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術檯上，安靜地躺著一位五十多歲的男子，上身赤裸，肚子已經「癟掉」，有縫合痕跡。
醫生們朝著這個方向，深深鞠了一躬。
男子的肚子之所以「癟掉」，是因為在腦死亡後，捐獻了自己身體裡有用的器官。
另一邊，醫生看了看器官接受者的尿袋說，「有尿液了」。
這短短四個字顯得格外珍貴。因為尿袋裡有了尿液，意味著新的腎臟開始工作了，意味著腎臟移植手術成功。
資料統計，每1例成功的器官移植背後，有29個在等待的人。
2021年6月11日，是第五個中國器官捐獻日。「一對角膜、兩個腎臟、一個肝臟、一顆心、兩葉肺、一個胰腺」這是一個人可以捐出的器官，可能讓9個人重生。
從器官捐獻登記、確認捐獻、器官獲取、器官分配、遺體處理、緬懷紀念到困難救助等都體現出，
器官捐獻已不是單純的醫學問題，這涉及到個人、家庭、身體的部分與整體，以及器官捐獻的文化敏感性。
開創
2013年2月，中國開始全面啟動中國公民逝世後器官自願捐獻工作。
同年，中國器官移植開創者夏穗生登記成為一名遺體（器官）捐獻志願者。
「要別人捐獻遺體器官，自己不做出榜樣，只講空話，不做實事，不行。」
夏穗生希望，在不遠的將來，有越來越多的人因為器官移植獲得新生，我國可以為世界器官移植事業提供更多的中國方案。
夏穗生為中國器官捐獻身體力行，不僅成為捐獻者，一生也投身器官移植事業。
與夏穗生一起的裘法祖、吳在德等人在4年期間給130只狗開刀，開啟中國器官移植事業的大門。
1958年，一隻狗在接受肝臟移植後，只存活了10個小時，但這是國內對肝臟移植的一次實驗性探索，與國際醫學發展不謀而合。
世界醫學的車輪滾滾向前。1963年，美國施行了世界首例人體原位肝臟移植手術，患者存活了7天。
訊息傳出，步入不惑之年的夏穗生立即查詢英文和德文的相關資料。然而翻閱所有相關論文、報道後，夏穗生的心涼了半截——手術方對核心技術隻字未提。
這可怎麼辦？「突破技術難關，只能靠自己。」夏穗生翻閱資料、建立實驗室，由於缺乏人力、財力的支撐，在長達9年的時間裡，這項工作一直在膠著中進行。
在同濟醫院檔案館裡，一張發黃的手術照片定格著那段塵封的歷史。
一幢古舊的兩層小樓，燒錄著夏穗生和同事們最艱苦的5年時光。看似平淡無奇的實驗室，註定驚心動魄。
一個直徑約70釐米的小型消毒鍋，是實驗室裡最先進的「家當」。這個靠一盞煤油汽燈點火、不停往打氣口打氣才能升溫的裝置，僅術前消毒就需要耗費一天的時間。
1973年9月5日，第一隻狗的異體原位肝移植實驗進行。
一個看起來原理非常簡單的手術，卻潛藏著重重危機。血管吻合的順序、凝血機制的建立、術後排異的規避……一系列問題都是未知。
實驗失敗了，一次，兩次，三次……
歷經4年多時間，開展98次分解手術、實施130次狗的原位肝移植術後，謎團終於被一一揭開。經過多番改進，肝移植手術核心模式終於被確定下來。這是中國人第一次自主掌握哺乳動物大器官移植的完整手術。
不過從最初的動物實驗，到器官移植真正臨床應用，期間是一段漫長而困難的發展過程。
1977年12月30日，一位肝癌晚期的女患者在夏穗生手下接受了肝移植手術；不久後，一位男性患者也接受了肝移植手術，存活264天，創下了當時國內肝移植存活時間最長的紀錄。中國人體器官移植事業就此起步。
2019年4月16日，夏穗生教授辭世，享年95歲。家屬遵從夏老遺願，捐獻角膜，已成功為兩位患者帶去光明。
等待
半個多世紀的探索，器官移植技術越發成熟，問題是器官供體仍有較大缺口。
「我有救了」電話那頭說有配型成功的腎源了，為這一刻，一等就是五年。
五年前，李先生確診尿毒症，「最難受的時候都不想活了」。
李先生等待時間雖久，但最終還是等到了，不同於他的「幸運」，還有很多正在等待腎源的患者。
截至 2020 年 11月底，我國累計完成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超過 3。3 萬例，捐獻大器官超過 9。3 萬個。
2019 年，中國器官捐獻、移植數量均位居世界第二位。
雖然我國每百萬人口器官捐獻率增加，但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數也在增加。
截至 2019 年底，全國仍有 47382 人等待腎移植、4763 人等待肝臟移植。心臟、肺臟分配系統於 2018 年 10 月 22 日啟用後，至 2019 年底，仍有338 人等待心臟移植，89 人等待肺臟移植。
器官移植的醫生經常接到患者的電話，第一句往往是問「配型成功的供體有沒有？」當患者得到「再等等」的答覆時，只能以一句失望的「哦」無奈結束對話。
「需求是每天都在增加，但是供體是越來越少，所以這個需求量差別很大，現在是10%可以做手術，也許到後面是不到10%。」
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主任醫師王長希曾對媒體表示。
有時候就真的等著等著就等不到了。
廣東省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朱曉峰教授說：
「我們每個星期，每個月，有時候每個星期都有等待不到肝臟去世的，我們昨天就有一個。」
找尋
「你願不願意在TA去世後，把器官捐獻出來？」
「對不起，我們不考慮」、「你們不想救人了嗎？衝著器官來的！」
醫院ICU外，器官捐獻協調員與家屬的對話。李飛（化名）是一位器官捐獻協調員，大多時候會經歷以上場景。
李飛的公文包總是鼓鼓的，裡面裝有潛在器官捐獻者的詳細資料。
「手機24小時開機，半夜接到電話就往醫院跑，一邊緊趕慢趕，一邊琢磨著怎麼和患者家屬溝通。」李飛說這是他工作的常態。
「每次一步一步走到ICU門口的時候，我知道里面的人已經沒救了，但看到外面等待的家屬，那種絕望、難過、無助，還是把話嚥了幾下，深吸口氣再問。」
這些年，李飛跑遍了全省幾十家醫院，一次次碰壁之後發現，家屬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十之八九都是反對、拒絕。而剩下動搖考慮的，因礙於情面或者旁邊人的一瓢冷水，多半最後還是會拒絕。
「我有時候最怕的不是家屬拒絕，而是家屬在單子上顫巍巍寫下放棄搶救，說願意」李飛說那是打心底的無助。
雖然目前越來越多的人願意捐獻器官，但大多會拒絕。
2011年初，原衛生部的一位官員表示，
為提高器官捐獻率，中國有望在當年內實現申領駕照時進行器官捐獻意願登記。
雖然類似舉措在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一度被認為是提高器官捐獻率的有效方法，
但當時在國內，還是未免民眾的質疑聲。
晦氣問題、對政府和醫療機構的信任問題、對屍體的處理問題等成為當時民眾擔憂的焦點。最終未施行。
在人類的文化裡，身體的完整性是對逝者的尊重；同時，家屬往往認為，在醫生還未下死亡通知書前就被問及器官捐獻的問題，是一件很晦氣的事。
好在，隨著「器官捐獻」被更多人瞭解後，一些捐獻者及家屬邁出了勇敢的一步。
在他們看來，器官不僅僅是一個物體，更是生命的一部分，它攜帶了捐贈者的性情秉性和人格特徵，獲得重生。
在論述死亡的價值和意義時，法國哲學家福柯曾提出，死亡對於18世紀的分類醫學而言意味著生命的終點，但隨著解剖醫學的發展，使得死亡成為人類觀察自身的一面鏡子。
解剖臨床醫學不再將死亡看成是生命的終點，而是認識生命的起點，死亡具有了一種經驗的獨特價值和根本價值。
對於器官捐獻，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移植委員會主任黃潔夫有更多深層次的思考。他表示，器官捐獻移植不僅是單純的治病救人，同時還彰顯了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制建設，甚至體現社會文明程度。
他呼籲，
應積極建立人道主義救助體系，對器官捐獻者家庭、對經濟困難的受體群眾提供人道主義關愛。
正是在類似的呼籲聲中，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器官捐獻的意義，開始嘗試付諸於行動。
生命以一種新的形式在延續，不失為世間的一件美妙事。
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資料顯示，
截至2021年6月11日，志願登記器官捐獻的人數已達到3401374人。
（注：此資料包含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基金會施予受有效登記人數89萬人）
參考資料：
1、餘成普。器官捐贈的文化敏感性與中國實踐［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54（01）：131-144。
2、致敬大師！中國器官移植之父夏穗生在漢辭世，遵從遺願捐獻角膜 中國人體器官捐獻中心官網
3、第五個“中國人體器官捐獻日”：我國器官捐獻與移植數量位居世界第二 央廣網
作者：四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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