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婦女的家庭地位
在中國古代，在男尊女卑的原則之下，女性在行事上要以
“卑弱”為準則。在著名的《女誡》裡面，班昭曾對此有細緻的闡發
：
古者生女三日
，
臥之床下
……臥之床下
，
明其卑弱，主下人也。
……謙讓恭敬
，
先人後己
，
有善莫名
，
有惡莫辭
，
忍辱含垢
，
常若畏愜
，
是謂卑弱下人也。
……
陰陽殊性
，
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
，
陰以柔為用
；
男以強為貴
，
女以弱為美。
……然則修身莫若敬
，
避強莫若順。故日敬順之道
，
婦人之大禮也。
婦女總是被人教導要服從男人的權威。
——
《儀禮》和《禮記》都提到過女子的
“三從”之義
：
“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既然每個子女都要服從父親的絕對權威，女子的“未嫁從父”自然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真正對於男子的服從開始於結婚之時，也就是說，夫對於妻有充分的權威。
在漢代之前，社會上對這種權威已經有認可，這又導致了後來
“三綱”理論的成立。按照這種理論，夫之支配妻，一如君之支配臣，父之支配子。故而，妻應該以敬順之道待夫。班超也曾經告誡她的女兒待夫不能“媒”，不能“訟爭”，不能“侮夫”。在她看來，這類舉動都會導致“忿怒之事”，都會使“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漢代夫唱婦隨的典型當屬勃海鮑宣妻桓少君。
“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
：
‘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
：
“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
仇覽
“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由此可以看出妻子的謙卑服從和丈夫的尊嚴權威，也可以看出妻子和兒女都要服從家長的權威。中郎將任尚嘗遺鄧騭子侍中鄧鳳馬，“後尚坐斷盜軍糧，檻車徵詣廷尉，鳳懼事洩，先自首於騭。騭畏太后，遂髡妻及鳳以謝，天下稱之”。因為“髡”是常見於漢代的一種刑罰，因此，鄧騭的舉動似在說明，他的妻子應該受到懲罰，因為她沒有克盡母職。
但也並非所有的女子都謙卑順從，因為在史籍當中我們同樣也可以看到個性強悍、才智超群的女子。著名學者馬融的女兒就非常有辯才，新婚之夜，甚至連想把她和她父親奚落一番的丈夫袁隗都
“默然不能屈”。富有個性的妻子通常可以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丈夫。據史書記載，王霸和梁鴻之所以下定決心隱居就是受了他們妻子的影響。
有時妻子甚至可以改變丈夫的整個思維方式。樂羊子
“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子告訴他說“拾遺求利”是不對的，“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以後，羊子因為想念妻子而回家探望，妻子又告訴他，“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很清楚，如果我們說樂羊子之所以可以完成自己的學業，乃是因為妻子努力的緣故，而妻子也給了樂羊子以極大影響，是一點都不誇大的。
一般說來，妻子能夠做的事情只有家務。她不應該對社會和政治活動感興趣，也不允許干預這些在人們眼中只有男人才可以從事的事務。不過，如果一個女子識見超常，她也可以積極參與男人們的事務。安定皇甫規妻
“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而個性強悍的妻子有時甚至會左右丈夫的公務。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
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敞。
“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後來他的夫人對他說
：
“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於是“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顯而易見，在這裡最後做出決斷、操縱局面的都是楊敞的夫人。不過，在政壇上，像這樣性格果斷、見多識廣的女子實屬罕見。
能夠給丈夫出謀劃策的妻子總是可以得到丈夫的尊重與信賴。據史籍記載，梁冀的妻子孫壽
“色美”，“性鉗忌，能制御冀”。“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梁冀不敢將小妾友通期接回家裡，友通期生的兒子也“匿不敢出”。但後來“壽伺冀出，多從倉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在這種不經見的情形裡面，傳統的“夫尊婦卑”模式大有變成“婦尊夫卑”之勢。
家庭之中母親的地位值得特別注意。從理論上來說，子女對於父母的教令都是要聽從的，他們之間通常沒有什麼分別。子女對於父母雙方應該都要孝順。但是除此之外，母親的地位還取決於另外一條基本原則，即妻子要服從丈夫。因此，母親的地位也要低於父親。
“家無二主”、“父尊母親”，這些要點經常被古代的學者加以強調。子女要為父親服喪三年，但如果“父在為母”，則子只服喪一年。
《傳》曰
：
“何以期也
？
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
”因此，母親也要處於家長
（
夫和父
）
的支配之下，應該服從他們。如果父母意見一致自無問題
，
但如果父母之間有分歧和齦齲發生，則父親的權威要優於母親。這點，我們在討論子女婚姻安排的決定權的時候已經述及。這裡還要指出的是，母親和子女同樣都要服從家長的權威。
更加複雜的問題是父親死後母親的地位。從理論上說，父親死後，家裡就沒有人可以高過母親了
；
因此她的權威應該是最高的。但問題是還有跟
“男尊女卑”的教條相一致的所謂“夫死從子”。這樣我們就看到兩個相互矛盾的理論
：
如果兒子應該順從父母的旨意，那怎麼可能要求一
個母親再去服從自己的兒子，接受兒子的權威
？
是不是說在父親死後，兒子和母親之間的地位要發生轉換
？
因為女人一般不太可能成為家長，在家裡沒有其他男性尊長的情況下，做家長的
-
一般都是兒子，那麼看起來，在兒子成為家長以後，他的地位確實發生了某種轉換。但這並不意味著，母親的地位也要發生轉換，也不意味著母親要服從兒子的權威。相反倒是有跡象表明，即便父親已死，兒子仍然要服從母親的權威。母親權威高於兒子，在《孔雀東南飛》裡面有明白的表示。
在這首詩裡面，母親對拒絕出妻的兒子非常生氣
；
最後在母親的命令之下，兒媳還是被趕走了
。
有時，母親甚至還會過問兒子的政事。嚴延年在地方上任太守的時候，
“用刑刻急”，“令行禁止”
，
在摧折豪強和罪犯方面毫不手軟。後來他母親從家鄉到雒陽來看他，對他的嚴刑酷罰大不以為然，
“便止都亭，不肯入府”。
“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閻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閻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告訴他應該“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延年服罪，重頓首謝”。一言以蔽之，史籍裡面並沒有證據表明父親死後，母親應該服從兒子。我傾向於認為，將所謂的“夫死從子”與另外兩種服從
——
體對待是很容易產生誤會的。
漢代婦女的社會地位
漢代婦女的職業與經濟地位
絕大多數婦女都從事紡織和其他家務勞動。張安世貴為公侯，但他的夫人仍然
“自紡績”。但通常來說，富家的女子一般都不會從事生產性的勞作，只有貧家的女子才會從事體力勞動。總體說來，家庭的職業狀況會決定一個女子應當從事何種工作
；
比如，農家的女子
-
般都要在田間勞作。
紡織是婦女最常做的工作，可以為家人提供衣物，也可以補貼家用。通常說來，婦女勞作的所得往往只是家庭收入的一部分，但在很偶然的情況下，如果丈夫不能參加生產勞動，妻子也可能會獨立持家。例如，許升
“少為博徒，不理操行”，他的妻子呂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
我們前面曾經提到樂羊子離家求學，七年不返。在他離家的這段時間裡面，
“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喪夫之後，含辛茹苦、獨立持家的女子也不乏其例。朱檇少孤，“母嘗販繒為業”。翟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後母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積十餘年”，翟方進後來做了官，如果沒有後母的支援，他最多也就是個太守府的小史，根本不會有機會做官。劉備也是“少孤，與母販履織蓆為業”。
有些殷實之家的婦女從事可以生利的商業活動，這些活動有時會為他們提供一些機會，使她們得以和上層社會的顧客結交。董偃母以賣珠為事，經常出入館陶公主家
，
因為這層關係，董偃後來成了館陶公主的面首。
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女商人當屬今天四川一帶的寡婦清，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因為她家產鉅富，所以“名顯天下”，“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檯”。
不過，像寡婦清這樣取得巨大成功的女商人在中國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如果她的先人沒有留下如此雄厚的家底，憑她一人之力，要積累這麼多的財產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即便是這樣，她經營如許產業的管理能力也不應該小視。
只有很少的職業是向婦女開放的。因為秦漢時期巫術非常盛行，並且在巫術方面也有性別上的分工，所以當時對於女巫的需求是很大的。但因為巫術在當時是個賤業，所以女巫和她的家庭，社會地位應該都是很低的。
女醫生是個很受人尊重的職業。有時因為她們與高門望族之間有來往，她的家人都有可能獲得躋身上層社會的機會。女醫淳于衍與大將軍霍光的夫人來往密切，借霍光之力，淳于衍的丈夫由掖庭戶衛升到了安池監。義縱的姐姐是王太后的私人醫生，由於王太后的關說，義縱被任命為上黨郡中令，後來還做到太守。
年輕女子從事最多的職業恐怕是做歌舞伎。有一些城市因為出產歌舞伎而出名，當時還有一些人專門收養貧家女子，訓練她們唱歌跳舞。在這方面有專長的女子大都被權貴和富商們買走了。他們在這些家庭裡面供主人玩樂，也要滿足主人性事方面的要求。因為這種職業是不被社會所尊重的，所以她們的地位非常之低。然而，如果她可以得到主人的寵愛，有時也可以躋身高位，碰巧了甚至讓整個家族的人都飛黃騰達。
秦始皇的生母起初就是呂不韋從邯鄲買來的舞伎。漢武帝皇后衛子夫原本
“為平陽主謳者”，可他的弟弟衛青後來卻做到大將軍，她姐姐的兒子霍去病也被任命為將軍，地位僅次於衛青。。成帝趙皇后原本也是陽阿公主家的歌舞伎。但是因為她的緣故，她的父親被封了侯。王翁須也是出身貧家，後來到衛太子家做歌伎，得到史皇孫的寵幸，生下了後來的宣帝。
宣帝即位後，翁須的母親和她的兩個兄弟王無故、王武都受到封賞，
“賞賜以鉅萬計”。後來，“無故子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因為這樣一個歌舞伎的緣故，一家人的命運在一夜之間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秦漢時期，中國女性受教育的程度通常都不及男性。但史籍當中仍然可以找到一
-
些出眾的女學者。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大學者的女兒。伏生故為秦博士，精於《尚書》，文帝時“使掌故朝錯往受之”，“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班彪女昭，“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臧書閣踵而成之”，馬融也曾經“從昭受讀”《漢書》。
蔡邕家有藏書四千餘卷，後來
“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他的女兒蔡琰可以“誦憶”四百多篇，蔡邕死後，在曹操的要求下，蔡琰將這些書繕寫了出來。不過，沒有哪個女學者被請去做老師
；
可能當時的人們不需要職業女教師。
女子從來不會被任命為官，雖然班昭曾經受和帝之命續成《漢書》，雖然
“每有貢獻異物”，她就會受命作賦、頌。除此之外，和帝還經常召她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她自己雖然沒有官銜，但她的兒子卻因為她的“出人之勤”，被特封為關內侯，官至齊相。
參考文獻：
《漢書》
《後漢書》
《禮記》
《禮記註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