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道廉散文：一封信的故事

一封信的故事

文/秦道廉

清理舊書時，不料從一大疊上世紀由《文匯報》出版的《文匯月刊》雜誌裡掉出一封信，細看，原是一封署名上海社會科學院的來信。看見這封信，不禁讓我想起了一段塵封已久的歷史，想起給我寫這封信的趙鑫珊先生。

上世紀的八十年代，當是中國思想及文化最為活躍的年代。自“四人幫”倒臺之後，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大討論引領下，中國開始走向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此時，一大批有才華、有擔當的知識分子，開始用自己的大腦思考中國未來，也勇敢地挑起了對整個社會文化和思想啟蒙的重擔。記得八十年代初，一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印行的《走向未來》叢書，成為了當時出版及文化思想界引人矚目的大事。而作為海派文化和中國文化面向世界視窗的大上海也沒閒著，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書林》雜誌，緊接著《文匯報》也於1980年推出了《文匯增刊》，即後來的《文匯月刊》。接踵出版的書籍和雜誌，集中了當時中國最優秀的一批知識分子和文化人，而他們的著作和文章代表了當時中國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也為當時的文化、思想啟蒙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正是透過閱讀這些刊物，我開始進一步關注起趙鑫珊先生。

《書林》雜誌當年它立足於文、史、哲方面中外圖書的評介，同時介紹這些著作的作者。難能可貴的是雜誌裡很多文章的作者都懷抱一種啟蒙主義的情懷以及理想主義的激情，向廣大讀者積極推薦和普及當時一些最前沿的理論和思想，並闡發自己獨到的認知和見解；為當時盛行的學習之風提供著有益的指導和借鑑。而《文匯月刊》是一本文藝綜合性期刊，它聚集了當時國內最優秀的作家和藝術家，他們以自己最優秀的作品敬獻給廣大讀者。除老一輩作家之外，更有七、八十年代文壇最為活躍的作家如王蒙、馮驥才、劉心武、王安憶、張承志、梁曉聲……等。而《音樂之聲》欄目裡的音樂隨筆，也都出自名家之手。如著名音樂評論家、作曲家葉純之，上海師大教授、著名音樂學家薛範，中國橋樑專家茅以升之子、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茅於潤，還有就是上海社科院哲學所著名研究員、教授、哲學家、文學家趙鑫珊先生……。由於《文匯月刊》豪華的作者陣容，使它兼具了文學性和綜合性，成為了當時國內極具影響力和衝擊力的雜誌之一。甚至被廣大讀者讚譽為“精而不澀，豐而不肥”，並在讀者中間享有極高的聲譽。

透過閱讀《書林》中的文、史、哲文章，使我這個過去僅僅瞭解了一點點古典哲學皮毛的人，彷彿一下子在自己眼前洞開了一扇智慧大門，出於好奇與熱愛，便戰戰兢兢地倚在門楣前仔細閱讀、聆聽。在老師們循循善誘的分解、剖析過程中，漸漸對現、當代哲學中的一些人物及思想有了一點點了解。在這樣的過程中，我陸續讀到了趙鑫珊先生的不少文章，如《波普爾的心路歷程》、《弗洛伊德的隱私和他的學說》、《叔本華的音樂哲學思想》，以及《莫扎特音樂與黑格爾音樂美學》……等。趙鑫珊先生學識廣博、觀點新穎，他的文章讀來也尤為生動、有趣。如在《孤獨感與人類文化創造》一文中他為讀者區分和解析了外在孤獨與內在孤獨不同的特質。他寫道：“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多年漂泊在異鄉外地的天涯倦客，私生子的孤苦無依，或某種原因被人類社會遺棄、與人類社會隔絕的人（如魯濱遜），他們所受到的孤獨，則屬於外在的孤獨。這是一種機緣性的、具體的、浮在表層上的心理意識。”而“內在的孤獨感則是一種最深層次上的心理意識。它常常是朦朧的，莫可名狀和說不太清的。正因為說不太清，所以具有一種根本的、永恆的、無法驅散的哲學性質。”讀了文章，讓人對內在孤獨和外在孤獨的認識漸漸明瞭，也明白和了解了人類文化的創造為什麼總是在寂寞和孤獨中獲取了最為顯著的成績。”最後他在文章結尾處深情告誡讀者：“在多艱而短暫的人生中，能時時體驗到根本孤獨感並尋找到一條解救方法和出路的人，自會感到一種悲壯的奇美。”

同樣，在《文匯月刊》中趙鑫珊先生寫了很多音樂隨筆，如《十九世紀德國浪漫派音樂》、我與《少女的祈禱》、我和馬蒂尼的《愛情的歡樂》、《貝多芬與當代世界》、《馬勒——音響詩人哲學家》……還有很多。在音樂隨筆中先生依然用他那支智慧、靈巧之筆，把一篇篇音樂隨筆寫得來妙趣橫生、引人入勝。如在《貝多芬音樂與德國浪漫美學的崛起》一文中，先生開篇寫道：“如果說18世紀的歐洲是古典主義世紀，那麼19世紀便是浪漫主義稱雄的世紀。”隨後他筆鋒一轉，“18世紀是父親，19世紀是母親。貝多芬正是這兩個世紀交接時代精神的偉大產兒。在他身上同時兼有‘父母雙親’的稟性和天賦，同時吐納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先生就以這樣一種生動、形象的語言把貝多芬的音樂特性高度概括了出來。讀趙鑫珊先生文章，深感到他思想的睿智和文風的聰穎，它不但深深地吸引著我，而且很多文章讀來讓人著迷。1986年“三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科學。藝術。哲學斷想》，隨後“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哲學與當代世界》。在仔細閱讀完他的這兩本大作之後，更是讓我對趙鑫珊先生產生一種欽慕與景仰之情。

其實，我最早見到趙鑫珊先生名字始於1983年，那年出差東北滯留遼寧本鋼期間，我曾在本溪市圖書館讀到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刊物《藝術研究》，在1983年第3期上一篇署名作者趙鑫珊的《貝多芬的音樂創作與康德哲學》文章，一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先生在文章中顯露出對德國古典哲學十分的精到和熟稔，他談到康德的古典哲學體系從一個重要側面為貝多芬的音樂創作提供了一個巨大的框架和深邃的思想背景，也為拓展貝多芬音樂的智慧和精神視野做出了較大的貢獻（上述資料引自當年本人的讀書筆記）。先生這番論述深深地吸引住我。後來又在本溪圖書館讀到1983年7期《文匯月刊》上先生的《貝多芬的愛情》一文。我驚訝先生的學識，更驚訝他的理性探索精神。正如後來我讀到一位學者評價趙鑫珊先生時說過的一句話：他的很多文章“從哲學視野去觀照人類文明之旅的結構和肌理。”透過對先生文章、著作系統的閱讀，才知道趙鑫珊先生從北大哲學系畢業後去了德國進修古典哲學，對海德格爾、普朗克、尼采等德國哲學家的理論、觀點頗有見地。後來他又寫作、出版了著名的“三魂”，即《莫扎特之魂》、《貝多芬之魂》、《普朗克之魂》。面對這位著作等身、且讓人心儀已久的哲學家和著名學者，我當時禁不住內心欽敬之情的驅使，便在1990年初冒昧給趙鑫珊先生去了一封長達四頁、約五千字的信。信中我談了對他文章的熱愛，並對他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談了我的一點粗淺認識。不久先生便給我來信。他稱呼我為學友（慚愧之至），並對我的文字表示了讚賞，還希望我們能有空繼續進行交流（豈敢！）。最後，他談到內心的遺憾之情，因為雜誌馬上面臨停刊，故他在第六期、也就是《文匯月刊》最後一期上刊發了一篇音樂隨筆《我和“夏天裡的最後一朵玫瑰”》，希望我能閱讀。同時，先生在信中很認真地留下了他的郵編和通訊地址。

收到雜誌後，我反覆閱讀了先生的文章，深感到字裡行間瀰漫著的那種難以述說的離愁別緒。先生開篇即深情地寫道；“在我們短暫、變幻不定的一次性的人生中，在這個不可逆過程的世界，一件最後的美好東西總是能給人永久的回味，無限的眷念和牽腸掛肚的印象。”結尾時先生也不無動情地寫到；“在這個世界上，誰個沒有心田裡的一朵玫瑰、紫羅蘭或勿忘我草呢？你沒有？若是真的還沒有，請你務必去尋找一朵，在六月的原野上，在山谷裡，在自己的心坎裡。”

收到先生這麼真摯的一封回信，又讀到這麼美好的文章，我理當給先生送還一封表達內心敬意的回信。可遺憾的是，由於當時我身處的企業面臨異常艱困的局面，極為繁重的任務壓在肩上，而我們這代人很多時候又總被一種強大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所驅遣，總希望能透過不懈的努力去取得工作上的成績以獲得一份應有的尊重。就這樣，那異常緊張、忙碌的工作如一根凌厲、冷酷的鞭子，把自己抽得來如一枚飛速旋轉的陀螺；而那些形而上的思考，以及如何運用文字和先生展開一場極富思辨的對話，統統臣服在形而下的生存之輪下。這封珍貴的信我只好把它暫放一邊，只以為日後能夠抽出時間來完成這樁頗有些神聖的對話。殊不知這一放就是三十年，待到重新目睹這封珍貴的信件時，我的內心只留下一聲深重的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