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明梁山的囚徒!

《水滸傳》與《三國志演義》這兩部書都是由話本整理而來的,但相對而言,《水滸傳》的文人參與程度更高,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水滸傳》中的細節更細且很少把人物寫丟。

常明梁山的囚徒!

《三國志演義》中徐庶和貂蟬扮演如此重要角色,但在走了過場之後就沒有下文,《水滸傳》雖然處理一些人物的結局也非常草率,但幾乎每一個主要人物都有自己的歸宿或結局。例如鐵棒欒廷玉是死在亂軍之中的,宋江說道:“只可惜殺了欒廷玉那個好漢。”

另一個角色濟州府團練使黃安的結局也很耐人尋味。破無為軍以後,宋江問起:“黃安那廝如今在那裡?”晁蓋道:“住不彀兩三個月,便病死了。”

黃安這個人是第一個被徵召討伐梁山的,自然也是第一個征伐梁山失敗和被俘的。與後來的呼延灼、關勝們不同,黃安被俘的時候是晁蓋在當領袖,所以他絕沒有在山上坐一把交椅的待遇。但晁蓋等人又深知,黃安只是被利用的武將,並非與梁山有深仇大恨,所以罪不至死,因而便將他作為階下囚。

相對於黃安,另一位征討宋江的黃姓將領黃信則要幸運得多。黃信這個人說是秦明的徒弟,實際上與師父相比差距甚遠。

常明梁山的囚徒!

第一是武藝差,秦明能跟花榮對戰不分勝負,霹靂火威名讓人聞風喪膽,而黃信根本無法對付燕順、王英、鄭天壽三人,更不敢和花榮正面交鋒,只能在酒桌上偷襲。

第二是不敬業,秦明始終敢於陣前交鋒,即使戰敗被俘也會拼命一戰,而黃信則“怕他三個拿了,壞了名聲,只得一騎馬,撲喇喇跑回舊路”;秦明雖然身為統制,但對於下轄地區各個山頭的領袖一清二楚,花榮為他引見燕順等人,秦明說:“這三位我自曉得”,而黃信作為直接管轄清風山的都監,與燕順、王英、鄭天壽麵對面交手,竟然不知對方是清風山的領袖。

第三是好出大言,他的綽號並非是江湖上人的尊重和抬愛,而是因為他“自誇要捉盡三山人馬”,所以被打趣得來的,但他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動輒以“鎮三山”自稱。

但這種無能且自矜的人卻深受宋江倚重,把他封為馬軍小彪將十六人之首,位置竟然高於孫立、單廷珪、魏定國等人之上。無他,黃信是第一個帶本部兵馬投靠宋江的人,也是第一個將本部兵馬拉入梁山入夥的人。

從這個意義上,或者我們可以說,宋江本人收納官軍以及梁山收納官軍都是從黃信開始的。

常明梁山的囚徒!

當然,黃安與黃信的命運不同,絕不僅僅是宋江和晁蓋二人對待官軍的政策不同,與當時的晁蓋和宋江所處的環境有關。

黃安是衝著晁蓋來的,他的征討梁山是智取生辰綱後的餘波。如果晁蓋不能妥善處理餘波問題,在梁山上便沒有威信。因而晁蓋處理黃安必須強硬,火併王倫後,晁蓋亟需在山寨立威,如果此時他選擇與黃安之間和解,便等於在智取生辰綱的問題上,晁蓋採取媾和乃至投降的態度,對官方苟且而對於山寨強硬,色厲內荏,自然在將來難以管理山寨。

黃信則是衝著清風山來的,他並不認識燕順等三位寨主,並且將宋江汙衊為鄆城虎張三,可見他並非衝著宋江來,而是單純要捉清風山上的強人。宋江初來乍到,要保證自己與清風山同一戰線,因而第一要穩定人心。

宋江善待秦明、黃信實際是做出示範,只要有才華且能為宋江所用,即便之前是仇人,也可以化干戈為玉帛,更何況清風山上原有的兄弟。宋江在清風山上並不需要立威,要的是收買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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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具體一點說——

對於晁蓋來講,這時候他剛剛奪取梁山政權,在梁山立住腳跟。俘虜黃安是確立了晁蓋為核心以後,梁山集團的第一場重要的軍事勝利。

出於政治目的,晁蓋必須賦予俘虜黃安事件重大的政治意義,這就必須要將黃安與其身後所代表的利益集團聯絡起來,將他們描繪成縱兵大肆燒殺搶掠,群眾對其恨之入骨的十惡不赦之徒。

梁山上本是流氓階層出身,對當時的官僚體系和政治政策深有不滿,加之晁蓋與梁山對俘虜黃安政治意義的擴大,山寨的嘍囉們便不免將自己平日對宋朝政府的憤怒情緒轉嫁給黃安,並將情緒集中發洩在黃安身上,甚至會提出“剝皮”、“抽筋”、“點天燈”之類的請求。

即使晁蓋有心對黃安進行保護,黃安在這種環境中也始終會存有危在旦夕之感,三個月之內抑鬱而終,自然也是可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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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宋江來說,清風山的政權並非他奪取的,而是因為清風山上缺乏政治核心和軍事核心所以被推舉為領導之位——宋江和花榮的到來為清風山尋找到了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所以燕順等人甘心被宋江、花榮領導。這個核心制定的路線將成為清風山的核心主義,所以一定會被清風山最初的三位寨主和嘍囉們執行。

雖然清風山的那些嘍囉們和官軍有過多次交戰的記錄,但更多的時候,官軍和清風山之間保持著一種井水不犯河水的默契,所以雙方之間絕不像官軍和智取生辰綱的群雄們之間有你死我活的利害關係,他們之間的矛盾是可以化解的。

何況,花榮本身是清風寨的官軍,山寨上不可能實行排斥官軍的主張,否則就是對以花榮為總司令的宋江軍事路線的動搖。

常明梁山的囚徒!

年畫花榮

如果從整體佈局上講,晁蓋對黃安的處理的考驗性遠遠高於宋江收服黃信。因為強拉入夥消滅一切恩怨反而使對方與自己同仇敵愾,而羈押一名來自朝廷的囚犯則需要考驗梁山的政策與格局。

對於晁蓋來講,殺黃安一不合理二不合法,對他公開處斬是直接要與朝廷作對的標誌。但作者又不便安排晁蓋去做黃安的思想工作,否則他做的工作與宋江一致,他的路線與宋江路線沒有本質區別,便無法突出《水滸傳》的第一主人公宋江。假如要他活到宋江上山以後,宋江的路線和晁蓋的路線便會提前產生衝突,這又不利於故事的開展。

所以黃安這個人,既放不得又殺不得,自然只能自生自滅。黃安的死不但是晁蓋要他死,也是作者要他死,只有他死了,才能避免結局陷入兩難,黃安的死掉對作者來講免了一個可以出現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