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的一生，證成了“
知行合一，內聖外王
”的理想人格，氣象萬千、光耀千古。他一生三次證道，36歲時貴州龍場悟道“心即理”，48歲時南昌悟道“致良知”，55歲時餘姚天泉證道“四句教”，最終形成了其哲學思想的完整體系。這一切皆是建立在他波瀾壯闊的傳奇人生基礎上的。他的一生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相連、息息相關。
01 “不第非恥”追求聖賢境界的青少年時代
王陽明知止而後有定，自少年立志，便確定了一生的努力方向。《王陽明年譜》記載，他出生於1472年，13歲時，母親鄭氏去世，對他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但他志存高遠，心思不同常人。
有一次，他與私塾先生探討“
何為人生第一等事？
”老師說：“第一等事就是讀書登第，像你父親那樣。”王陽明直言不諱地說：“先生，恐怕不是的，我覺得第一等事乃
讀書做聖賢
。”
自此之後，他窮盡一生去探求追問、躬身修行實踐，最終成為“
立功、立德、立言
”的真三不朽之道。
英宗正統年間，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朝廷賠款求和。這件事在王陽明幼小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陰影。他發誓一定要學好兵法，為國效忠。
1486年，15歲的王陽明出居庸三關，考察邊患、察看地形、謀劃防務，跟北方少數民族學習騎馬射箭，刻苦勤練，箭術一流，可以做到“
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
”。他憑弔古戰場，緬懷先輩于謙，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失蹤”一個多月後他風塵僕僕回到家裡，腰間配劍，一副仗劍天涯的俠客模樣。
1487年，鄂豫陝交界地區發生流民暴動，建國號為“漢”，震動京師。16歲的王陽明覺得這是自己為國效力、顯露身手的機會，他寫了一份長篇奏摺，結合他的兵法知識和考察經驗，審勢謀策，請纓帶兵去征討。他託父親把奏摺轉呈皇上，父親痛斥他為“狂生”。
事實上，孔夫子曾說過：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
。王陽明之所以對“武備”如此重視，在於他堅定地認為：儒者如只會讀聖賢書而不會用兵，那無疑是一種恥辱。他看到歷史上有太多以文章詞句欺世盜名、粉飾太平的儒者，一旦遇到社會危機、國家變故，真真就剩下了束手無策、百無一用。
王陽明天生活潑好動，自小是個諧謔搞怪、率真淘氣的人。20歲的時候，為“備戰”科舉，他日夜讀書，沉浸於經史子集中，經常廢寢忘食。
有一天，周圍的人突然發現王陽明的氣質變化了，變得正襟危坐、謹言慎行，這種與過去的反差讓有些人覺得好笑，王陽明正色回敬道：“我過去放任不羈，如今知道自己錯了。春秋時期衛國的籧瑗最後活到50歲，他是到了49歲才知道自己的過失。我現在剛剛20歲，悔過自新還不晚吧。”
聖賢書讓王陽明脫胎換骨，21歲時他在杭州中舉浙江鄉試。然而，22歲時他卻在京師會試中落榜了，這還不算，三年之後的科舉考試中，王陽明再次落第。他的狀元父親開導他說，“此次不中，下次努力就能中了”，他堅定豪邁地笑笑，迴應可謂語出驚人：“
你們以不登第為恥，我以不登第卻為之懊惱為恥。
”
孟夫子曾說，“吾四十不動心”，意為40歲便不會再讓心被外物得失綁架，而王陽明則是在25歲就顯示瞭如此的氣概。
儒家之學，在王陽明看來分為舉子學和身心學兩類。
學習之目的在於科舉進而升官發財的，無疑就是舉子學。而讀聖賢書旨在修養身心、自我完善進而治國平天下者，乃是真正的身心學。站在身心學的立場上，當然就會認為“不第非恥”，而一旦一個人因為不第而影響了自己如如不動的內心，就說明其距君子氣象還差得很遠，是應當自以為恥的。
02 迴歸儒學並與奸佞正面衝突的中年時代
與人們想象中的聖賢不同，王陽明除了以思想家的面目出現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更以一位終生未有敗績的軍事家的形象永載史冊，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無疑也稱得上是一位最會打仗的讀書人。
青年時期的王陽明，因文才過人，一度馳騁文壇，1494年，23歲的他回到浙江餘姚組織龍泉詩社。彼時，他在京師皇城和家鄉紹興都擁有詞章盛名，與當時的詩壇領袖以文會友，意氣風發，所謂“氾濫辭章一時期”，然而，他很快覺得“
使學如韓柳，不過為文人；辭如李杜，不過為詩人
”，“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也！”於是，他毅然決然退出文壇，再轉去研習兵法，得高士許璋真傳，重燃經略四方之志。
事實上，32歲之前的王陽明，因為各種機緣，曾深入學習過道家和佛家。他於各處求仙訪道，修煉道家養生仙術，亦常參禪靜坐修煉佛家空性。他厭棄世之紛擾，曾經決意出家，但顧念祖母和父親，覺得子孫當盡孝養之道、贍養之責，此乃人之基本道義，幾經思想鬥爭，最終棄佛回儒，“
正德丙寅年元年，始歸正聖賢之學
”。
王陽明之所以建立心學，與當時的社會文化生態和政治生態息息相關，正是針對明王朝令人失望的皇帝、官員及大眾的道德淪喪而來。明代中葉之後，中西方海運航線開闢，大量白銀流入中國，經濟空前繁榮。
與此同時，社會思潮和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被重塑。大眾物慾膨脹、人心不古，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功利主義傾向瀰漫的社會
，正是孔子曾憂心的“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1505年，明武宗朱厚照即位，視國家社稷如兒戲，又有太監專權，宵人取勝，權傾萬乘，威劫大臣；官員唯唯諾諾，陰謀者勝，陽謀者敗；苛捐雜稅極酷，國法恣睢，激變民心；明王朝天下之勢，每況愈下。這些都讓王陽明痛苦而無奈。
34歲的王陽明此時開始開門授徒，並與湛若水成為志同道合的密友，共倡聖學。朱厚照即位後，帶來了急轉直下的政治局勢。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劉瑾擅政，負責監察和諫言的“言官”戴銑、薄彥徽等人，忠肝義膽堅持上書皇帝，要求嚴懲劉瑾等權奸，端正國法，卻反遭執掌錦衣衛和東廠西廠的劉瑾勢力革職、貶官或暗殺。劉瑾假傳聖旨，把與此相關的20餘人抓進了錦衣衛監獄。一時間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時年35歲的王陽明因上疏論救觸怒劉瑾，被廷杖40，奄奄一息間也被扔進了錦衣衛的大獄。入獄後，王陽明想到了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對於身處困厄卻奮發有為的歷史人物的回顧。受這些人物激勵，王陽明的精神始終堅定，胸襟浩蕩，聖賢信念從未破滅。他學習周文王，在監獄裡演繹《周易》，還為獄友們講學，“
累累囹圄間，講誦未能輟
”“
俯仰天地間，觸目俱浩浩
”。
03 37歲龍場悟道
經父親的周旋請託，幾個月後，朝廷裁決王陽明出獄，謫貶至貴州龍場做驛棧驛丞。王陽明從京城回浙江老家做赴謫準備，劉瑾派出的錦衣衛一路尾隨追殺至錢塘江邊。王陽明製造跳江的假象，江邊遺下衣服鞋子和絕命詩，蒙過錦衣衛，得以逃脫追殺。絕命詩有云：“自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日夜潮聲泣子胥。”
等他暗中到南京面見父親王華，父親對他說：“既然朝廷委命於你，就有責任在身，你還是上任去吧。”隨後他踏上路途，1508年春天，37歲的王陽明終於到達尚未開化的貴州龍場，目之所及“
萬山叢薄，苗僚雜居
”。
王陽明和三個隨從，因水土不服、生活條件艱苦，全部病倒。王陽明親自劈柴、挑水、煮飯，照顧病情更重的隨從，還努力調動生活氣氛和心情，帶給他們精神的支撐和撫慰。
這樣度過一段適應期後，糧食快要吃完了，王陽明就“刀耕火種”燒山開闢了一片荒地，自己耕種糧食。他還教當地人打土坯、用木頭蓋房子，教化引導民眾，受到百姓愛戴。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中，功名富貴都變得十分虛幻縹緲，一切榮辱得失似乎也都沒有了意義，為什麼要活著和如何活下去成了唯一需要思考的命題。
在此期間王陽明寫下《瘞旅文》，總結“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慼慼也”。據《王陽明年譜》記載，王陽明“
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王陽明意識到，以往到事物中去求理的方法和途徑是錯的，理不在心的外面。聖人之道，理本來就具足於人心。
這樣的一種體悟，史稱龍場悟道。
孟夫子說“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馬一浮先生說“學問要自心體驗而後得，不專恃聞見”，一個人學道，不是知道些名詞、概念、道理就成為聖賢的，如同今人調侃的“
我們都聽過很多道理，卻依然過不好這一生
”。
知曉“心即理”三個字，和切切實實在自己的心中體驗、體悟、體證到天理的存在，進而把此理擴充到全部生活實踐，完全不是一回事。可以說，龍場悟道是王陽明幾十年聖學之路苦苦探尋的一朝破繭，是他看破得失、超脫榮辱、參透生死後的豁然貫通。
王陽明建立“心學”，反映了現實人心私慾之甚，但他深信是“無明”產生了惡行，掩蔽了人們的良知。他力倡知識分子追求成聖，以恢復與宇宙自然、天下家國和民眾一體的博大的聖人之心。可以說，
陽明心學是對當時國民性弊端的深刻思考和批判，也是最早開出的拯救病態人心的“藥方”
。
04 屢遭陷害而心存光明
1517年正月，46歲的王陽明到達江西開始剿匪，稱“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透過非凡的謀略，1年零3個月後，“攻心為上”的他成功剿除各路匪患，釋出南贛鄉約，釐清行政。透過事功的建立，他的“事上練”更臻完善，並寫出《大學問》一書。
47歲時，王陽明徵三浰，立社學教化沿途當地百姓。歷經1年零3個月，危害多年的四省流民暴亂被陽明平定。如果說知行合一的“知”，乃良知顯現的“知”，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王陽明能夠將剿匪告示寫得非同凡響，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告諭浰頭巢賊》有云：“
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為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
……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
王陽明剿匪與他人的不同，在於他從“心學”的根本出發，從天、地、人“三才”一體觀和民本主義出發，體現了對天下生民之生存的關懷。
1519年農曆六月十五，寧王朱宸濠造反，被48歲的王陽明所破，僅用43天。然而，此舉令王陽明不僅無功反而有過，被張忠團伙汙衊刁難，在皇帝和太監們的逼迫下，王陽明忍辱向皇上報呈《重上江西捷音疏》，將之前呈報的《擒獲宸濠捷音疏》重寫一遍，並將擒獲朱宸濠、平定叛亂的功勞記在皇帝和太監們的名下。至此，朱厚照御駕親征算是有了結果，“功成名就”地返回北京。
王陽明自言此間全靠良知指引。
1520年農曆九月，王陽明正式提出了“致良知”。
1521年3月，31歲的朱厚照駕崩，江彬等太監被處死。同年5月，王陽明在廬山白鹿洞書院廣聚世儒、高談闊論“致良知”學說。嘉靖皇帝即位，傳旨要王陽明立即赴京朝見，擬表彰他南贛剿匪和南昌平叛之功。王陽明走到半路，又傳來聖旨命令他不要進京，過程幾近戲弄。
朝廷認為：王陽明未獲朝廷授命而擅作主張平叛，乃系蔑視朝廷，不但無功，反而有過。朝廷的這個態度，令天下人心寒，輿論譁然。嘉靖皇帝迫於民意壓力，又故作姿態，對王陽明加官授爵，封為“
新建伯
”，兼任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概為虛名虛職，無實惠實權。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很快，就有人上書朝廷要求剝奪王陽明的封爵，誣稱王陽明是朱宸濠的同謀逆黨。朝廷中還形成一股詆譭和攻擊王陽明的勢力，指責他宣揚“偽學”，貽害天下。
1522年，朝廷正式頒令禁遏王學。
1523年進士考試的《策問》考題竟然就是批駁和攻擊王陽明的思想主張。
見此情景，諸多弟子和友人意欲主持公道，為王陽明辯白，王陽明一概息言，默默忍受，無辯止謗。
有一天夜深人靜時，王陽明沮喪默坐，對門人說：“現在如果有一個洞穴，可以讓我帶著父親逃跑，那麼我願從此遠遁，永不後悔。”
05 金之在冶而超越平庸
面對忍辱負重、進退維谷、兇險異常的局面和處境，王陽明只能從自己的內心獲得力量，用良知和本心指引自己的選擇和擔當。
不得不說，這頗似釋家“
忍辱波羅蜜
”的一種詮釋。他後來感慨說：“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
人人都有趨樂避苦之本能，然而王陽明在與王純甫的書信中卻提出了一個非常精當的比喻，叫作“金之在冶”。他一生中經歷的艱難挫折，在別人看來足夠死上七八回，但是於他而言卻都鋪設了成聖成賢的“道路”。
“
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為金者甚苦。
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人在經過最深刻的磨礪和體悟後，便能“
人心死，道心生
”，從而超越平庸。
1527年，55歲的王陽明在紹興系統講授心學理論，他在天泉橋上與錢德洪、王畿授立四句教法：“
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史稱天泉證道。
1527年9月，王陽明從餘姚出發去廣西，途經江西。他沿途停留於廣信、南浦、南昌、吉安，所到之處，弟子云集，民眾歡迎，群情激昂。當年的吉安講學，是王陽明一生最後一次大規模講學。當年11月，王陽明到達廣西，招撫了王受與盧蘇，平定思恩、田州，興學校，撫新民。
1528年9月，王陽明以極低的代價掃除了斷藤峽、八寨多年的匪患。當年11月，先生因病離開廣西，啟程返家。
1529年1月9日晨，王陽明病逝於青龍鋪（江西大餘縣）碼頭舟上，年57歲，門人周積等人陪伴，留下“
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的臨終遺言。至此結束了他傳奇的一生。
06 聖人之心的力量
王陽明一生致良知，什麼是良知？就是不用思考就明白的道理，不用學習就瞭解的那份“應該”，並不是知識學問越多良知就越多。他的信念是“
天地雖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雖凡夫俗子，皆可為聖賢
”。
什麼樣的一生才算活得值得？王陽明疾病纏身、一生坎坷，在困頓與絕境中大徹大悟，在非議和險惡中毅然前行，歷經千難萬險，遍嘗千辛萬苦，屢仆屢起、百折不撓、忍耐克制、殺伐決斷、化險為夷，57年的人生歷程中安樂順遂的“幸福時光”少之又少，然而他終究憑著自己的意志、智慧和心靈把自己活成了一個光耀千古的傳奇。他告訴我們：苦難，有時是一條道路。
老子在《道德經》中說“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韓愈在《通解》中說“以一身立教，而為師於百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存”，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存於天地之間，雖世事變遷，教育之魂卻乃永恆。每一個人理應以陽明先生為師，可以看到他“真三不朽”德精神治所在：立德、立功、立言。
杜維明評價王陽明，說他“繼承和發揚光大了中國儒學特有的人文精神。他提出‘
仁者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就是要創造人與自然的和諧；他提出‘知行合一’，就是要創造人與社會的和諧；他提出致良知，就是要創造人與自身的和諧”。
事實上，王陽明最終創造的和諧，是他在坎坷磨礪的一生中找到的依託和路徑，陽明心學提倡建構的聖人之心，是那樣廓然大公、磊落光明、峭岸堅定，這正是中華民族集體人格應有的核心。
點選進入企業家學習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