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霍韜晦教授
人的問題，在面對虛無。
人生下來，對世界無所知，對他自己亦無所知。他要在這個被給予的世界中生存，他亦要在這被給予的生命中開展他自己。他沒有選擇，雖然他被賦予「自由」：他是一個主體，但他卻要面對被給予的一切。
很荒謬。也許存在就是一種荒謬。
人沒有選擇。他存在地被命定向世界探索，開始他的知識之旅；他亦存在地被命定找尋他自己。他要向他的「自由」反思。為甚麼這樣荒謬？也許人就是如此。解開荒謬，唯有在存在之中或在存在之外建立意義世界，以安頓他自己。
前者是外向之路，後者是逆反之路；前者靠經驗與理性，後者靠甚麼？靠啟示？靠神秘經驗？靠直覺？靠頓悟？靠機會？靠偶然？
我們已經表明理性與經驗有它的侷限，它們不可能提供出路。
首先，這是歷史的表明。西方人走這條路已經三千年，從矇昧到文明，從知識到技術，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今天的資訊社會，我們解決了世界精神的困惑了嗎？
我們安頓了自己，找到生存的意義了嗎？
沒有。只有更虛無。
其次，這可能是方法論的表明：此路不通。且不要說沒有答案，而是發現危機更加深重，自然在我們的掠奪之下，已經遍體鱗傷；社會在我們無數的理想與理念的爭議之中互相為敵，已經沉痾難起。人唯有更現實，贏取眼前的擁有，不想將來。
人沒有將來，哪裡還有永恆的價值？普遍之道？人與人之間，如何還有承諾？如何還有信守？父子可以無親、上下可以無序、夫婦可以無情、團隊可以無義、朋友可以無信……
一切在人類歷史中曾經被奉為神聖的價值，今天難再找到
。
這是極端的個人主義：
價值由我宰割。但可悲的是：他連對他自己也不認識，除了利益之外。
這也是極端的功利主義，人已經被物化了。
我們還能夠突破自我，走出個體的封執嗎？純粹依賴理性，純粹根據經驗，那只有更向外馳，在無窮的天地裡迷失。
所以只有回頭。回到哪裡？回到自己的生命裡，去找生命的立足之根。
我們不妨對自己重新發問：我們為甚麼要探索世界？為甚麼要找尋知識？為甚麼要利用技術？為甚麼要滿足自己這樣的追求
？
難道這只是懷疑心、好奇心、利用心、和滿足自己慾望的心所驅使的結果嗎
？如佛洛依德的“libido”，埋藏在生命裡的使你永遠盲動。
若如此，則
理性只是工具，投入與產出只是過程。人深陷其中，便不知往何處去
。
所以思想必須翻上一層，否則你會錯認：
你以為這樣的活動是你
。
可惜，現代大部分人都是這樣錯認，成為永不甦醒的浮士德。
所以，你必須更問為甚麼？
若你的思想能翻上一層，逆反至原始一念，逆反至起點，你也許會恍然：原來人的好奇其實只是想走出他的封執，他只想與世界相通，與人相通。由「感」開始，他知道有世界存在，有別人存在；「通」即與其合而為一，化而為一，不再有主客之距離，能所之二分
。
在活動之性質上，他不是觀察物件、懷疑物件、量度物件、認知物件、控制物件、征服物件，而是感受物件、通達物件、關懷物件、擁抱物件、徹入物件，與物件融為一體，更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客
。《易？繫辭》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只有這樣徹入，才能得客觀存在之底蘊，而不須更問其本體為何。
這不是主體向客體的吞噬，成一客觀唯心論；也不是把客體勾消，成一主觀觀念論；而是相通
。若沿西方存有論的思路，也許會問這種相通如何可能？那就必先預設主客均為一開放結構，如華嚴宗之互為空有，互為主體，以互奪有無，於是自他相攝。一入於多，多入於一。
若依《易經》，則很簡單，只是互為陰陽，一隱一顯。其陰者靜，其動者陽，這便是性情。《樂記》雲：「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慾也。」欲就是情，即後世之七情。但這已經具體化了，很容易錯認。其實
「通」就是情，情由性生，因情見性。所以必須在這「通」的活動中逆見生命的特質，這才明白「情」不是主體心理與情緒的變化，而是求通於客體，以消除隔膜，消除距離。如此，方能解西方思維中的二分鴻溝
。
孔子以「仁」為性，「情」便是「性」的自然流露。與人相處，首先不是喜怒哀樂愛惡，而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順之即成仁、義、禮、智，逆之則見心。孟子以心說性的微意在此，所以道德不是教條、不是客觀規範，而是性情之發
。
問題是：誰能認識性情？性情不在外，不是你的認知物件，你不能採取西方的哲學方法和科學方法，你只有逆反至生命活動的源頭，才知道人要有情，人要開放，人要與別人相通，與世界萬物相通。「通」才能走出自我的封閉、自我的孤獨、自我與他者的對立、自我存在的緊張與不安
。
你本來有此能力，有此通路，為甚麼要墮入懷疑與二分呢？
孟子說：「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盡心〉）
人若只從客觀存在與客觀規範去認識自己，是不可能認識自己的。
不能認識自己，又怎能認識別人？何況通達
？
原刊《法燈》34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