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立國之後，透過正郊廟，封宗室，立諫官，增吏俸等措施，鞏固完善了西晉的權利結構。加之弘揚教化、輕徭薄賦等一系列寬鬆政策的推行，不久便達到了民和俗靜，家給人足的局面。特別是在平吳之後，出現了所謂的“太康之治”。然而，表面上的繁榮掩蓋不了事實上的弊病。在禪代模式下建立起來的西晉政治權利結構，有其自身無法克服的問題，那就是暮氣沉沉的官僚根底和累世仕宦造成的政治上的外強中乾。
我們知道，禪代這種特殊的易代方式，使得西晉統治集團的主要成員幾乎全都來源於曹魏的權貴官僚家庭。這樣，曹魏的政治形態也幾乎原封不動為晉朝所繼承，就使得一經成立的西晉政權暮氣沉沉。不僅缺乏吐故納新的活力和勵精圖治的氣象，而且由於在亡魏成晉的過程中沒有經過戰火的洗禮，故在西晉立國之後，這一舊的統治集團所積累的腐化落後的東西，也原原本本進入了西晉朝堂，這勢必會影響了西晉計程車風。另外，藉助於權貴大族的支援建立起來的西晉政權，立國之後必然會對其投桃報李。
鄉里清議
司馬氏不僅從表面上給予了優容籠絡，而且在制度方面賦予了各項特權。特權即壟斷，這必然造成腐敗。九品中正制，是曹於延康元年（採用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正始頒行的，時稱“九品官人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鑑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作為新的選官的依據，其出臺的原因，一般認為與兩漢以來鄉舉裡選的察舉制度有很大的關係。自漢至此，察舉制是主要的選官制度。具體來講，是中央和地方上的官員根據考察，把品行高尚、才幹優秀之人推薦給朝廷。
考察一個人的德才，主要來自於鄉里輿論，即“鄉里清議”。發展到東漢，一個人在鄉里輿論中所獲得的評價，越來越成為選官的依據。然而至東漢末年，建立在鄉里清議基礎上的察舉制度己窮途末路。一方面是因為此時的鄉里清議多為世族所操縱，左右了當時的鄉聞輿論，造成選舉不實，名實相俘。另一方面是因天下動亂士人流亡而造成的考詳無地。
在這種情況下，由中正行使“鄉里清議”之職來代替察舉制的九品中正制度應運而生。然而，並不能憑此就簡單地認為九品中正制度是對鄉舉裡選基礎上的人物品評風氣的繼承和延續。因為作為反映社會變化的制度，其產生有著複雜的政治背景。這要從九品中正製出臺的時間說起，一般認為是從延康元年（正月曹操逝世到十月漢魏禪代期間頒行的。置於這一特殊時期的社會政治環境，我們說，這一選官制度的頒佈，無疑更多的是出於政治上的考量。
九品官人法
王曉毅從曹王集團所面臨的險惡政治環境出發，王仲犖持相似的觀點，認為曹王藉助“九品官人法”這一方案，取得了世家大族的支援，做好了改朝換代的工作進而登上了皇帝寶座。另夕卜，宮崎市定認為“實行九品官人法的最初意圖，是準備在可以預見的漢魏革命時，把東漢朝廷崩潰後的官吏吸收進魏朝而擬定的便宜之計。”由上所述，我們可以說，九品中正制之出臺，是為新舊王朝的人事交替服務的。漢魏革命的順利實現，很好的證實了其在維護曹魏建立過程中功勵卓著之士族階層利益以及在實現曹魏政權統一中發揮的作用。
我們則不難推測其在魏晉更替過程中所發揮的政治影響力。也就是說，在亡魏成晉的過程中，司馬氏也充分藉助了這一選官制度，完成了由“魏臣”到“晉臣”的轉化。其中，在曹魏末期，根據司馬的提議而設定的州中正，可以說是司馬氏利用這一制度培植和發展自身勢力的一個重要舉措。我們知道，草創之初的九品中正制，只設置了郡中正。郡中正由各郡推舉產生，郡中正在鄉里清議的基礎上，根據德才把本郡人評定不同的等級，備中央吏部輇選以參考。
中正官的設定，分割了作為中央的行政長官的權利。造成了中正與行政長官在選舉方面的矛盾。也就是說，郡中正的職權侵犯了政府的用人之柄，威脅到了中央的權威，加劇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在這樣的背景下，司馬戴提出了設定州大中以改變中正品評“決於郡人”的提議。這一提議當時因遭到反對並未立即實行，直至高平陵政變前後州中正才得以設定。其設定後，郡中正不再由本地推舉，變為州中正任命，而州中正的任命是由中央的司徒府推薦的。
結語
這就使裁定鄉品的權利越來越集中於中央，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依據魏晉之際的史實，此時的朝政大權實由司馬氏掌控，作為圖謀篡權的司馬氏來說，無疑可以隨意選置中正，透過操縱選舉來培植自己的勢力。九品中正制在曹魏代漢中所起的作用和魏末州中正設定的背景及其目的，我們可以說此制度在亡魏成晉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西晉立國後，繼續襲用九品中正制。這一制度，在西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與完善，已成為體制完備、組織嚴密的選官制度。另外，九品中正制的實施也有了重大的不同，那就是門資因素成為品評人物的側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