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王子今 中華讀書報
王子今，本文作者，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驢”作為西域畜產，因匈奴曾經控制西域，被中原人視為匈奴“奇畜”（《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草原民族大致在戰國時期已經將有關“驢”的動物學知識與畜牧業經驗，傳播到中原北邊的秦國、趙國、燕國地方。張騫“鑿空”（《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交通動力的引進，如《鹽鐵論·力耕》所謂“騾驢馲駞，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為我畜”，提升了中原地區的交通運輸效率。考察、理解並說明絲綢之路史，應當關注西來物種引進史中具有典型意義的標本“驢”。
“驢騾駃騠”與“駃騠驢騾”
因韓國利用“秦之好興事”，策動秦人“作注溉渠”即經營“鄭國渠”以損耗國力的陰謀敗露（《史記》卷二九《河渠書》），秦有“一切逐客”之議。來自楚上蔡的客卿李斯也在被遣退之列，於是上書勸止。此即著名的政論傑作《諫逐客書》。據《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其中說到秦王所喜愛外來的消費生活形式，如“隨、和之寶”“明月之珠”，以及“犀象之器”和“鄭、衛之女”等。特別說到“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所謂“駃騠”，司馬貞《索隱》：“決提二音。《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為獻。’《廣雅》曰：‘馬屬也。’郭景純注《上林賦》雲：‘生三日而超其母也。’”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烏氏倮受到秦始皇愛重的情形，也是可以說明秦與北方民族關係的例項。明代學者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四二《說部》“《短長上》二十三條”，說到古墓發現簡牘文書，敘戰國秦至漢初事。其中有涉及“烏氏倮”的一段文字：“烏倮以所畜駃騠百足、槖駞十雙獻。而始皇封之戎王之甌脫，使比列侯以朝。”這段記錄雖然並非出自信史，但是符合秦於西北方向主動溝通精於“畜”的北方民族，亦可能因此接近成熟的馴畜技術的歷史真實。有學者正確地指出，烏氏倮的貿易實踐與絲綢之路交通有關（晉文：《官商烏氏倮與正史記載最早絲路貿易》，《光明日報》2017年3月27日）。所謂“正北”“為獻”，說“駃騠”所產在北方民族地區。《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載《上林賦》也可以看到“駃騠驢騾”字樣：“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駞，蛩蛩驒騱，駃騠驢騾。”也說“駃騠”生於北方寒冷地帶。《淮南子·齊俗》高誘注也說：“駃騠，北翟之良馬也。”《太平御覽》卷九一三引《史記》曰：“匈奴畜則駃騠、驒騱。”直接稱之為“匈奴畜”。《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司馬貞《索隱》引《說文》雲：“駃騠，馬父驘子也。”按照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的提示，應作“馬父驢母驘也”：“謂馬父之騾也。言‘馬父’者，以別於驢父之騾也。今人謂馬父驢母者為馬騾，謂驢父馬母者為驢騾。不言‘驢母’者，疑奪。蓋當作‘馬父驢母驘也’六字。”按照段玉裁的理解，“駃騠”是“馬父驢母”生育的“驘”。“驘”，現在通常寫作“騾”。《呂氏春秋·愛士》趙簡子的寵物“白騾”。據《史記》卷八三《魯仲連鄒陽列傳》引錄鄒陽文字，燕王也有“駃騠”。有關“駃騠”的畜牧學知識的載錄，透露出當時人們對於“驢”，不可能完全無知。《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記載：“（匈奴）其奇畜則橐駞、驢、騾、駃騠、騊駼、驒騱。”在駱駝之次，說到“驢”。鄂爾多斯青銅器博物館收藏有戰國“圓雕立驢青銅竿頭飾”（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編，曹瑋主編：《萌芽·成長·融合——東周時期北方青銅文化臻萃》，三秦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142頁，第145頁），是體現草原地方“驢”的存在的文物實證。發現地點，正是秦漢帝國“緣邊”（《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區域。
鄂爾多斯青銅器博物館藏戰國
西域地方出產“驢”。據《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記述，鄯善國“有驢馬”，烏秅國“有驢無牛”，罽賓國“驢畜負糧”“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驢畜”的說法，透露“驢”是用作交通動力的重要畜種。康居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據《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下》，漢與烏孫聯軍合擊匈奴、車師，僅漢軍就繳獲“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與前引《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言匈奴“奇畜”首先說“橐駞、驢”不同，“驢”則列於駱駝之先。
中原人首先透過匈奴人認識了“驢”，應當與匈奴曾經佔有西域，即所謂“西域本屬匈奴”（《漢書》卷七〇《陳湯傳》）有關。
“銜尾入塞”，成為重要交通動力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九有“驢騾”條，注意到秦漢時期驢、騾的引進：“自秦以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嘗考驢之為物，至漢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靈而貴幸。然其種大抵出於塞外。”“其種”“出於塞外”的“驢”，可能起初只是因珍奇而名貴，以觀賞價值畜養，尚未進入社會經濟生活。
我們曾經討論在張騫“鑿空”之前的絲綢之路交通（王子今：《前張騫的絲綢之路與西域史的匈奴時代》，《甘肅社會科學》2015年2期）。除了上文說到的鄂爾多斯青銅“驢”形杖首而外，還有其他跡象可以說明秦人因西北方向的交通優勢較早積累了有關“驢”的知識。天水放馬灘《日書》中《三十六禽佔》中“三十六禽”列名，有學者指出其中“閭”應為“驢”：“日中至日入投中蕤賓：閭（驢）殹，長面，長頤，免耳，□□＝殹，白皙，善病□。”（225）（程少軒：《放馬灘簡所見式佔古佚書的初步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三本第二分，2012年6月）秦“王驢”印，是秦人對驢有所認識的實證（許雄志主編：《秦代印風》，重慶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66頁）。“王驢”，是“以畜為名”的社會文化表現（張孟倫：《漢魏人名考》，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7頁）。
賈誼《吊屈原賦》：“騰駕罷牛兮驂蹇驢。”《史記》卷一二七《日者列傳》：“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東方朔《七諫·謬諫》：“駕蹇驢而無策。”劉向《九嘆·愍名》：“卻騏驥以轉運兮，騰驢騾以馳逐。”揚雄《反離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顏師古解釋說：“言使駿馬馳騖於屈曲艱阻之中，則與驢騾齊足也。”“驢”或說“驢騾”作為文學象徵，是以“蹇”“罷”形象出現的。
敦煌所出西漢晚期簡中，可以看到有關“驢”入獻的內容，如：“
降歸義烏孫女子」復帬獻驢一匹騂牡」兩抾齒□歲封頸以」敦煌王都尉章”（1906），“ □武威郡張掖長□ 驢一□”（1913）。大致自漢武帝時代起，沿著絲綢之路，“騾驢馲駞，銜尾入塞”（《鹽鐵論·力耕》）。“驢”得以大規模引入之後，往往用於交通運輸。
“驢”“銜尾入塞”是絲路令人矚目的風景，也直接充實了運輸動力。《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記載，漢武帝太初三年（前102），益發軍再擊大宛，“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說明“驢”在交通運輸活動中已經表現出相當重要的作用。又如漢武帝輪臺詔宣佈：“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可知河西軍運較早役使“驢”。而被看作匈奴“奇畜”的“驢”，應當也是主要經由絲綢之路的河西路段走向“正北”“北翟”方向的蒙古草原。
包頭觀音廟M1畫象磚疑似驢的畫面
敦煌漢簡可見“官屬數十人持校尉印紱三十驢五百匹驅驢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勞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孫不知將”（981）簡文，記載了“驢五百匹，驅驢士五十人”組成的運輸隊由敦煌前往“蜀”地的交通史資訊。而肩水金關簡又可見“西海輕騎張海 馬三匹驢一匹 丿”（73EJF3：149）這裡說的“驢一匹”可能用以馱負，也可能適時換作騎乘。
敦煌漢簡“驢五百匹驅驢士五十人之蜀”簡文
東漢時期，“驢”用於交通運輸的情形非常普遍。杜篤《論都賦》中，有“驅騾驢，馭宛馬，鞭駃騠”的文辭。武都“運道艱險，舟車不通”，曾使“驢馬負載”（《後漢書》卷五八《虞詡傳》）。《說文·木部》所謂“極，驢上負也”正可以作為“驢”“負載”的證明。段玉裁解釋說：“當雲‘驢上所以負也’。《廣韻》雲‘驢上負版’，蓋若今馱鞍。”東漢時北邊“建屯田”，“發委輸”供給軍士，並賜邊民，亦曾以“驢車轉運”（《後漢書》卷二二《杜茂傳》）。漢明帝永平年間（58—75）曾計劃從都慮至羊腸倉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筭”。於是漢章帝建初三年（78）“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成功地承擔起轉運任務，“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後漢書》卷一六《鄧禹傳》）。這一史例說明“驢輦”曾經成為大規模運輸的主力。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人起義，夜有流星光照營中，“驢馬盡鳴”（《後漢書》卷七二《董卓傳》），諸葛恪敗曹魏軍，“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三國志》卷六四《吳書·諸葛恪傳》），都說明“驢”普遍用於軍運。
王褒《僮約》以“食馬牛驢”“調治馬驢”作為莊園農奴的主要勞作內容，又體現出“驢”在更普遍的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河內向栩“騎驢入市”（《後漢書》卷八一《獨行列傳·向栩》），薊子訓“駕驢車”詣許下（《後漢書》卷八二下《方術列傳下·薊子訓》），說明短程和長途交通均役用“驢”。也有用“驢”挽車情形，成都人張楷“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後漢書》卷三六《張霸傳》）。“驢”較適宜於“屈曲艱阻”的山地運輸，又堪粗飼，壽命長於馬，抗病力也較其他馬屬動物強，因而很快在交通運輸中成為普及型動力。
“驢”與上層社會生活
由絲路西來的“驢”，以穩健的蹄聲逐漸加入中原經濟生活的交響曲。甚至對上層社會的文化表現也形成了影響。
陝西咸陽漢昭帝平陵二號從葬坑東西兩側呈對稱形式各開鑿有27個拱形頂長方形洞室，共計54個。經陝西省考古研究院2001年發掘，發現每個洞室都分別放置一頭牲畜。“透過鑑定，全部動物可以分為駱駝、牛和驢三大類。其中駱駝33匹，牛11頭，驢10匹。”昭帝平陵從葬坑發現驢的骨骼，是漢代有關“驢”的最重要的考古發現。據動物考古學家袁靖介紹，“驢和馬在不少地方有相似之處。但是它們之間的區別也是很明顯的。比較典型的區別在於牙齒。如驢的齒列比馬的短，驢的臼齒無馬刺，馬的臼齒有馬刺。驢的臼齒下後尖和下後附尖呈U字形，馬的則呈V字形。驢可以分為非洲野驢和亞洲野驢兩種，根據動物學家的研究，世界上所有家養的驢都來自非洲野驢，亞洲野驢沒有被馴化為家養的驢。”袁靖指出，“由於漢昭帝死於公元前74年。我們可以斷定至少在公元前74年以前”，“出自非洲的驢已經作為家養動物，透過文化交流傳到了陝西西安一帶”。（袁靖：《動物考古學揭密古代人類和動物的相互關係》，《西部考古》第2輯，三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94頁）平陵發現的“驢”，是中國內地迄今最早的有關“驢”的文物資料。取得帝陵從葬的資格，可能因遠方“奇畜”特質成為皇族的寵物。作為“出自非洲的驢”，應當是一步步踏行絲綢之路經由西域進入中土的。
王莽時代，劉秀曾在長安求學。《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上》記載，“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李賢注引《東觀記》：“受《尚書》於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說明“驢”在長安地方社會地位和文化等級相當高的人群中已經用於盈利性營運。
漢靈帝光和四年（181）於後宮“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放效”（《後漢書》卷八《靈帝紀》），史書錄為醜聞。司馬彪曾經嚴厲批評道：“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並以為“遲鈍之畜，而今貴之”，是“國且大亂，賢愚倒植”的徵兆（《續漢書·五行志一》）。西晉曾經流行“宮中大馬幾作驢”童謠（《晉書》卷二八《五行志中》《晉書》卷三三《石苞傳》）也說到“宮中”的“驢”。
孫吳史蹟有“諸葛子瑜”“之驢”故事。《三國志》卷六四《吳書·諸葛恪傳》：“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其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裴松之注引恪《別傳》又寫道，“（孫）權嘗饗蜀使費禕”，事先指示群臣“使至，伏食勿起”，費禕於是有嘲諷之語“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又為趣答。“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故事，說“驢”的蹄跡已經踏上朝堂。蜀使費禕在孫吳殿上言及“驢騾”，可知“驢”在長江流域的上游和下游地區都已經為社會熟知。
漢末魏晉文化層次頗高的群體中多有喜好“驢鳴”者，如《後漢書》卷八三《逸民傳》說戴良“母憙驢鳴”。《世說新語·傷逝》寫道：王粲安葬時，“（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晉書》卷四二《王濟傳》說王濟去世，“將葬”，其孫王楚致哀，“哭畢，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這些故事，也是“驢”介入上層社會生活的例證。
以往分析漢帝國以畜力作為運輸動力形勢的改善，多重視馬政的經營。現在看來，透過絲綢之路正常貿易獲得“驢”這類“外國之物”的方式，也是不宜忽視的。
原標題：《王子今 ｜ 絲路西來的“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