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傳統民居建築，“北山西，南皖南”，最是值得一看的。
安徽黃山腳下，白牆灰瓦的古建築群，如桃花源般靜謐安詳。山西民居，因各個大院而名聲在外，諸如王家大院、喬家大院、曹家大院、渠家大院、常家大院……一南，一北，建築風格迥然不同，而在這些建築背後，卻是明清時期同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商人。
“萬里旗亭客，歸作田舍翁。”歷史上的中國商人，奔波於萬里旗亭之下，有些積蓄之後，多歸鄉置田建房。山西與安徽，留存下如此多的民居建築，全賴大名鼎鼎的晉商與徽商。
“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
新安是徽州，山右是山西。徽商與晉商，歷代相承，因鄉土僻狹而出走經商，因控制鹽業而興旺發達，並發展為明清時期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兩個商幫。
今天，山西的高宅深院、安徽的水村小巷，都已是人頭攢動的旅遊景點，配合著人們對富貴人家的想象。或許，只有在難得寂靜下來的時候，它們才能真正成為歷史的遺蹟，帶我們聆聽它們低低的沉吟，追憶著那些逝去的故事，深思著一代一代商人的追求與理想。
90年前，中原土地上，一片狼籍。
“中原大戰”，號稱近代史上規模最大、耗時最長的軍閥混戰，從1930年的春天一直打到了秋天。晉系軍閥閻錫山大敗。他在山西發行的晉鈔嚴重貶值，幾乎淪為廢紙。
當時最大的票號之一、山西祁縣喬家的“大德通”，決定按照新幣折兌給儲戶，冒著倒閉的危險，把積蓄投入“義賠”之中，最終造成30萬兩白銀的虧空。
在浩蕩的歷史潮流中，沒有人能夠全身而退。
那個由晉商左右中國金融界的特定時代，註定一去不復返。而在大廈將傾之際，“大德通”選擇了堅守信義。
中國傳統社會，重農抑商，重士賤商，對商人的偏見，一以貫之。
但是，商人有自己的堅持。
喬家開設票號，始於第四代當家人喬致庸。喬致庸時稱“亮財主”，帶領喬家事業步入中興，也成為當時晉商的代表人物。他把經商之道排列為：一是守信，二是尚義，三才是取利。
喬致庸生於嘉慶年間，死於光緒年間，活了九十歲。國家的興衰榮辱都看在眼裡，喬致庸自然明白，再大的生意，都與國家氣運休慼相關。
喬致庸一生頗有善行義舉，為民開倉放糧，為國籌措軍餉。
一介商賈，未取文武功業，卻也可謂“為國為民”。
喬家的理念世代相承，因而當錢財消散的時候，仍有道義深入人心。
與喬致庸差不多同時期，在中國南方，還有一位商人，在商海中度過了漫長的人生，他叫汪定貴。
汪定貴也很長壽，甚至比喬致庸活得還長。與喬致庸繼承祖業不同的是，汪定貴是白手起家。他出生在徽州黟縣，跟做剪刀出名的張小泉是老鄉，也和世世代代的徽商一樣，十幾歲就出門闖蕩。
對於從徽州出走的芸芸商人，歷史來不及一一記述。留給汪定貴的筆墨同樣不多，但是汪定貴給後人留下了一筆豐厚的遺產：
他在黟縣居住的“承志堂”，如今是安徽宏村百餘座古建築中規模最大的一個，被稱為“民間故宮”。
我不禁好奇：
一個商人，命名自己的宅邸為“承志”——它要承的，是什麼志？
是標榜自己繼承先人之志？還是勉勵後人繼承自己的志向？站在歷史的角度，回看往事，是不是更像是代表著全體商人，向世人的明志？
無論徽商，還是晉商，經商或出於生活所迫，或出於傳統使然。喬致庸和汪定貴，原本都是把“仕”作為理想的人，然而命運讓他們不得不選擇了“商”。縱然為商，也要有自己的脊樑。
若不為商，哪有這般豐富多彩、雄奇悲壯的人生？若不為商，怎能體諒世上的百態、民間的疾苦？若不為商，如何把握詭譎的時局、時代的潮流？
在承志堂的前廳，有象徵官家威嚴的中門，在兩邊的側門又雕了“商”字圖案。這是多麼奇特而難解的結合！
商人在自己的命運裡反覆求索，並用自己的方式，一邊與俗世和偏見抗爭，一邊向先人和理想致敬。
歷史上，晉商與徽商交集有限，卻留下了異曲同工的故事。
山西和徽州，自古就有經商的傳統。山西地狹人稠，徽州山田貧瘠，難以靠自然經濟養活自己，於是兩地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外出經商。
到明代時，他們遇到了同一個發達的契機：鹽。明朝為了養兵，先後實行“開中制”和“折色制”，
商人可以透過輸送軍餉，換取“鹽引”，獲得販鹽的權利。
山西人和徽州人，藉此成為勢力龐大的區域性商人群體，形成商幫，是為晉商和徽商。
晉商不辭辛苦，從江南糧倉到塞上邊陲，又從濱海產鹽之地到缺鹽的窮鄉僻壤，萬里跋涉，奔走於途，擴大著區域間的經濟聯絡。
徽商積累壯大著民間財富，令南國城鎮變為商業輻輳之地，為現代化作了必要的鋪墊，也在無形中推動了文化中心由中原向東南的轉移。
除了地域和經濟勢力，商人之所以能夠結成商幫，還在於經營的信條、商業文化的認同。
敢於闖蕩，善於交遊，專於事業，精於算計……商人的必備特質，都出現在晉商和徽商身上。在經商過程中，又衍生出不少禮數、幫規、章程以及傳統。“以義保利”、“合義為利”的商業倫理與原則，都受到晉商和徽商的重視。
晉商與徽商的發展史，是一部光榮史，也是一部血淚史。
順治初年，範永鬥等八家晉商，因助力清軍有功，被賞以“皇商”特權。康熙平定準噶爾部，範氏皇商奉旨輸送糧餉，辦事極為得力，受到皇帝嘉許。至雍正時，範氏家中已經有了二品官員。
然而到乾隆時，范家的事業漸漸不中用了。乾隆幾次下江南，耗費極大，國庫亟需填補，於是打上了鉅富之家的主意。範氏被尋找罪名，清產抄家。紅極一時的範氏皇商事業，以喜劇始，以悲劇終。
徽商同樣也是皇家和權貴勒索的物件，凡朝廷大典、工程賑災乃至籌邊兵餉，無不需鹽商捐輸報效。康乾二帝十二次下江南，徽商大把大把花錢的豪舉，點綴著“康乾盛世”的輝煌景觀，歸根到底只是為了多獲得幾張鹽引，卻往往招致破產的結局。
哪怕是“紅頂商人”胡雪巖，也免不了遭遇敲詐勒索，當面臨外商排擠、派系打擊，及至被革職抄家時，朝廷上下卻沒有人為他說句公道話。
極炫耀處，即衰落處。
中國古代官與商的畸形關係，為商人的命運平添了註定式的悲哀。
電視劇《喬家大院》臨近結局的時候，有一個場景，晚年的喬致庸，面對鏡子中的自己，發表了一段內心的獨白：
“我恨你，我討厭你。你把我這一輩子都毀了，你知不知道？我有才學，我有智慧，我有勇氣，我有熱情，我要是能按照我自己的路走，我何嘗不是一個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維？
“現在呢？一個老地主坐在這個大院子裡。一個老地主，一個老財主，這不是我想要的……你把我的一生都毀了，你還救國，還救民，你連你自己都救不了。”
喬致庸的獨白，交織著深情、悔恨和痛苦，不僅是對自己人生的總結，也像是對商人這個特別階層的宿命的拷問。
如果喬致庸不是臨危受命，棄文從商，接手家族生意，他會一直做個讀書人。
徽商素有儒商之稱，只要條件允許，就會要求家中子弟參加科舉；而一般認為，晉商不特別看重功名，連皇帝都曾抱怨山西人有錢，但不重視科舉取士。
不過，在喬致庸的身上，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儒商的光輝。
那時候，商人有會館，晉商供奉關公，徽商供奉朱熹。而在喬家大院裡，喬致庸也會把《朱子治家格言》刻在屏門上，作為治家的準則、兒孫啟蒙的必讀課。
喬致庸可以“匯通天下”，卻無法“按照自己的路走”，以一個“老地主”的身份，終了此生。
同樣棄文從商的汪定貴，最後拿錢捐了個官，但那時他最在意的，卻是為商人出口氣。
今天的人可能很難理解：那些在我們看來富甲一方、無比成功的商人，卻苦於命運的逼迫，無力掙脫。
在現實和理想的交織中，何處才是歸屬？
千百年歷史裡的商人，在生存鬥爭中，
要麼甘居末流，在矮簷下忍辱求活；要麼依附權貴，成為官方附庸，甚至變成官商皇商。
今天的商人，身份地位和經營環境，跟當年相比，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現代商業社會中，晉商與徽商仍然會時時被人提起。箇中緣由，當然不只是因為他們身上的財富光環，還在於他們的進取、信義、理想，以及，那些不為人知的隱痛。
一個商人，該被如何銘記？
是胡雪巖的傳奇，是喬致庸的信義，還是汪定貴諱莫如深的志向？傳統商幫的時代已經過去，現代商業正在對社會發揮更具主導性的力量。然而，無論時代如何變化，商人通常都是最先嗅到時代氣息的人，社會時常有賴於他們的開拓與堅守。
當晉商與徽商已成往事，他們的故事，我們仍會一提再提。我們都被裹挾在時代的潮流裡，誰在突圍，誰被湮沒，也將成為後來者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