圍時，他正在寫信給“有關人士”，他如此寫道：“
我的內心疲憊而善良
。”當他寫這封信的時候，鮮血在紙上留下深紅的痕跡。
被搜捕前，克洛雷和女友正開車行駛在長島一條鄉村公路上。有個警員走上去，讓他出示駕照。
克洛雷一言不發，掏出手槍便對警察一陣狂射。警員中彈倒地，克洛雷跳下車，又用警員的左輪槍向倒地不起的屍體開了一槍。難道這就是他自己所說的“疲憊而善良”的內心嗎？
克洛雷最終被判處死刑。當他抵達星星監獄（美國關押重罪犯人的監獄）放著電椅的受刑室時，並沒有懺悔之意，他反覆說：“這就是我自衛的結果。”
整個事件的核心是：“雙槍殺手”克洛雷根本不知道自己錯在了什麼地方。
“我把一生當中最好的歲月用來為別人帶來快樂，讓大家度過美好時光。可是，卻沒有人想過我的感受，所以才招致了我這樣的下場。”這是美國惡勢力組織者阿爾·卡龐說的一段話，他後來在芝加哥被處決。事實上，他認為自己在做善事，只是被社會誤解並且不被社會接受而已。達奇·舒爾茨的情形也是一樣。他是惡名昭著的“紐約之鼠”，後來被仇人殺害。他生前接受報社記者採訪時，也自認為是在做善事。
我曾和劉易斯·洛易斯就這個問題通訊，進行討論。洛易斯在紐約星星監獄擔任過好幾年的監獄長，他表示：牢裡的犯人絕大多數都認為自己是好人。他們會為自己辯解。
他們告訴你打破保險箱的理由，告訴你為什麼要開槍殺人。總之，大多數人都能為自己的行為找出動機和理由，不管是不是破壞社會秩序，他們總會為自己的行為進行一番辯解，並且，他們自己因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不應該把他們關進牢裡。
假如牢裡的亡命之徒，他們都從不為自己的行為自責，那麼，我們又如何強求正常生活的普通人呢？
聞名遇跡的心理學家B。F。史金勒透過動物實驗證明：因好行為受到獎賞的動物，其學習速度快，持續力也更久；因壞行為而受處罰的動物，則不論速度還是持續力，都比較差。研究顯示，這個原則同樣適用於人。批評不能改變事實，只能招致憤恨心理的產生。
另一位心理學家漢斯·希爾也說：“更多的證據顯示，我們都害怕被別人指責。”因批評而引起的羞憤，常常會使人的情緒大為低落，並且批評一點用也沒有。
俄克拉荷馬州的喬治·約翰遜是一家營建公司的安全檢查員，他的職責之一就是檢查工地上的工人是否戴了安全帽。據他報告，每當發現工人在工作時不戴安全帽，他便指責工人，其結果是：受指責的工人常顯得不悅，而且等他一離開，便又常常把帽子拿掉。
後來，約翰遜決定改變方式。當他再看見工人不戴安全帽時，便問帽子是否戴起來不舒服，或帽子尺寸是否合適，並且用愉快的聲調提醒工人不戴安全帽的危險性，然後提醒他們在工作時最好戴上。這樣的效果很好，工人們也都欣然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