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些天，流沙河老先生去世了。今年以來，成都走了幾位出生於上世紀30年代的老先生，他們都是一個時代的見證。
原以為，知道流沙河老先生的人沒幾個。不曾想，前去弔唁的民眾會這麼多，還得出動保安維持秩序。可惜我沒在成都，只能遙寄哀思。
最後一次見到老先生，是那一年李承鵬的新書籤售會上。但是沒有說話，因為現場嚴陣以待，氣氛肅穆。老先生也沒在主席臺上。排隊簽名的人都很安靜，沒有大聲喧譁。
前些年，李總理到成都視察，在寬窄巷子買了一本書，就是流沙河所著的《老成都》。
老先生的這一生，是有擔當的，不辱四川這一方水土一方人。早幾輩的四川普通人民，一直都是默默支撐著落難中國的脊樑。
改革初興之際，那時的四川和成都，是怎樣一種狀況呢？
“蚊格”結束後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四川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走到了全國前列。鄰近的一些省份，紛紛到四川來學習農村經濟改革的經驗。四川是農業大省，農村人口眾多。改革後，眾多精壯的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開始走出盆地，到外面闖世界。不過，世事如今已變，外出的四川人似乎還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他們在農耕時代沉浸得太久了，他們只想憑著自己的雙手、憑著自己的勞動換取一份報酬。他們還沒有悟到一個新的謀生手段，這就是“小生意”。也可以稱為“小買賣”。
但是，東南方向另一個省份的農民，卻精明的悟到了這一點。
那便是浙江的溫州。
溫州人曾被稱為中國的吉普賽人，或是中國的猶太人。說他們像吉普賽人，是因為溫州人同吉普賽人一樣，不事農桑，不養牲畜，長年行走在外，四處闖蕩。說他們像猶太人，是因為溫州人善於經商，善於積累財富。
溫州人所謂的經商，在80年代就是做做小買賣。修鞋、修鍋、修雨傘、修鋼筆；賣紐扣、賣電池、賣打火機、賣各種電子元件；總之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玩意兒。還有就是給人剃頭、洗面，曾幾何時，“溫州髮廊”的招牌，也曾盛極全國。
本來，80年代敢於外出闖蕩的人，都是有勇氣的。因為那個年代還沒有進入資訊時代，交通和通訊都相當落後，一般人對外面的世界都懷著恐懼與不安。四川人和溫州人卻有著敢為天下先的勇氣與魄力，他們率先走向了外面的世界。
不過，與溫州人不一樣的是，四川人還在守衛著農耕文化中的傳統美德。亂世之中，四川人走出去打天下，成就了個人；和平年代，四川人走出去，大多數卻是在最基層的崗位上打工，出賣著廉價的勞動力。
當溫州人在全國走街串巷做著小生意時，四川人大多在建築工地上搬著磚頭。正是這一點理念上的不同，導致了今後的差距。
三十多年過去，做著小生意的溫州農民已經成為中國最富有的人群。他們一個帶一個，相互幫襯著，掌握了中國最先進的經商技能，成為中國實力最雄厚的民間財團。他們已經能夠輕鬆地走出國門，揮金如土，到全世界各種地方去做生意了。他們的子女，被榮耀的稱之為富二代。
而四川農民中的第一代打工者，已經紛紛告老還鄉。歲月不饒人。他們當中，積累起財富的人並不多，能夠在自家村裡蓋上一座二三層的小樓，已甚感欣慰。他們的子女，很多也只能循著父輩的足跡，背景離鄉外出打工，接受著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越來越殘酷的剝削。他們仍然純樸、善良，勤勞的工作。可他們的社會地位，越來越低。因為，這是一個拜金的時代。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溫州人的財富做大後，又開始搞金融、搞地產。因為他們的資本，已經強大得能夠影響到一城市、甚至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但是，“為富不仁”這四個字在中國，總是那麼恰如其分，總是那麼有市場。別的不說，成都的房價在前些年突然飆升，可離不開溫州炒房團的積極貢獻。
不過，房地產催生的是什麼？只能是泡沫。美麗的肥皂泡在陽光下五彩繽紛。可泡沫一破，整個國家將萬劫不復。
解決最基本生存問題的，還是穿衣吃飯，還是需要最踏實最勤懇的勞動。也許，四川人無法成為資本經濟中的耀眼明星，但他們永遠都是支撐著落難中國的脊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