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黨處於嚴重危機的關頭，馬克思恩格斯積極幫助倍倍爾、李卜克內西等黨的領導人認清形勢，制定正確路線和策略。教導他們將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結合起來，建立秘密組織和刊物，透過一切方式組織和領導群眾進行鬥爭。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和廣大基層黨員的推動下，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迅速糾正了錯誤，著手恢復黨的各級組織和工人組織，開展地下鬥爭。
一八八0年八月，在維登召開社會民主黨的秘密代表會議，大會對《哥達綱領》作了修改，把用“合法手段來達到目的”改為“黨要用現有一切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大會決議把莫斯特集團清除出黨，撤消“蘇黎世三人團”擔任黨報編輯的職務。維登代表會議正式結束了黨內動搖和混亂時期。
維登會議後，黨領導群眾展開了反“非常法”的鬥爭。它把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有機地結合起來，巧妙地利用“教育俱樂部”、“互助儲金協會”、“社會保險儲金協會”等合法組織掩護黨的活動。一八七九年，在蘇黎世出版了黨的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每週有十萬份黨報秘密運回德國散發。它象革命的火種，點燃起群眾鬥爭的烈火。一八八五年，柏林一萬多建築工人舉行了罷工；一八八九年五月，黨領導魯爾區九萬礦工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罷工鬥爭，並同軍警發生流血衝突。這次罷工震動了全國。
薩克森、薩爾和西里西亞的礦工也紛紛響應，參加罷工的總計有十三萬四千人。一八九0年，德國發生了二百多次罷工。連續不斷的罷工運動沉重地打擊了俾斯麥的反動統治。黨在議會鬥爭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八八O年，社會民主黨獲得五十五萬張選票，在國會中佔二十四個議席；一八九O年獲得一百四十二萬張選票，在國會中佔據了三十五個席位，社會主義工人黨成為議會中的大黨之一。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利用議會講壇揭露俾斯麥的反動政策，擴大了黨的影響，博得廣大工人的愛戴和擁護。德國黨在“非常法”時期不僅沒有削弱和瓦解，經過這場戰鬥洗禮，反而更加發展壯大，正如倍倍爾指出的：“被擊敗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俾斯麥”。俾斯麥終於在全國人民的唾棄聲中被趕下臺。
反非常法鬥爭勝利後，黨在群眾中的影響更加擴大，在階級鬥爭錘鍊中理論水平也更加提高。一八九O年，在哈雷大會上改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並決定製定新綱領。一八九一年，在愛爾福特召開黨代表大會，透過“愛爾福特綱領”，新綱領糾正了“哥達綱領”的許多錯誤觀點，科學地論述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原理，宣佈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只能是工人階級的事業，工人階級不首先奪取政權就不能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同時，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在會上批判了“左”右傾機會主義。
大會決議，無產階級必須運用階級鬥爭的一切途徑和手段來奪取政權。但是新綱領沒有明確提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沒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要求，綱領包含有和平過渡的幻想。恩格斯立即寫了《愛爾福特綱領批判》，痛斥了黨內議會主義、合法主義謬論，指出“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後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這樣的政策歸根到底只能把黨引入迷途”。
威廉二世的對內對外政策
一八八八年登位的威廉二世是個野心勃勃的人物，他迫使俾斯麥在一八九O年下臺，任命卡普里維（一八九O-一八九四年執政）為宰相。卡普里維企圖以小恩小惠來麻痺和瓦解工人運動。但工人鬥爭並沒有停息，所以從一八九四他又轉而採取鎮壓政策。一八九四年，年老的霍亨洛埃繼任宰相，一八九七年，他曾向議會提出反工人法，被議會否決。一九O0年，皮洛夫（一九00-一九0九年任職）繼任宰相。他是壟斷資產階級和容克地主聯盟的代表。他繼續打擊社會民主黨，一九O八年透過反動的集會結社法，禁止十八歲以下青年參加政治團體。
威廉二世的對外政策採取“新路線”，即大力擴張殖民地，建設強大的海軍，爭奪世界霸權。這一政策的執行者是海軍部長梯爾皮茨和皮洛夫。
九十年代在德國出現了各種沙文主義組織，其中最反動的是一八九一年建立的“泛德意志協會”，它有二十七個分會，遍佈世界各地。它瘋狂鼓吹“日耳曼種族優越論”，吹捧日耳曼文化是世界最高的文化，日耳曼民族有統治世界的能力，狂妄地提出：“普魯士以國王為首，德意志以普魯士為首，全世界以德意志為首。”的反動口號。叫囂德國“領土太小”、“缺乏空間”，要從英法比葡等國手中奪取殖民地，吞併歐美弱小國家，建立囊括世界的“大日耳曼帝國”。泛德意志協會的領導人是克虜伯壟斷公司的總經理胡根堡以及其他容克地主、大資本家和軍國主義集團的代表。因此，泛德意志協會所宣揚的反動理論，正是反映了德國容克地主和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
在德國也出現了反動的思想體系。弗里德里希·尼采（一八三二－一八九八年）公開宣揚仇恨革命、仇恨人民的，哲學，宣揚種族優越論和對武力的崇拜。他的反動思想在很大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中傳播。已經故去的阿瑟·叔本華的反動哲學思想又被宣揚起來。他同尼采一樣，否定人類社會發展有任何規律性，否定歷史在不斷進步。這些反動思想體系都適應了統治階級政策的需要。
在威廉二世“新路線”的統治下，德國加強了對亞洲和非洲的侵略。德國積極參加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瓜分。為了煽動對中國的侵略，威廉二世炮製了臭名昭著的“黃禍論”。一八九五年，德國取得了在天津和漢口建立租借地的特權；一八九七年又以兩名教士被殺為藉口，派軍佔領了膠州半島。翌年，強迫清政府把膠州灣租給德國九十九年，並有權在山東修築鐵路和開礦，從而把我國的山東省變成了德國的勢力範圍。一九OO年，在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中，德帝國主義扮演了兇惡的角色。德國元帥瓦德西是八國聯軍總指揮，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德國對西亞推行“三B”政策，即修建從柏林經伊斯坦布林到巴格達的鐵路。這條鐵路全長五千公里，把柏林到波斯灣連線起來，從而使土耳其和西亞地區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一九O三年，德國同土耳其正式簽訂了修築巴格達鐵路的條約，並同時取得了在巴格達修築港口和沿鐵路線開採地下寶藏的權利。
巴格達鐵路的修建，不僅使德國壟斷資產階級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使德國勢力滲入到土耳其，而且成為它向東方進攻的工具。這就直接威脅英國對印度的統治，特別是德國的海軍建設計劃，更使英國惶恐不安，英德矛盾尖銳起來，成為帝國主義國家間的主要矛盾。德國向東方的擴張也威脅了俄國的利益，尤其德國政府對俄國糧食入口實行了高稅率，使俄德關係更加緊張。十九世紀末，歐洲就已逐步形成兩個對立的軍事集團－德、奧、意集團和俄法集團。隨著德國軍事實力的增長，英法俄國不得不暫時聯合起來，一九O四年，英法簽訂協約，一九O七年，俄英也簽署了協約。在這種情況下，德國政府瘋狂擴軍備戰。七十年代末德國年度軍費約四億馬克，一九一三年上升到二十一億馬克。一八九九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軍隊編制由六十二萬人激增到一百二十六萬人。
為了擊敗英國奪取世界霸權，大力擴充海軍。威廉二世叫器：“德國的未來在海上，”“德國的殖民目的，只有在德國已經成為海上霸主的時候，方能達到”。一八九八年和一九00年國會兩次透過龐大的建設海軍提案。一九一四年，德國已擁有新戰艦二百三十二艘。德國的海軍已僅次於英國，佔世界第二位。
二十世紀初工人運動的高漲和社會民主黨的分裂
隨著德國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工人運動中兩條路線的鬥爭更加激烈。由於廣大勞動群眾貧困化的加深，工人運動更加高漲。一九O五年俄國革命爆發後，德國工人在各地舉行示威遊行熱烈支援俄國革命。一九O五年社會民主黨耶拿大會決議，德國工人應當吸取俄國工人的鬥爭經驗，採取政治總罷工鬥爭形式。
一九O五－一九O六年，德國發生了六千二百八十三次罷工，有八十多萬工人參加了鬥爭。一九O六年一月七日，漢堡工人舉行了德國工人運動史上第一次群眾性政治罷工。一九一O年九－十月，柏林的摩押人區（工人區）三萬罷工工人與反動軍警進行了街壘戰，頑強的巷戰在帝國首都繼續了幾天。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出現嚴重政治危機，預示著“德國偉大的革命風暴即將來臨”。
但是，由於工人運動的高漲，壟斷資產階級千方百計地收買工人貴族，分裂工人隊伍；《非常法》廢除後，德皇威廉二世又實行了星期日休息、禁止學齡兒童做工、十一小時工作制、產婦休假制等改良主義措施，妄圖用軟刀子來絞殺工人運動；而議會鬥爭的勝利，也使黨內一些人過高估計了議會鬥爭的作用，成為“議會迷”。因此，十九世紀末，尤其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後，修正主義滋長並氾濫起來。二十世紀初年，在如何對待一九O五年俄國革命經驗和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重大問題上，黨內分歧越來越大，最後形成左、中、右三派。
右派是以伯恩施坦、福爾瑪（一八五O-一九二二年）為首的修正主義者，他們徹底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瘋狂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公開支援德國政府的殖民擴張政策。以考茨基和哈澤為首的中派在黨內佔統治地位，他們口頭高喊革命，實際投降右派。以盧森堡、蔡特金、卡爾。李卜克內西為首的左派，批判修正主義，積極捍衛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路線，領導工人和婦女進行大規模政治罷工，反對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
結語
但左派理論上還不成熟，在組織上也沒有同右派決裂。一九一三年倍倍爾逝世後，黨的領導權被右派謝德曼纂奪，德國社會民主黨日益陷入修正主義的泥潭，喪失了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戰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