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張 ‖ 文武兼資——涿地盧植世家

盧植，東漢末年人，家住涿郡涿地，字子幹。他自幼好學，家裡人將他送到當時經學大師馬融的門下學習。馬融因得到鄧太后之弟鄧騭的賞識，官高位顯，且才華出眾，史稱“才高博洽，為世通儒”（《後漢書》卷五十上）。盧植在他門下，受益匪淺。

馬融學問好，也喜歡將自己的學識傳授給後輩。他一生教育的學生，有好幾千，但最出名的，要數涿郡盧植和北海（今山東境內）鄭玄。盧植尤為其所喜愛。據說，馬融為人風流灑脫，喜好音樂，尤其擅長鼓琴、吹笛，為當時的風流名士。馬融在生活上比較奢華，“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同上），甚至在教授學生時也不避諱，“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帳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人其室者”（同上）。在這種靡靡之音的襯托下，馬融達生任性、不拘小節的個性得到充分體現。然而學生深受其苦，難免因音樂舞蹈的誘惑而心不在焉，成績普遍較差。但盧植卻對此視而不見，在上課時能夠專心聽講，認真學習，在女樂面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後漢書》卷九十四）。馬融看在眼裡，很是敬佩盧植的定力與氣度，於是傾囊傳授其藝。盧植學習更加刻苦，到畢業時，已經能精通當時流傳甚廣的“古文經學”。對於在兩漢盛行、到東漢時已衰落的“今文經學”，盧植也比較精通。他與同學鄭玄一起，成為馬融升堂人室的優秀弟子。這時盧植已長大成人，儀表堂堂，身高達八尺二寸（漢尺，折今五尺六寸多），體健身強，聲音洪亮，而且天生的好酒量，可飲酒一石，著實了得。

盧氏家族是涿郡的望族，盧植學業結束後，原可很快做官，但他卻在辭別老師後，回家講學授徒，不與當時的所謂名流來往。“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態”的他，實際上時刻關注著國家大事，並不是一心只讀聖賢書。

不久，竇皇后（桓帝后）的父親竇武扶立靈帝，因功高而主持國政，百官們都要為竇武加封爵。盧植雖在鄉間，聽說這件事後，因一向敬重竇武的人品，就寫信去勸止他受封。信中以周公、伊尹等人精心扶佐幼主為例，勸竇武勿貪圖虛名，應該“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強幹弱枝之道也”（同上）。結果竇武不聽，獨掌權柄，最終全家被誅，身死族滅。

盧植一直不願出仕為官，“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同上）。但盧植的名氣越來越大，終於連朝廷也知道了。建寧（168-172）年間、漢朝政府起用盧植為博士，專掌經學。熹平四年（175），九江地區的百姓造反，朝廷以盧植“才兼文武”而任命他為九江太守。盧植到任後，殫精竭慮，採用各種辦法將九江撫平，但自己也積勞成疾，在平叛後辭官休養。過了幾年，他再次被任命為九江地區的地方官——廬江太守，以鎮撫百姓。盧植採取“存清靜，弘大體”的政策治郡，被時人稱為“深達政宜”。一年後遷拜議郎，在朝廷內校讎整理“五經”。不久被提拔為侍中、尚書，成為東漢末年的一位重臣。

盧植精於政事。在光和元年（178）就出現日食一事，上書漢靈帝，批評靈帝“君政舒緩”，提出改良政事的八條建議，即“用良”“原禁”“御癘”“備寇”“修禮”“遵堯”“御下”“散利”，希望靈帝能修政謹治。但這些針砭時弊的話，靈帝沒有采納，國內矛盾愈來愈激烈，終於在中平元年（184）爆發了黃巾大起義。起義軍人多勢眾，直逼洛陽。東漢政府慌忙命盧植為北中郎將，率軍鎮壓，雙方在河北發生激戰。不久，黃巾軍領袖張角病故，起義軍退守廣宗。盧植領軍包圍廣宗，日夜激戰。靈帝派宦官左豐來軍中視察，剛正不阿的盧植拒絕賄賂左豐，左豐遂向靈帝誣告盧植通敵，姑息養奸。東漢朝政一向為宦官把持，此時朝廷竟聽信左豐的讒言，以“固壘息軍，以待天誅”的罪名，“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幸虧盧植的學生皇甫嵩，在廣宗消滅了黃巾軍，回朝盛讚盧植行軍有法，足智多謀，方才使其脫難，不久官復原職。

靈帝死後，大將軍何進與袁紹等人謀劃消滅宦官集團，打算從西北調董卓的軍隊來幫忙。盧植堅決反對這樣做，稱董卓是虎狼，進京必定生亂食人。可惜何進等人不聽。不久事機不密，何進被宦官所殺；袁紹等人又舉兵殺盡宦官。當袁紹等領兵攻入皇宮時，宦官張讓等挾持何皇后與少帝劉辨，欲圖頑抗。盧植親自持戈披甲，救下何皇后，使宦官集團挾持人質的計劃落空，束手就戮。董卓是東漢幷州牧，生性貪賄殘暴。他率軍至洛陽後，廢少帝劉辨而立獻帝劉協，百官都不敢說話，只有盧植仗義執言，結果觸怒了董卓，意欲加害，盧植只好辭官歸隱。不久袁紹請他做軍師，盧植幫助袁紹平定北方四州。初平三年（192），盧植因病逝于軍中。臨死，告訴兒孫們要儉葬，“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同上）。

盧植一生雖然長期從事政治活動，但於學問絲毫不肯放鬆。盧植研究學問與為“三禮”作注而名噪天下的同學鄭玄不同，講究“好研精而不好章句”，對六經大義的掌握更為全面，而且還精通“今文經學”，著有《尚書章句》《三禮解詁》二書，從一種新的角度來註解先秦典籍，頗有新意。

西漢盛行今文經學，東漢盛行古文經學，到了東漢末年，學術上的分歧已經很大了。東漢政府為了平息這種紛爭，在熹平年間（ 172-178），議立“五經”石經於當時的最高學府——太學門前，“以正《五經》文字”（同上）。在摹石之前，特請蔡邕等人校定。盧植聽說後，上書朝廷，要求校訂《禮記》，提出“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正聖典，刊定碑文”（同上）。並要求立《毛詩》《左氏》《周禮》博士於學官。這個建議得到朝廷許可，但就在盧植準備校經之時，朝廷又改派他去任九江太守，此事遂罷。

但不久以後，東漢又在東觀（東漢政府圖書館）召集學者校書，這次盧植被排在校訂者名單中，以“議郎”的身份與諫議大夫馬日單、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當代著名學者合作，“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紀》”（同上）。對東漢典籍整理事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盧植被時人稱為”海內大儒”，尊重異常。曹操在建安（196-220）間討伐柳城，路過盧植的墓前，作了一篇祭文，對盧植多有推崇。其文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世之楷模，國之楨榦也。昔武王入殷，封商榮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並致薄醊，以彰厥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