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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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許多人眼裡，北宋定都開封是造成其在對抗遼、金等北方勢力屢屢失利的關鍵。也正是由於開封無險可守，靖康之變爆發時，女真軍隊才能輕而易舉地突破北宋的防禦線，抵達開封城下。
可問題在於，開封並非孤懸邊地的一座孤城。宋遼對抗時期，為防止遼騎南下，北宋在宋遼邊界屯駐重兵，澶淵之盟簽訂後，雖然雙方並沒有大的軍事衝突，但小摩擦不斷。北宋將大名府升格為北京，遼朝則將燕京定為南京。可見對於此地軍事衝突可能的重視。和只是偶有兵禍的南方相比，北疆防線明顯更加重要。
因此，有宋一代，朝廷對北部防線的重視明顯要高於南方。可即使如此，當完顏宗望率領一支不足六萬的偏師南下時，依舊是摧枯拉朽一般碾碎了北宋守軍的防禦。從宣和七年十二月丙午燕山府陷落，到正月己巳突破黃河，期間不過一個多月。北宋經營上百年的北部防線就這麼脆弱不堪麼？
▲完顏宗望
北宋時代，除了徽宗時期得而復失的燕山地區外，北部防線主要以河北路為主。按《宋史》記載，河北路“南濱大河，北際幽、朔，東瀕海，西壓上黨”。其地理位置大致為如今大清河、海河一線以南的河北省和黃河以北的河南省、山東省部分地區。
由於地處宋遼、宋金對峙前線，河北路的行政區劃極為特殊。一方面，各級行政單位行政區劃狹小，河北路本身分為東西二路，各路除設立眾多府、州、軍等行政單元外，還星散著名為“寨”的基層軍事組織，如真定二十餘寨、信安軍八寨、乾寧軍六寨等。
這些軍、寨主要設立在要衝或交界之地，駐兵把守。宋人稱河北路為“全魏之地，河朔根本。內則遮蔽王畿，外張三路之援。又置北京路兵官，令保邊寨。鹹以兵馬為務，亦罕任文吏。防秋捍寇，為他路之劇”。
北宋澶州之圍時，安肅軍、廣信軍兩地遭遇遼大軍圍困，然而“攻圍百戰不能下”，甚至有了“銅梁門”、“鐵遂城”的美稱。可以說，在北宋中前期，河北路雖地處平原地帶，但依靠著較為完善的軍事防禦設施，依舊有著緩滯敵騎南下的作用。
然而，這種情況卻並未維持到北宋末年。眾所周知，我國古代經濟發展中心有一個持續向南遷移的過程，河北路所在，唐代曾經是經濟最為發達的熟耕區。曾有“河北貢篚徵稅，半乎九州”的說法。
安史之亂爆發後，河北地區陷入藩鎮割據的內戰泥沼當中，憑藉著昔日積累下來的經濟基礎，依舊能保持自給。然而，這種虛耗卻不可能持續下去，尤其是當宋遼南北對峙局面形成之後，作為邊防沿線的河北路，已經變得虛弱不堪。
從安史之亂到靖康之變前夕，數百年的時間裡，經濟中心的南移已經結束。更為嚴重的是，為了對抗遼國這個大敵，河北路的軍事負擔更是逐年加劇。
前面提到，為了控扼要道，北宋在河北路內設立諸多府、州、軍、寨等軍事或半軍事防禦節點，這些節點的確可以起到防禦敵騎入境的作用，但同時，也對北宋的後勤補給與運輸帶來了極大的負擔。
為了供給前線糧草，宋代往往以汴梁為漕運樞紐，轉運各地糧草北上。這些輸稅任務自然落到了經濟更加繁榮的南方各路，“陝右河朔歲須供饋，所仰者淮南、江東數十郡耳”。
不過，除此以外，官府往往還會透過糴米的方式在當地以錢物購買糧食，一是為了減少運輸損耗，二是為了在特殊情況下救急。在一開始，官府還是在糧價波動時平價購糧，既可以減少穀賤傷農的問題，也可以緩解運輸壓力。
但隨著輸糧壓力日益增加，和糴也從一種由官府分情況進行的商業活動，變成了一種帶有政績色彩的攤派，而這也致使和糴逐漸成了一種不顧民情的強制購買。徽宗時期，甚至屢屢出現官員在災年，依舊以往年平價強行從農人手中“買米”的亂象。
和糴亂象只是河北路經濟問題的一個縮影，古代運輸所帶來的損耗極為嚴重，為了減少運輸成本，儘量以河北路本地物資供養軍隊消耗似乎才是宋廷的“最優解”。按照學者侯天霖的統計，由於種種型別的加派，河北路的賦稅超過陝西、河東兩路之和，甚至超兩浙、淮南等南方富庶地區至少一倍以上。
在北宋前期，由於吏治較為清明，統治者還可以將河北路稅負造成的影響，維持在一個穩定狀態。到了宋徽宗時期，各類牛鬼蛇神橫行，地方官員媚上倖進，加之嚴厲的鹽榷之策影響，在層層重壓下，河北路群盜蜂起。畢竟，“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還能勉強稱之為統治藝術，但把鵝都薅禿了就有點說不過去了。
靖康之役爆發前，作為北疆的河北路就是處於這樣一種混亂狀態當中。然而可惜的是，當地官員依舊期望以高壓方式來對民亂進行鎮壓。時任北京大名府尹王革，“每獲盜賊，不問所犯輕重，必曰灰目、拆指、長枷五日，以錐刺目，填以灰。以石錘指，令碎而止”。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慘烈的鎮壓方式並沒有制止當地盜匪的泛濫，在洪災、兵禍的影響下，流離失所的百姓成了盜匪流寇滋生的沃土。當時，僅高託山、張仙、徐進等亂匪頭目集結的盜匪，總人數就超過45萬。他們依託大山、水澱與官軍相抗。在這種僵持局面中，河北路又有進一步糜爛的趨勢。
冷兵器時代，駐軍的維繫需要大量人力、畜力作為輔助，當河北路處於混亂中時，想要像原先一樣維持大量駐軍已是不太可能。當然，河北路駐軍的衰落並非一朝一夕，而是軍事供應匱乏後逐步消減造成的。
“朝廷唯務封樁數多，轉運司利於銷兵省費，更不切招填，因致邊兵日少”。可見，早在宋徽宗之前，因為轉運困難，河北路就已經逐漸減少駐防士兵的招募了。
減少容易增加難，想要培養一名合格計程車兵，除了武器、裝備的必要消耗外，大量的軍事訓練同樣不可或缺。因此，當好大喜功的宋徽宗下決心聯金滅遼後，卻忽然發現，此時已經沒有足量精銳士兵可供調配差遣了。
可用兵力的捉襟見肘，讓北宋在軍事上犯下了另一個錯誤，在遼國叛將的問題上宋廷屢屢處置失當。如郭藥師、張覺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張覺，原遼興軍節度副使，宣和五年降金，後又領平州歸宋。張覺叛金降宋，實際上破壞了宋金盟約中“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的協議，而這也在之後給予了金國討伐宋朝的藉口。
因此，當張覺準備歸附時，燕京宣撫使的王安中不敢擅作主張，而是將此事報給了徽宗。此時的徽宗一方面不願放棄平州，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收納遼國叛將來增強軍力，於是決定接納張覺來降。
張覺叛金，金國自然大怒，完顏闍母率三千騎兵討伐張覺，但由於平州（後改稱泰寧軍）兵力充足，完顏闍母不戰自退。而張覺竟以將這一衝突報為大捷領功，朝廷也不加甄別，賞“銀絹數萬”。
此後，金國並未善罷甘休，而是派遣大軍兵圍平州，長達數月之久。面對金人的威脅，王安中屢次搪塞不成，“斬一人貌類（張覺）者去”，但李代桃僵之計被金人發現，只好誘殺張覺，以其頭顱平息金人憤怒。此事件對於遼國降將的衝擊極大，郭藥師在得知此事後，曾經質問王安中：“金人慾覺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
自此，郭藥師亦與北宋離心。然而弔詭的是，張覺事件之後，王安中並未受到朝廷的處罰。直到靖康元年，反倒是因為童貫、王黼被牽連，再加上郭藥師倒戈，才被降職罷官。可見，在宋廷或者說徽宗的眼裡，王安中對張覺的處置似乎並無問題。
▲郭藥師：叛遼降宋復又叛宋降遼
有用時恩賞有加，一旦失去作用便棄如敝履。事實上，這不僅僅是張覺一人所面臨的情況。比如曾經官至龍圖閣直學士的遼國舊臣趙良嗣，因獻“聯金滅遼”之策讓徽宗青睞有加，百般信任，最後卻因為反對納降張覺被奪職。靖康元年更是以“壞宋遼百年之好”的罪名遭梟首，其妻子被徙萬安軍。
客觀來說，無論是張覺、趙良嗣都並非良善之輩，前者企圖在宋金兩國間待價而沽，後者本為契丹大族，因“行汙而內亂，不齒於人”才投奔北宋。然而，北宋作為接納者，依舊錶現出了頗為不智的短視和軟弱。以至於郭藥師這位少數能夠在正面戰場上與金國抗衡的常勝軍主帥，叛降歸金，甚至成為金人滅宋的嚮導。
最諷刺的是，當北宋透過贖買“收復”燕雲舊疆後，由於距離燕京最近，河北路除了需要供給本地軍隊的轉運消耗外，還需要為燕京部隊提供輜重，“科賦並下，調發頻數”。
作為北宋當時最被看好的軍隊，郭藥師所率領的常勝軍消耗最為龐大，“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這還不算完，由於運河淤塞，河北路運往燕京等地的運輸耗費往往十倍於輜重本身，如此沉重的消耗下，使得常勝軍幾乎成了北方防線少數幾支編制最為齊整的部隊。而這，隨著郭藥師的倒戈，也成了一個笑話。
參考文獻：
1。《從經濟與軍事的聯動看北宋晚期河北軍事防禦》侯天霖
2。《北宋河北路政區研究》張春燕
3。《北宋末年的大名府與宋室權力之爭》郭澤華
4。《北宋滅亡原因再認識——基於徽宗朝對待叛遼降宋官員政策的考察》周志琪，李少偉
5。 《從郭藥師看宋金的降將政策》周志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