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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都司巷，在濟南是一條大名鼎鼎而且頗具傳奇色彩的老街。近日，隨著“濟南泉·城文化景觀申遺工程”相關考古工作的展開，這條老街又給濟南帶來了新驚喜。
曾是富商的聚居區，開設濟南第一所外商銀行
高都司巷北起將軍廟街西口，南至泉城路，東鄰鞭指巷，西靠太平寺街。長250米，寬3。5米。高都司巷的街名由來說法不一，其中一種說法是因為這裡曾有一高姓的都司在此居住而得名。
據考證，這個街名始自明代，1966年曾改 名啟明街，1980年恢復原名。《歷城縣志·建置考》（清康熙六十一年增刻本）載：“高都司巷：太平寺街東”。街的兩側是具有北方特色的青磚小瓦建築，有些住宅建築為“院套街，街連院”格局。1861年至1869年，在高都司巷建“天主堂”，教堂建築採用全封閉式，連鐘樓圍牆都以石塊砌成。從遠處看去，似一座古城堡。很多原來 住在周圍的老住戶，就稱這一帶為“洋樓街”。
清道光年間，濟南銀錢業在這裡設“福德會 館”“三合恆”“慶嘉昌”“協聚泰”“大德通”“大德 恆”等銀號。1906年，“德禮和洋行”在高都司巷設“禮和洋行濟南分行”，這是外商在濟南設立的第一所洋行。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 公勵公學堂在高都司巷開辦。1914年，與私立山左公學、濟南官立中學堂合併，名為山東省立第一中學。就是現在濟南一中的前身。 高都司巷10-26號的匯源裡黃家大院，主人黃匯川主營估衣生意，當時人稱“黃八萬”，其富足可見一斑，他創立的吉泰號估衣鋪是濟南歷史上最重要的大商號之一，經營範圍曾經到達北京及青島等城市。該院中分主道支道，共包括6個大院落，近300間房屋，是一個具有近代風格的里弄，不同於北方典型的四合院，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而在36號曾經住過的裕華文具店老闆，一度將分店開到上海和新加坡；另外，高都司巷的9號院也曾住過一袁姓官商，稱為袁家大院；33號院的張家公館也很具代表性。
1982年，高都司巷的石板路面被改為瀝青路面。該巷與芙蓉街、鞭指巷等共同形成古街組合，是山東省政府西側惟一成片的古建築群。雖歷經數百年社會動盪、風雨侵蝕，許多古民居已翻修或翻建，但從整體上保留了老濟南的基本面貌與特徵。
2002年，高都司巷拆遷。當年10月，濟南市考古研究所對高都司巷進行挽救性考古發掘，出土了古井、古道、陶罐、瓷器、瓦當、酒罈等文物，從戰國時期到清代，幾乎每個朝代都有，這證明先民們從戰國時期就已在這一帶生活。因此當時，高都司巷出土的文物可以稱為“整個一部濟南編年史”。
明代晚期、清代晚期到清末民初，三個時代遺蹟都有發現
為了配合“濟南泉·城文化景觀申遺工程”的開展，尋找與泉水相關的遺蹟及其他古遺址，受歷下區歷史文化街區保護中心聘請，濟南市考古研究所於 2019年11月至今年4月對高都司巷小學遺址再次進行了考古發掘。該遺址位於原為高都司巷小學教學樓南側院內，發掘面積200平方米。
濟南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說，這次考古發掘難度不小：一方面，由於發掘區域面積較小，周圍緊鄰居民樓，而且還鄰近趵突泉、五龍潭、護城河，地下水水位較高，工程中降水難度很大；另一方面，需要根據現場情況判斷髮掘遺蹟保留與否，所以本次工作只能發掘到地下水水位深度。
“但是收穫非常大”，考古人員說，歷時半年的考古發掘，在現場清理出了四層文化堆積，其中最深的一層約1。4米，含石灰粒、炭渣、草木灰，裡面夾雜著少量青花、醬釉、青釉、白釉等類瓷片和灰陶片等。根據這些瓷片的特徵推測，應為清代早期地層。其上分別為清代晚期、“民國” 時期和現代墊土層。一共發現了20處文化遺蹟，多為建築基址及附屬設施，其中房址有9座、排水溝1條、道路2條、灰坑4個、牆體4條。“時代大多為清代至民國時期，個別遺蹟最早可能到明代。根據地層關係、出土器物和牆體建築特徵，遺蹟時代大體可分為清末民初、清代晚期、明代晚期三個時期。”
清末民初遺蹟最多，內容最為豐富
考古人員還進行了分類詳細說明。其中，清末民初遺蹟有11處，主要是三座房址及其附屬灰坑、道路、排水溝等，有兩處房址儲存較好，並具有一定特點。
編號為房址F1的遺址，位於發掘區中東部，殘存地基和最下部牆體，整體坐北朝南，平面呈長方形，長10。3米、寬4。4米，面積45。32平方米。中東部一隔牆將整體分為東西兩大間。牆體用青石塊砌築，三合灰漿灌注粘合，加工規整。室內地面僅可辨少量三合土殘痕。西大間的東南角外側設一南北向三合土路面。在其東、南外側均殘存有三合土層，推測可能為室外院落的地面，這間房屋遺址應為堂屋，北牆東端外側的三塊規整大石塊，推測是進入院落的門道遺存。
從現存牆體砌築痕跡初步分析， 這座房屋經過多次重建，大致分為三期。第一期為西側一大間，此時北牆向東延伸出院牆，在大石塊處建有門樓；二期為東側增築的小間，在院牆內側另築小間的北牆，門樓可能保持原狀；三期為大小間、門樓整體重修，在原來牆基之上統一修築四周牆體。
編號F2的遺址位於發掘區西北部，向北延伸至探方外，殘存室內地面之下的牆基。發掘部分平面呈長方形，分南北兩間。南側房間內在三合土地面上設定三個灰坑，佈局規整，應與三合土面同時修建。中部一個近橢圓形，填滿炭渣，其西側坑壁似有高溫烤過跡象，十分堅硬。東西兩個灰坑分列兩側，呈長方形。西側一個四周用側立磚砌築，填滿大量炭渣，夾雜少量未燒盡煤炭。東側一個從少量殘磚和齊整坑壁分析，原亦砌有磚壁，其北端東外側的三合土面向東漸低，與排水溝的西端進水口相連。
編號G1的排水溝位於發掘區北部、F1北側，平面整體呈“人”字形，通長13。7米，寬和深都在半米左右。南、北兩條應為支線，彙集到東端的主線上。南側支線基本完整，西端始自F2房址東牆上的石砌進水口。這條排水溝整體為磚石混築，白灰粘合。建造時先挖溝槽，底部鋪磚，然後再砌兩側溝牆，最後在頂部鋪蓋一層青磚或石板。
“綜合上面這三處遺址的位置、佈局方式、形制特徵、填土等方面因素，初步分析F2遺址可能是一處廚房、燒水房或某類用水量較大的作坊場所。其中中部坑上方架設有爐灶，西側坑存放著炭渣，東側坑放置存廢水的木頭或鐵質的水箱，排水溝的南側支線往外排廢水。”考古人員 解釋著這幾處遺址的功能。
明代晚期的遺蹟可能是泉池， 對泉水文化申遺有重要作用
考古人員介紹，這次發現的清代晚期遺蹟8處，主要為房址，另外有兩條單獨的牆基。房址儲存得都很差，多數僅存兩面牆體或牆基。其中 有兩座儲存稍好，編號F4的房址殘存三面牆基， 編號F5房址殘存少量室內地面，牆基都是用大小不一的不規則青石塊砌築而成，加工得比較規整。在F5房址室內的南半部還發現了殘存鋪地磚，東西向錯縫平鋪。
明代晚期的遺蹟僅發現編號為H4的一處灰坑遺蹟，位於探方西北角。開口距地表深約1。4米。平面近正方形，加工較為規整，四壁用青磚塊夾零星石塊錯縫平砌，坑底用青磚平鋪。根據其砌築方式及出土瓷片和地層關係，初步推測為明代晚期的簡易蓄水池或泉池。
“這次主要的還是清末民初這個時期出土的遺蹟和文物比較多，比較重要。幾個時期遺址發掘出土器物總體來說較少，以瓷片為主，另有少量泥質灰、紅陶片等。在瓷片中，青花和醬釉瓷片數量最多，白釉、青釉、綠釉、白底黑花等瓷片數量較少。可惜的是，這些瓷片都比較零碎，能修復成器物的較少，但從瓷片的形狀上分析，大致有瓷碗、瓷盤、瓷杯、器蓋等。”考古人員表示， 這次雖然發現的文物不多，但通過出土的瓷片等文物可以分析，這個地區在明代以來，應該一直是比較繁華的聚居區，這和歷史志書的記載基本吻合。
市考古研究所所長李銘，他對這個區域的考古發掘非常重視：“這個地方位於濟南古城區的核心區域，位於古城區西城牆內，鄰近西門，新發現的數量較多的房址表明，明清以來這裡一直是居住區，其中鋪砌卵石和花磚的道路看似普通，其實很不一般，可以表明這裡曾經居住過有一定社會地位或經濟實力的人，或者存在過花園一類的景觀場所。發現的房址F2及其附屬排水溝佈局合理、設計巧妙。這些對了解清代晚期至民國時期，濟南古城區內民居房址的建造方式、功能結構及其用水、排水方式有重要意義。發現的疑似簡易蓄水池（或泉池）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我們瞭解當時居民對於地下水的應用方式，也對我們研究明清時期濟南的地下水狀況，或者這個區域也存在過泉水這一課題提供了最好的最直接的歷史遺物和資訊。雖然此次發現的文化堆積時代較晚，但是仍具有較大意義。”
有關專家表示，高都司巷這個片區在明清至民國時期曾經是典型的商賈官宦生活住宅區，到了清末民初匯聚了不少大民族資本家和金融業、化工業、毛巾業經營的代表人物，他們的後人也多居住在這裡，遷移變化的不多。尤其是清道光年間，濟南銀錢業在此設立了福德會館，就在該巷19號。所以這裡可以說是那個時期濟南金融業發展情況的縮影，同時也增加了這個區域的資訊交流與經濟貿易。從這一片區的建築和將軍廟街的連線等，可以想象這裡曾經的繁華。
李銘表示，上次在這裡進行考古發掘是2002年10月，當時是老城區內第一次最大面積、最正式的考古發掘，發現一批上自戰國、下至明清時期的文物，其中完整的或可復原的達上百件。發現水井40餘口，證明濟南老城區內自戰國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大量精美的瓷 片涵蓋了國內的大部分窯口，不僅為民窯瓷器的研究提供了實物資料，而且對研究濟南地區的貿易交流史也具有重要價值。“透過這次發掘 可以瞭解到明清時期古城區內濟南居民利用泉水的方式，對濟南的泉水文化申遺工作也提供了很好的歷史資訊和證據，對泉水文化申遺具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