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芳華》開拍到上映到撤檔到再上映一直很熱。這是導演馮小剛的價值，否則導演自己也說，文藝片能這樣不容易。其實，商業片到《芳華》這樣也不容易。
馮小剛的電影從《一九四二》到《我不是潘金蓮》再到《芳華》，我覺得更多地依靠內心，像馮導演說的一樣，他終於為自己拍了。
這很感人，同時這句話也是說，以自己的絕對標準拍電影。我不知道他這個標準是啥，因為從他賀歲片時期的作品看不到。還好在很多大導演作品崩坍時，馮小剛以他的作品在提出“不一樣”的標準。
我覺得《芳華》的表達欲一直撐著。其實能從敘事和片段的結構上感覺到，主創們都感動得一塌糊塗。
有情懷可以散播，但它真是商業電影的路線。
首先，我不覺得，有情懷就不是商業電影，也不覺得商業電影就得沒情懷、搶錢，就是壞，就可以不真摯。
其實這麼分類也不好。
這個電影是拍給誰看的？這是商業電影人考量的。我看《芳華》可能是給大眾看的。至少，我覺得馮小剛訪談中提到的“贖罪”遠沒有達到，不是鏡頭、美術、技術層面，恰恰這些層面他們這批導演都做得很好，主要是影像語言相對於《我不是潘金蓮》（這個接近作者電影）又返回了馮小剛的早期風格。
只不過，是事是真有體驗，念念不忘。看的時候，我覺得劉峰就是導演視角的化身，穗子也就是旁白，是編劇化身。這一方面說明，作品走了心，一方面也說明，陷入了自我表達。
任何個人表達都是藝術的，藝術和大眾不可否認有一條界限，這個必須承認。不考慮受眾，就拍自己想拍的；太考慮受眾就拍大眾愛看的；在這部電影裡有一個誰選擇誰的問題。
我覺得，電影呈現出來的效果，就有這個問題。
還有一個想法是，《芳華》裡的劉峰，很接近《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裡的林恩，一個活雷鋒，一個英雄。劉峰在活雷鋒的面具下連愛情都那麼壓抑，最後還是離開；林恩也一樣，很碰巧他也在啦啦隊邂逅了自己喜歡的女孩，然後走向了某個“名分”必然的歸處。
可見這個事也不是那個年代特有。
我們以什麼標準看這個電影？我所說的“電影”肯定是基於藝術這個範疇內的，離開這個範疇很多東西就沒法談了，或者說這是一個不成標準的標準——絕對標準和相對標準。
我想說它戰爭電影的那部分，其實它本質上是一部青春片。然而在我們的狀況下，我們拍戰爭到底能拍到什麼？
戰爭片標準，我舉個例子——1997年，義大利有一部電影叫《劫後餘生》，也是戰爭後遺症的故事，改編自猶太作家普利莫·萊維（Primo Levi）1963年出版的自傳體小說。作者在集中營裡待了十一個月零三天。1945年1月27日，苦難看似結束了，其實開始於這些人內心的苦難一直在繼續。
《芳華》也是想說這點事，繞來繞去，回到內心的苦難。
內心的苦難，我估計是解決不了的——1987年，小說作者萊維跳樓自盡，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維瑟爾聽到這個訊息十分平靜，因為同樣的奧斯維辛記憶在他身上也仍在起作用，他說：“早在四十年前的奧斯維新時代，萊維已死。”
至於《芳華》，我判斷馮導演可能是使勁想做個氣質電影，也就是導演要把什麼想法裝進小說故事這個筐。
既然，拍的是記憶，也就無所謂主線連貫；拍的是時代，也就無所謂人物形象突出；拍的是青春，也就無所謂性意識蔓延；拍的是內心壓抑不住的感情，也就無所謂煽情。
這些是毛病？其實都可以解釋，不可以解釋的是，視角錯亂與情感充沛的平衡。我能看到很多觀眾在哭，青春只剩下淚水了麼？還是我們被純個人的描述所矇蔽？
我們總能理解出於某種原因，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但這個“曖昧”我覺得特別有風險。因為觀眾是幾千萬觀眾，他們看到的東西會影響他們對那個時代的想象。電影作為一個認識那個時代的視窗，還是有責任。所以，高階的電影會直指人性， 這個比逝去的時代更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