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在詔書裡承認金銀的地位，之所以要加上“不得不”三個字，是因為在法律上，元朝禁用銅錢、金銀。比如至元十九年（1282）中書省頒發的《整治鈔法條劃》、至元二十四年（1287）尚書省頒行的《至元寶鈔通行條劃》裡均有明文規定：禁止民間私自買賣金銀；也禁止民間使用銅錢。金銀必須集中於政府，由政府買賣金銀。當然，元朝疆域遼闊，關於白銀的禁令也不見得隨時隨地都得到認真的貫徹。但從邏輯上說，朝廷既然不準金屬貨幣使用，難不成倒退到以物易物的時代？
實際情況恰恰相反。繼宋、金之後，紙幣在元朝的普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之前宋代發行的紙幣不過是銅錢等的代用物（類似兌換券），而元代紙幣在許多時間裡是唯一的法定貨幣。當時來到東方的外國人，莫不以驚異的眼光看待這一事實。大名鼎鼎的馬可·波羅就專門提到元朝的紙幣：“這種紙幣大批製造後，便流行在大汗所屬的國土各處……所有老百姓都毫不遲疑地認可了這種紙幣，他們可以用它購買他們所需的商品……總之，用這種紙幣可以買到任何物品。”他甚至把發行紙幣一事，看作大元皇帝的“點金術”。
明“金花銀”銀錠
不幸的是，元朝過於“超前”的貨幣政策卻造成了災難性的結果。紙鈔的低廉成本和它“被規定”的相當數額白銀的價值之間存在巨大利益空間，引發了統治者的貪慾：一方面，元政府將各地鈔庫的白銀運往大都（今北京），使得“銀鈔可以互易兌換”成為一句空話；另一方面，由於長期戰爭和統治者的揮霍，元朝的財政始終入不敷出，忽必烈時代的至元年間（1264—1294），財政收入尚且是支出的一半，到了末代皇帝元順帝時期（1333—1368年在位），財政支出居然膨脹到財政收入的400多倍。換句話說，99% 以上的支出要靠發行紙鈔來彌補！隨之而來的自然是天文數字般的惡性通貨膨脹，財政破產導致的民怨沸騰，亦是元末農民起義的一大誘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