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嘻哈》的節目錄制現場更像是一個工業感的Livehouse（室內演出俱樂部），幾百個觀眾站在舞臺的下方，這與多數國內選秀節目的場面設定不同，舞臺是這個場地的核心，站在臺上，不會有一種被導師和評委審視的感覺。主辦方試圖在節目中造出一種地下音樂的現場畫面，儘管如此，它還是很難讓選手們想起這與他們平日裡演出的場面有多大關係，明星、製作人、導演、鏡頭、揮動著熒光棒的職業歌迷、廣告牌等等，不斷提醒著現場的人們，這仍是一檔綜藝節目。
GAI爺鎮樓
然而這個以“嘻哈”為主題的說唱比賽在網路播出後，似乎得到了比預期更高的熱度，一些詞語成為新的網路詞彙，不少地下說唱、音樂人也開始浮出水面，陸續登上各地的演出舞臺，一批具有較高知名度的音樂人也就此熱度成為話題人物，此外，選手之間、音樂人之間的對抗和挑戰的硝煙也瀰漫在了這個節目之外的地方。
一種自白
嘻哈音樂就像是年輕人的心理描寫，打破了固有的“抒情”音樂審美。以往的中國選秀節目常常表現出一種焦慮，一種個體極度缺乏的內在焦慮。從“超女”到《中國新歌聲》的十幾年時間裡，一些流行歌曲被重複唱了上百遍，即便是標榜原創音樂的《中國好歌曲》也從未在流行性和曲風上找到更大的突破，而這場純粹以說唱為主的節目，既帶有風險，也像是一種挑戰。現實中的素人，唱起他們自己的音樂，儘管節目組還拿捏不準這些人的秉性和潛能，剪輯師的配音偶爾還是埃米納姆（Eminem）在90年代的熱門曲目，但是這個節目如同一個起點，也預示著某種選秀節目的新生態，一些如《中國樂隊》這樣的節目也在摩拳擦掌，總之，這檔節目在網際網路上開啟一個口子，讓一些相對真實、原創、有態度的聲音，進入了主流的視線。
從20年前的北京、上海地下樂隊說唱，如隱藏、陰三兒，再到之後廣州、西安的Chillgun、紅花會等團體，直至今天的炙手可熱的“川渝地帶”，中國的說唱音樂也經歷了數代音樂人和音樂風格的交替。在民謠之後，這種入門簡單、玩法無限的音樂方式隨著短影片、潮流文化，伴隨著段子文化和酷文化的興起，成為一種很容易被接受的音樂形式。
在嘻哈音樂中，方言促生了地域、文化上的衝突和音樂風格的劃分。之所以四川成為新銳的說唱地帶，除了那裡的文化特質外，方言也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四川方言與所謂“川普”的發音都模糊了普通話中四個聲調的限制，在這裡，人們常常拖著尾音講話、聊天、談情甚至與人爭執，清口的調子，讓它形成了天然的音樂韻腳。而自從重慶成為直轄市後，這個城市有了一種接近於北京的“中心市儈文化”，它所聚攏的文化生態與越來越國際化的成都圈子形成了強烈反差，在兩種文化背景下，促生出發音相似而聲音不同的嘻哈音樂。在成都，馬思唯的CDC憑藉著幾首製作精良的“陷阱”作品備受西方世界的關注；而重慶的Gai所專注的本土音樂創作，也勾勒出一個典型的碼頭文化生成的說唱江湖。
“嘻哈”是一種音樂文化，“說唱”是一種音樂風格，“中國有嘻哈”的英文名稱the Rap of China似乎混淆了這兩個概念。與《中國有嘻哈》的參賽選手不同，更多的說唱音樂人對於這個節目表現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他們覺得這種音樂既不是這些人的發明，又不是今天才出現在中國的，沒什麼好評論的，而關於《中國有嘻哈》這個節目，幾乎所有人都保持著一箇中立的態度：好，也不好。
總之，很多國內玩說唱的人都不喜歡“嘻哈”這個翻譯，但是他們也找不出一個詞替代“Hip-Hop”。除了“一種態度”“一種文化”，很少人說得清楚到底什麼是嘻哈音樂。他們更喜歡用自己的方言來將其稱為“黑泡兒”“黑帕”，或者乾脆使用英文來表示“說唱”，因為他們覺得“饒舌”太土，“嘻哈”太“港臺腔”，聽起來像是一種“有殖民文化色彩”的舶來品。
獨立音樂人認為音樂本身比“嘻哈”這個名字更值得尊重。“陰三兒”的陳昊然曾經說過，說唱音樂是來解決問題的，因為它直面你所遇到的問題。或許這更像是年輕人投身說唱的目的，他們在漫長的青春期中形成對世界的看法，開始對生活抱怨，也抱有幻想，他們更喜歡直接的態度，排斥遮掩，關於歌詞，他們不選擇“拿來”西方的，更多是開始有了自我的認知和文化上的自覺。
美國人曾經給中國的“80後”定義為“Me Generation”，說他們是嬰兒潮長成後的“自我中心一代”。2007年8月6日，這個詞首次出現在美國《時代》週刊的文章裡，“自我中心一代”即是“迷失一代”（Lost Generation）的進化版，也是今天互聯公民的最大特徵。在這個趨勢下，中國的說唱青年最終成為第一批“酷一代”（Cool Generation）的代表。
無論如何，《中國有嘻哈》都讓大眾看到了另一種流行，聽到了流行在年輕人中間的另一種語言流派；如同一次“反集體主義”的亞文化的爆發，混雜著青春和理想，混雜著期待，混雜著現實世界中很多不真實的東西，讓一大批年輕人似乎找到了一種新的符號和自我認同。
你最喜歡那個嘻哈選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