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一個複雜的歷史人物。在他的人設中，有英雄、梟雄，也有奸雄。曹操的粉絲，尤其是伴隨著網際網路起來的曹操粉絲，大約對“奸雄”這個封號會頗為不滿，認為這是對曹操的扭曲。然而，還是有相當部分人認為曹操就是足夠奸。
在構建曹操奸雄身份的這些元素中，“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確實比較明顯。在《三國演義》中這句話更被演化為“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把單純表示其他人的“人”，擴充套件為“天下人”。負人到負天下人，曹操奸雄的特徵可謂一目瞭然。
但是，如果曹操壓根沒有說過這兩句話，是否就不會被塑造成奸雄呢？顯然不是。
簡單說，一個人的人設，或者說他的歷史形象，主要看的是他做了什麼，而不是看他說了什麼。所謂聽其言，觀其行。經典的言論，確實可以加強一個人某方面形象，但前提是該言論與行為一致。
比如說，曹操的另一重身份，是個多情種子，風流浪爺。他的這個人設，固然與他臨終前“分香”的言論，在宛城“此城中有妓女乎”（演義原創）的天籟發問，以及在曹丕霸佔甄宓後感嘆“便宜了這小子”有關，但是，這些言論之所以讓人覺得妙趣橫生，主要是操哥確實在行動上更走在了前面——比如娶了諸位人妻，寵愛假子，對原配丁夫人戀戀不捨，等等。
相反，如果言論與行為不相符合，那就只會落人笑柄。比如呂布的“布平生不好鬥，唯好解鬥”，或者“吾有上將潘鳳，可斬華雄”。
回到曹操身上，曹操的言論是很多的。他不但說了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也寫了“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的詩句，真是悲天憫人，慈悲心腸。後者在當代，作為曹操人設的要素，同樣被許多人所接受。
那麼，這兩個彼此矛盾的言論，哪個才能加強曹操的人設呢？顯然，評價標準是看他做的什麼。
年輕時候的曹操，確實有一腔熱血為漢室，鬥宦官，平黃巾，討董卓，都是奮不顧身。那時候的曹操，完全是偉光正的形象。同時這樣一個情感豐富的人，面對漢室衰微，軍民苦難，他的詩歌中表達那種悲憫的情懷，未必就是假惺惺，很可能真是有感而發。
但是，人都是矛盾的。
儘管寫出瞭如此富有同情心的詩文，但曹操以奸雄二字論，終究並不為過。
所謂雄，在其雄才大略，自不必多說。所謂奸，即在其所作所為。
曹操一生征戰，刑戮由心，賞罰在口。他不但殺了不肯與他合流的邊讓、孔融，殺了為他立下大功而口出狂言的許攸，殺了在立儲中站錯隊的楊修，還以莫須有的罪名，害死了曾為他立下功勞，並無過錯的崔琰、毛介、婁珪等人。可以說，即使站在曹魏集團本身的立場上，曹操的多疑嗜殺，也是一個相當突出的特色。
至於他詭計多端，好用詐術，心狠手辣等等，就更不必多說。
更別說，曹軍所到之處，動輒屠城。攻打徐州時殺人數以萬計，泗水為之不流；官渡之戰後坑殺袁軍俘虜數萬。暴名在外，竟使得曹軍大舉南下，劉琮不戰而降的情況下，荊州十數萬百姓主動跟隨劉備難逃。這固然是劉備的人格魅力作用，也和曹操的暴名密不可分。
至於前面那些悲天憫人的文化氣息，固然也是曹操人設上的重要標籤，但在他的行為指導中並不佔主流。除了吸引當代一些粉絲外，對歷史評價而言，起不到太大的扭轉作用。
曹瞞傳記載他“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為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
這些都是殘暴的象徵。
還有如借倉官人頭安定軍心、夢中殺人、床頭捉刀等事，無不體現其奸的一面。
所以，曹操奸雄人設，是靠自己做出來的，有沒有那句言論，影響其實不大。
曹操掃蕩天下，袁紹他在幹啥？
曹操手下真正的第一猛將是這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