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學習時報
明代是統一多民族國家鞏固和發展的重要時期，嘉靖以後漢人與蒙古人的經濟、文化互動出現了新高潮，塞上出現了二者共建、共生的“板升”。何為板升？《明實錄》言“板升者，華言城也”，陳仁錫《無夢園初集》也認為“猶華人言村落房屋也，桑種飲食悉如中國，所變者胡服耳”；亦有學者考證蒙語中的“板升”實源於漢語中的“百姓”一詞，用以稱呼到塞外謀取生計的漢人。不管“板升”是言城池房屋，還是指族群人口，但毋庸置疑的是，“板升”是以從事農業生產的北遷漢人為主體，在塞上新形成的定居聚落。眾所周知，山陝地區大量漢人移居塞上的人口大遷徙，被概稱為“走西口”，其與“闖關東”“下南洋”並稱為中國近代歷史上三大移民潮。而早於“走西口”大規模發生的清代和民國初年，明代嘉靖以後出現的“板升”，已然在塞上聚居了大量漢人，它既是“走西口”的前奏，又是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的縮影。
板升的壯大與經濟的發展
塞上的漢人最早應是被蒙古人擄掠而來，方逢時《大隱樓集》記載俺答汗部落每年擄掠成千上萬的漢人，以驅使他們為草原部落耕種莊稼。甚至身居玉林衛百戶的武官楊威亦被擄掠，似楊威這般被蒙古人掠取的漢人雖不在少數，但更多的漢人則是自願北遷，以叛逃軍、白蓮教教眾、流民為主。如嘉靖十二年（1533年）大同兵士因總兵官李瑾治軍嚴苛合謀發動兵變，事後不少叛卒不得不投向蒙古部落。白蓮教教徒亦是北上蒙古部落的重要力量，丘富即是其中代表，嘉靖年間他曾率領信眾投奔俺答汗，成為俺答汗麾下重要謀士。丘富建言俺答汗要把開墾田地擺在首要位置，只有以農耕為務，方能廣積粟米、積蓄力量，俺答汗對此十分認同。於是在丘富等漢人的謀略和組織下，俺答汗在豐州（即今呼和浩特）建築城池和宮殿，開墾良田數千頃，並在周邊集中安置漢人，漢、蒙人民共同生活的板升由此開啟。
草原地區本以遊牧為主業，很少有城郭和定居之所，相較於中原地區而言，經濟生活較為單一、落後，因而需要透過貿易、掠奪等方式從漢地獲得必需的生產生活資料。嘉靖年間漢人的湧入，給草原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技術，恰是扭轉草原被動經濟局面的契機。以俺答汗為代表的蒙古貴族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在前期役使漢人開墾田地且小有收成的試驗成果下，逐漸把發展農業、手工業等多元經濟上升為重要政策。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馳騁疆場的俺答汗從戰馬上，親自一躍而下，用兩犋牛開墾了田地五六頃，播撒了谷、黍、、秫、糜子等農作物，還動手建造了一口窯，躬行參與到農業和手工業生產中，以示對發展多元經濟的重視。新鮮的農業勞動生活也讓他十分愉悅，發出了不再征戰、歸休田野的感慨，他還派使者前往大同等地，請求明朝派遣木工、畫工、鐵匠等手工藝者幫助他在豐州川建造城池。次年，俺答汗又大會保只王子、吉囊臺吉、把都臺吉等蒙古王公，暢談他發展農業的新政策，以及入貢明廷請求賜予耕具、種子的主張。
俺答汗經營板升、發展農業的策略很快進入了良性迴圈。《五雜組》記“臨邊幸民往往逃入虜地，蓋其飲食、語言既已相通，而中國賦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虜中簡便也”；可見板升的日常生活與中原已無明顯差異，且在板升耕田要比在中原的賦役負擔輕得多。對於邊地流民、百姓而言，板升頗具吸引力，於是他們紛紛北遷塞上，以謀生計。漢人源源不斷地到來，板升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嘉靖後期豐州川良田已多達萬頃，村落也有幾百個之多。不獨俺答汗經營下的豐州川遍佈板升，據《登壇必究》的描述，自豐州沿著黃河河套一路向西，直到多囉土蠻部的住牧之地，各處都是隸屬於麥力艮臺吉與大成臺吉的大大小小的板升，可見蒙古右翼諸部皆仿效豐州川發展板升經濟，板升在河套以北地區已然是普遍存在的。
此外，在俺答汗長期堅持封貢、互市的請求下，隆慶五年（1571年）雙方達成和議，結束了近二百年的戰爭狀態，數千裡軍民安居樂業，不用兵革，邊塞蕭條的經濟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據《明實錄》和《萬曆武功錄》記載，萬曆初年板升漢族移民可能已達十萬之眾。他們所耕種的糧食，成為蒙古部落主要的食物來源，草原部落創歷史地實現了糧食自給自足，塞上成為農業豐收的沃土。明朝總督方逢時用《塞上謠》描繪了塞上人民安居樂業的幸福生活：“人言塞上苦，儂言塞上樂。胡馬不聞嘶，狼煙淨如濯。時雨既降沙草肥，丁男釋甲操鋤犁。夫耕婦饁朝復暮，蓽門雞犬皆相依。”明末清初的顧祖禹也在《讀史方輿紀要》言：“南至邊牆，北至青山，東至威寧海，西至黃河岸，南北四百里，東西千餘里，一望平川，無山坡溪澗之險，耕種市廛，花柳蔬圃，與中國無異”，足見此時的塞上是多民族人口安定、富足生活的樂土。
文化習俗的融通
農業經濟發展之外，板升還促進了漢地和草原百姓在風俗、文化、醫藥等方方面面的交流，草原地區的社會生活進入了全新的層次。
草原百姓舊俗簡單，飲食時並無使用筷、碗等飲食工具的習慣，而是以木盆盛食、以手抓食，日常服飾則以動物毛皮製品為主。明代後期漢人的到來以及漢蒙人民的長期交往，在無形中重塑了蒙古人的習俗。如在飲食上，蒙古人已普遍使用木碗、木杓等餐具，貴族則使用更為精美的銀製餐具。服飾上則最喜錦衣，絲織品成為著裝風尚，明人穆文熙有詩句言“少小胡姫學漢妝，滿身貂錦壓明璫”，便是蒙古女性著漢服、化漢妝的真實寫照。瞿九思在《萬曆武功錄·俺答列傳》總論中亦記載北地的衣食居室悉如漢制，可知明後期漢蒙百姓交流交融之深入。
草原地帶文化水平總體較低，文獻所稱蒙古人中少有識字之人或過於武斷，但亦可見草原部落能讀寫文字的“榜什”（意為“有學識之人”）的確十分稀少。隨著漢人的到來，文字的普及度有所提高，文獻言北地的識字之人皆是來自內地之人。此外，俺答汗十分贊同謀士丘富等人提出的吸納中原有識之士的建議，他曾在大帳外懸掛告示，招攬中原孝廉諸生到塞外來。草原上精通文字書寫的民眾越來越多，史載“榜什”頗為殷眾，草原地帶的文化教育水平迅速提升。
中醫藥也是漢蒙交流的重要內容。板升許多漢人頭目便熟知中醫藥學，如周元素以醫術聞名；趙全曾藏匿應州城中，買乳香、地黃、良姜等多種藥材。以他們為代表的漢人將中原地區的中醫藥知識和藥材帶向草原，改變了草原百姓病不服藥，往往聽天由命，少有長壽的落後情形。甚至草原人最害怕的天花等傳染性疾病，在漢人到來後也有所好轉。《北虜風俗》記載蒙古人一旦出現天花病人，父母、兄弟、妻兒均因擔心傳染不得不躲避起來，患者難以得到有效的照顧，而漢人的出現為患者的救治提供了便利，照顧天花病人的差事往往交給具有抗體的漢人，患者的存活機率因而大大提升。
文化習俗的交融是雙向的，移居塞上的漢人同樣受到蒙古文化的薰陶和影響。俺答汗的義子柳根子本就是漢人，徑自融入了蒙古社會。板升漢人不少給子女取蒙古名或蒙漢合璧的名字，如趙龍育有六子，依次取名為火泥計、窩兔、瓦拜兔、瓦十兔、簿合兔、寧安兔。而在明朝官員看來，板升漢人長久處於夷地之中，狼子野心終不可馴，且他們沾染夷俗、胡服胡語，故被蔑視為“漢夷”，以與“真夷”蒙古人相區別。換個角度來看，“漢夷”的出現恰是漢蒙文化交流交融的見證。
回顧板升成長的這段歷史，四百五十年前，雙方達成“隆慶和議”；四年後，俺答汗在豐州川所築城池得萬曆皇帝親賜“歸化”城名（即今呼和浩特）。板升作為塞上多民族經濟交往、族群交流、文化交融的載體，是上述民族團結大事件的推動者和見證者，譜寫了中華民族共同發展的華麗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