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趙立波
縱觀歷史，宋代公務員工資水平可以說空前絕後。北宋實行官員高俸制，目的在於養廉。這在北宋皇帝及其有作為大臣們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確的。宋太祖早在開寶年間就宣稱：“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以益俸。”此後，范仲淹、王安石等人都主張高薪養廉。如范仲淹說：“養賢之方，必先厚祿。厚祿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從皇帝到政策推進的大臣們都同意這種頂層設計，宋代的高薪養廉從一開始施行的非常徹底。接下來這種高薪養廉為宋代繼任統治者們達成廣泛共識，在“富有多積”的財政充盈下，將這種“高薪養廉”制度繼續深度地推進了下去。
宋代官員
錯誤觀念推進下的高薪養廉頂層設計。
高薪養廉很早便是宋代推出防治腐敗的積極訊號，但是它徹底失敗的結局已經為後世所知。中國傳統封建政治體制，發展到了宋代已經積蓄了大量的經驗，歷代治國理政的典籍成果業已蔚為大觀，可以說，總結歷史，對照過去，繼續改造政治生態，進一步最佳化政治體制已經具備了大量條件。近代學者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金明館叢稿二編》有學者認為，宋仁宗時期，宋王朝的GDP佔當時全世界GDP的65%，綜合各個角度宋王朝在歷代王朝中確實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榮鼎盛時期。
也因此，給高薪養廉制度帶來了極大的可操縱性。正如宋太宗所說：“廩祿之制，宜從優異，庶幾豐泰，責之廉隅。”（《宋史·職官志十一》因此，北宋從宋太祖至徽宗，都曾為百官養廉而不斷增俸。
據《宋史·職官志》的記載，宰相、樞密使一級的高官，每月俸錢三百千（即三百貫），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祿粟月一百石；地方州縣官員，大縣（萬戶以上）縣令每月二十千，小縣縣令每月十二千，祿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還有各種補貼，如茶、酒、廚料、薪、蒿、炭、鹽諸物以至餵馬的草料及隨身差役的衣糧、伙食費等，數量皆相當可觀。
宋代官員
以宋朝的一品大員（宰相、樞密主官）為例，即使沒有爵位，其月薪也能達到300至400貫（《宋史》，職官志篇），是漢代的10倍，是清代的6倍。
有學者按照黃金為參照物計算，宋代的三百千，相當於人民幣二十萬元，無論換算是否極為精確，可以肯定的是，宋代的高工資水平是無需置疑的，宋朝大小官員錦衣玉食，生活奢華。這種“高薪養廉”在宋代就率先“試水”，時間不可謂不早，但宋代恰恰是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朝代。造成這種局面，高薪養廉的錯誤頂層設計要負主要責任。
高薪養廉造成從政為享樂，出發點極其庸俗。
宋代初期，由於宋太祖對武將過度管控，間接造成了他過度依賴文臣，培植了龐大的文官系統，以此強化自我權力穩定，與此同時，親自立下了不殺文臣的誓約，成為既定國策。他曾對宰相說：“弊病如同鼠穴，如何能堵塞，只要除去其甚者就可以了。”雖然在此之前也曾說過：“若犯吾法，唯有劍耳”的豪言，加之對宰相趙普收受重禮的放縱，從最初在防治腐敗工作上就沒有打下好的風氣基礎。他曾親自對宰相趙普說“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這種交底，為日後的北宋政壇肆意揮霍貪瀆埋下了巨大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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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呂蒙正也曾跟宋太祖對答說：“小人的情偽，君子豈是不知，以大度寬容，事情就好辦了。”太祖、太宗依據這個“大度寬容”方針，逐漸形成了對官員的放縱。宋太宗進一步提高文臣待遇，確保他們都能過上榮華富貴的生活，並使“與士大夫共天下”成為一條不成文的規則，宋代文官因罪被處死的機率不到10%，大多數文臣犯罪後都一直處於“在路上”的狀態，時機轉變之後照樣官復原職，加官進爵，因此宋太宗自己曾總結說：“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十四》
在宋代造成官員如“雪片般”蜂擁而來的重要原因就是所謂的“高薪養廉”，只要能夠當上宋代的公務員，就過上了吃盡穿絕的奢靡生活。由於高工資和高福利的聯動下，刺激了進一步貪瀆和對工作的不負責任。高薪沒有養廉的主要原因就在於官員給宋代“打工”的出發點極其庸俗而現實。宋仁宗時，高官宋祁點著華燈抱著歌姬們醉飲作樂，通宵達旦，窮奢極侈。他哥哥宋庠聽說後，派人提醒他說：“聽說你昨夜又是燒燈夜宴，縱情享樂，不知還記得某年在周學內吃鹹菜拌飯的事情嗎？”沒想到，宋庠派去的人回來把他弟弟宋祁的“當年在州學讀書受苦，就是為了做官享福”的“神回覆“帶了回來，弄得宋庠一時語塞，哭笑不得，原因是當時他弟弟的觀點確實代表了很多享受“高薪養廉”的宋代官僚的庸俗從政思想。
在宋代，“夜飲”成為極其時髦的高官腐敗現象。《宋史 寇準傳》明確記載說：“（寇）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脫驂，家未嘗爇油燈，雖庖匽所在，必然炬燭。”以至於燃燈後的燭淚往往成堆，這種豪侈在當時來看已成為高階幕僚們的共同嗜好，由此引發種種吃請、比富，拉關係結朋黨的種種惡性迴圈。
以宋代最為著名和清廉的包拯為例，包拯年薪最高的時候，應該是在臨終前，他既是樞密副使，又是朝散大夫、給事中、上輕車都尉，同時還被封為東海郡開國侯，官品和爵位之高僅次於當朝宰相，所以這時候肯定是他一生中拿工資最高的時候。包拯的工資條是這樣的 “20856貫銅錢、2180石大米、180石小麥、10匹綾、34匹絹、2匹羅、100兩綿、15秤木炭、240捆柴禾、480捆乾草。”以上是史料中出現的距包拯任職開封府時間較近的物價資料。利用這組物價資料，我們可以把包拯每年的各項實物收入都換成錢，加起來大致是1022貫，加上20856貫貨幣收入，總共是21878貫。這就是包拯任職開封府時的年薪。按當時400文銅錢的購買力和現在250元人民幣的購買力是相仿的，鑑於資料精確問題，我們保守估計，包拯年薪最低不低於500萬元。清官包拯尚能有如此的工資水平，其餘那些高官除了“高薪養廉” 的那批錢財之外，加上各項“額外收入”，和貪汙受賄所得，可以說錢財額度之大讓人觸目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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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的清廉絕非高薪所打造，完全憑藉的是獨立的政治人格和儒家的高尚操守，他平常沒有私人信件，連朋友、親戚都斷絕來往。雖然地位高貴，但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吃的飲食跟當百姓時一樣。他曾說：“後代子孫當官從政，假若貪贓枉法，不得放歸老家，死了不得葬入家族墓地。假若不聽從我的意志，就不是我的子孫。”這種決絕式的拒絕貪腐的警示，恰恰反映當時為政清廉的艱難程度。
宰相呂蒙正每天必吃雞舍湯，殺雞的雞毛堆成了山。丁謂做了宰相之後勾結宦官雷允恭，貪汙揮霍，密令皇宮後苑製作金酒器，“四方賄遺，不可勝紀”。一時之間，在“高薪養廉”的助推下，人人比著工資和享受，造就了宋朝歷代大臣幾乎無不貪汙受賄，無不窮奢極侈。
宰相以下，朝廷和地方的官員，貪汙腐化更是乘風，州郡文賬送報三司，隨賬都有賄賂，各有常數。仁宗時，杭、越、蘇州等州“旱澇連年”“餓屍橫路”，淮南轉運使魏兼奉命去處理。魏兼到蘇州三天，“窮徹晝夜，歌樂娛遊”，把饑民都趕到廟裡關起來，三天中餓死很多人。魏兼所到之處，官府都遣送妓樂迎候，這是典型的把災難變成喜事的案例。
蒲宗孟時任尚書左丞、知州，每天宴飲要殺豬，羊各十隻，燃燭三百。有人請他減少些，蒲宗孟發怒說：“你們要讓我在黑房子裡捱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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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到了徽宗時期，朝政風氣已腐壞至極。蔡京大肆搜刮民財，盡情侈靡、揮霍。設定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等專供皇室消費享樂，一年用度由最初的三十萬貫增加到一百二十萬貫。
蔡京生日，全國各地官府還要“貢獻”大宗禮物，稱“生辰綱”。徽宗時，常對大臣賜給宅第。一所雄麗的宅邸，用費至百萬貫。蔡京賜第最為寬敞，園內樹木如雲，又在宅西毀民屋數百間建西園，居民被迫強拆，悲愁淚下。人們說：“東園如雲，西園如雨”（淚下如雨）宋朝人當時就已經指出蔡京“享用侈靡”。做一碗羹要殺鶉數百隻，家中大量養鶉。一次留講義司官員吃飯，但是蟹黃饅頭一項，就用錢一千三百多貫。有客在蔡京家飲酒，蔡京叫庫吏取出江西官員送來的美酒十瓶，尚存有八十餘瓶。蔡京家蓄養的姬妾成群，家中廚房甚至有專管切蔥絲的婢女。徽宗前後七次坐小車到蔡京家飲酒作樂。蔡京的兒子蔡攸官至大學士，在宮中穿著短衫、窄褲、塗抹青紅，和藝人一起戲笑取樂。蔡攸對徽宗說：“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娛樂。歲月幾何，豈能徒自勞苦！”徽宗聽了，深以為然。在宋徽宗的親自帶領下，醉生夢死，揮霍享樂，距離滅亡的鐘聲越來越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