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曄旻
在法律上，鴉片“貿易”在中國當然是非法的，起碼從清政府於嘉慶元年（1796）頒佈禁止鴉片上諭並廢止鴉片輸入關稅以後就是這樣。然而，天朝法度，最後竟然淪為虛文。在19世紀30年代，外國鴉片販子（主要是英國東印度公司，也有其他國家的商人），把鴉片用飛剪船（Clipper）海運到珠江口的伶仃洋卸貨並換成硬通貨白銀，再由中國的同行裝上平底大船走私上岸。“在西南季候風盛行時節，雖然很少有一般生意可做，但鴉片貿易卻非常活躍。”
這種見不得光的非法買賣，當然是有“保護傘”的。就連在廣州旗昌洋行效力的威廉·亨特這樣一個（美國）洋人也輕易發現，“由於存在著完備的賄賂制度，以致鴉片貿易通行無阻，而且經常地進行著。”在如此“潛規則”下，儘管年年都有海量的鴉片輸入，可是“在廣州從來找不到一家賣鴉片的中國店鋪，或者一個人可藉以判斷在何處買到鴉片或吸食鴉片的跡象，儘管鴉片並無其他用途”。
鴉片販子們專門建立起一筆賄賂基金，用於向清政府的查緝官員行賄，而這些大大小小的貪官汙吏“既利其煙，復貪其賄”，鴉片貿易自然橫行無阻了。威廉·亨特就曾記錄下1837年親身經歷的一次鴉片走私活動。他所乘坐的“玫瑰號”運載300箱在廣州已經成交的鴉片去閩粵交界的南澳島交貨。船隻剛剛拋錨停穩，清朝的官船便靠了過來。一位“副將”前來詢問洋船來到南澳（並非通商口岸）的原因，美國人解釋說，這艘船是在從新加坡去廣州的途中，由於遇上逆風，被漂到南澳，必須補充木柴和淡水。這當然是假的，連清朝官員也心知肚明。在例行公事地要求“玫瑰號”儘快離開後，這位副將“大人”直截了當地轉入了正題：“你們船上有多少箱？”狡猾的美國人少報了1/3的鴉片，然後一切就按照“老規矩”解決了。喝過酒又抽過雪茄之後，副將就回到了他的大船上去了。
版畫，描繪了 1843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設在印度的鴉片倉庫
眼看官員已經“查驗”過這條美國船，中國鴉片販子的帆船便肆無忌憚地來到“玫瑰號”上。“在驚人的短時間內，他們便已用自己的小船從‘玫瑰號’上把鴉片搬回帆船。”不得不佩服兩個鴉片販子團伙之間的高度“誠信”——這些鴉片在廣州成交併付款，在南澳交貨。如果有任何一方違約，對方並沒有什麼合法的手段得到賠償。
類似這樣的鴉片走私，居然是在廣州的外國商人“最愜意”的買賣。威廉·亨特說：“這項交易似乎也具有了這種麻醉品的特性，一切都是愉快舒適的；賣出的手續費是3%，盈利的手續費是1%，沒有壞賬！代理商每箱可賺20鎊，年年如此。”
鴉片畢竟是一種戕害健康的毒品，以東印度公司為代表的外國鴉片販子的良心不會痛嗎？答案是的確不會。他們透過走私鴉片大賺其錢的同時卻毫無道德上的負疚感。按照威廉·亨特後來根據“僑居中國40年”得出的人生經驗，“吸菸只不過是一種習慣，就如同我們外國人喝酒一樣，只要有節制就可以了。至於與美國和英倫的飲酒比較，則鴉片的惡果是微不足道的。”
但對於中國而言，這就是個絕大的悲劇。有人統計，經過近50年的時間，每年銷往中國的鴉片從2000箱遞增到40000箱。截止到林則徐禁菸時，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約2。4億兩白銀。鴉片不僅導致“癮君子完全成了鴉片的奴隸，沉溺不可自拔，就像不能沒有水和食物一樣地離不了鴉片”，更是造成中國白銀的大量流失。中國並不是一個白銀富國，大量白銀的外流隨即引起國內的“銀荒”。道光初年，每兩白銀折換銅錢1000文，1838年已經飆升到1638文。用銅錢折算成白銀再上繳田賦的廣大農民的實際稅負隨之驟增。這對於一個農業帝國而言意味著什麼是不言而喻的。
這終於迫使清廷下定決心禁菸，打斷已然形成的英國利益鏈條。既然鴉片貿易提供了英屬印度政府1/7的財政收入，既然鴉片能代替白銀購買英國人青睞的中國茶葉，英國人最終選擇了以戰爭來恢復它。對此，英國威廉·格拉斯頓勳爵是這樣評述的：“一場從一開始就是非正義的、不擇手段的，使英國人蒙受長久恥辱的戰爭⋯⋯不列顛的旗幟從此成為保護無恥交通的海盜旗幟。”
即便如此，英國還是決定採取這一暴力手段——這就是鴉片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