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在中國歷史上，有種人叫作酷吏。所謂吏，是指有編制的官場人員。酷吏二字，不論是從字面意思、職業操守，還是背後邏輯來看，都可以稱之為“官場打手”。
但凡有點追求的帝王，如果身邊沒有幾個酷吏，百年之後都不好意思和同行打招呼。甚至更小一點的單位和企業，老闆也會豢養“縮小版”的酷吏。
但可悲的是，不論酷吏的職業生涯多麼輝煌，績效完成得多麼優秀，他們的下場總是很悽慘。而重用酷吏的帝王，也總是會被輿論和史書狠狠地記上一筆，好大喜功、不尊重朝臣等罵名都會和他們如影隨形。
歷史就是如此詭譎。帝王明明知道酷吏會招來罵名，酷吏也明明知道下場會很慘，但雙方依然能夠親密無間地合作數千年。歷代前任的悲慘結局都不能阻止甲方和乙方之間互拋橄欖枝，這種現象背後的邏輯，其實很值得深入思考。
02、一般來說，除了一些性情剛毅的狠人外，大部分酷吏都是窮苦人家的孩子。原生家庭的出身，決定了他們的人生選擇，畢竟當打手是苦活、累活、髒活，但凡有點資本的孩子，都不會選擇幹這一行。吃力不討好，何苦呢？
可對於有野心的窮苦孩子來說，有機會給帝王當打手，便是一條通天的路。就像漢朝酷吏寧成所說：“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意思是：做官不到省部級，做生意不達到百億，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呢？
同樣的話，主父偃也曾說過：“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這就是個人野心和追求。寧成當酷吏是為了做二千石高官，主父偃是年紀大了，已經沒時間論資排輩了，他只能走捷徑。
畢竟在正常情況下，窮孩子從小吏做起，能出頭基本靠運氣，實在是看不到希望。但投靠帝王，卻是看得見的前程。因為帝王也有政敵，他們時刻都需要一把鋒利的快刀，幫他做一些不能擺上檯面的私事。比如武則天。
原本她只是李家的媳婦，她做唐高宗李治的代理人，大家都還能接受，可她最後竟然想當皇帝，大家就不肯支援她了。
於是武則天扶持起了善於告密的來俊臣，並利用他來排除異己，把不支援自己的李唐宗室、公卿貴族誅殺了幾千家。
如此一來，武則天登基的障礙就被掃清了。而來俊臣原本只是個無賴，正常情況下是不可能出任重要職務的，可做了武則天的快刀後，他竟然官至太僕卿。
比如漢武帝。遍地的諸侯王勢力極其強大，他急需一把快刀，斬掉掣肘自己的政敵。於是，一輩子不順心的主父偃看準時機，給漢武帝寫了一封信，寥寥幾句話就說中了漢武帝的心思。
史書記載：漢武帝早上收到信，晚上就召見了主父偃，並且埋怨說，這麼多年你都跑哪裡去了，咱們可是相見恨晚啊。從此以後，主父偃就替漢武帝幹髒活。既然皇帝害怕遍地的諸侯王，那他就建議實行《推恩令》，逐步削減諸侯的實力。
但《推恩令》收效實在太慢了，他就收集諸侯王犯法的證據，並且直接擔任齊國的國相，名為輔佐，實際是抓小辮子。一旦他抓到犯罪證據，就馬上報告漢武帝，然後光明正大地廢除封國，把郡縣收歸朝廷。
這種事主父偃接連做了兩次。用一人滅兩國，漢武帝去哪找這麼便宜的事。髒活幹完了，主父偃的狠辣手段讓大家感到害怕，說不定哪天就輪到自己頭上了。
漢武帝也覺得差不多該收攤了，於是，主父偃被誅三族……髒活已經辦了，殺掉主父偃還能安撫人心，所謂殺一人而安天下，又是一件便宜事。
主父偃的人生路徑，可以看作酷吏的縮影。剛開始的時候，帝王要找打手，酷吏想出頭，於是君臣迅速結成親密戰友，並肩戰鬥，各取所取。
事情辦成以後，帝王要繼續扮演救世主，所以酷吏就成為藏起來的夜壺，以便下次再用。如果實在是人心惶惶，為了安撫人心，酷吏不得不成為背黑鍋的。
如果沒有漢武帝的賞識，主父偃只會一輩子受人白眼，然後默默無聞地老死，根本沒人知道他是誰。可當了酷吏，他實現了“權勢富貴震天下”的野心，並且給看不起他的人一個大嘴巴子。
而對於漢武帝來說，酷吏只是一把打擊政敵的快刀，刀壞了之後，再換一把新的就行。
03、對於朝廷來說，任何時候都需要酷吏。一個很殘酷的歷史經驗就是，能夠適當使用酷吏，往往是朝廷權威比較強盛的時候。
漢景帝時期，有一個酷吏叫郅都。此人外號蒼鷹，性格極其強悍，敢在朝堂上當眾和同事爭辯，還不給人臺階下……滿朝公卿都不敢正面看他一眼。當時濟南一個大家族有三百多人，他們依仗家族的勢力，根本不把官府和法律放在眼裡。
堂堂太守，一介省部級幹部都拿他們沒辦法。漢景帝派郅都去管理，說：“郅都啊，你辦事，我放心。”
郅都去了。剛調研清楚，他就把這個家族的族長拖出來斬了，其他人一看，嚯，他真的敢殺人啊！誰能不怕死呢？
大家都服氣了。郅都在濟南當太守不到一年，就把濟南治理得路不拾遺，旁邊十餘郡都很害怕他，都把郅都當親爹一樣供著。漢朝初年的一批酷吏更狠，他們不僅是皇帝打擊政敵的快刀，也是朝廷整治地方豪強的利刃，動不動就把地方豪強滅族，搜捕數千家。漢朝初期，地方豪強正在野蠻生長。
正因為酷吏充當朝廷的打手，做了朝廷不方便做得髒活，才能維護朝廷脆弱的權威。西漢宣帝以後，漢朝更改路線，原本“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被改成純正的儒家思想，酷吏的市場也就日漸縮小。
而諸侯公卿又都出身於貴族、豪強，因而逐漸導致地方勢力坐大，最終王莽篡位，實現不流血的改朝換代。
同樣的例子，在明末又重演了一遍。萬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朝廷接近癱瘓，地方大員和鄉間豪強對朝廷的尊重也逐漸降低。除此之外，還冒出一個東林黨。
他們在地方引導輿論，控制經濟，在朝中又結黨營私……不論東林黨的道德學問多麼高尚，對朝廷來說，這就是個小幫派。
於是，魏忠賢充當了酷吏的角色。他用了幾年的時間來整合資源，把敗於東林黨的楚黨、浙黨和太監勢力整合起來，組成一個強勢的朝廷。
毫無疑問，魏忠賢一眾的道德水平都極其低劣，甚至有不少人渣，絲毫不符合治國賢才的標準，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魏忠賢扮演了強勢酷吏的角色，透過殘酷的政治鬥爭，嚴厲打擊了尾大不掉的地方勢力，讓朝廷權威重回頂峰。
不管史書怎麼評價，毫無疑問的是，魏忠賢專權的那些年，朝廷政令在各地都能通行無阻，並且得到不折不扣地執行，效率遠勝於萬曆年間。
而崇禎皇帝誅殺魏忠賢，卻沒有重新鑄造另一把快刀，馬上就失去了推行朝廷權威的利器。那些年眾正盈朝，卻政令不出皇宮。
酷吏和文官是國家政權的一體兩面，一個代表狠辣剛猛的霸道，一個代表陽光溫暖的仁義。只有仁義會缺少底氣，只有霸道又不會長久。優秀的帝王，往往是仁義和霸道通吃。
對待老百姓和追隨者，他們會露出仁慈的微笑，拿出糖果分給大家；對待政敵和朝廷的隱患，他們又會露出猙獰的獠牙。能做到“王霸”通吃的，都是狠角色。
04、古代的和平年代，國家重要的命脈是經濟。具體到朝廷層面，則是保障稅收的來源，保障國庫充足和朝廷的開銷。而屬於朝廷的稅收，往往會被地主截流，他們不僅不願意交稅，還會變成趴在國家身上吸血的寄生蟲。
正常情況下，朝廷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算了。可一旦遇到特殊情況，國家開銷巨大，來自耕農的賦稅不足以支撐時，朝廷就會對大地主動刀子，誰有錢就掙誰的。這種特殊情況，讀聖賢書的文官是幹不了的。
他們拉不下臉面，更不具備鬥智鬥勇的狠辣手段，只有酷吏才能解決特殊時期的危機。漢武帝時期不斷對外用兵，龐大的軍備、馬匹、後勤需要海量的財富支撐，再加上賞賜功臣、撫卹烈士，國庫很快就耗空了。錢沒了，但事情還得做。
公元前120年起，桑弘羊為漢武帝策劃了一系列財政刺激計劃：算緡告緡、均輸平準、鹽鐵官營等經濟政策。均輸平準、鹽鐵官營是國家調控，用常規的手段來增加國庫收入；算緡告緡則是漢朝的財產稅，是從富商的錢袋子裡掏錢。
如果商人老實交稅還好，一旦偷稅漏稅，就會有老百姓舉報告發。如果情況屬實，此人的財產一半分給舉報人，另一半則充國庫。
漢武帝為了鼓勵商人交稅，特意樹立榜樣。他讓主動交錢的洛陽商人卜式在短短七八年間就升為關內侯，並出任御史大夫。
不過，此舉收效甚微，商人依然不願意為了國家大業出錢，寧願把財富都藏起來傳給子孫後代。
能夠把政策推行下去的，依然是酷吏。公元前114年，漢武帝任命楊可主持告緡，經過三年的整治，朝廷獲得上億財富、數萬奴隸，還有無數土地。當時的漢朝中產階級幾乎都破產了，朝廷財政卻得到了緩解。透過經營充公的土地，朝廷又能源源不斷地獲得收入。對朝廷而言，楊克和杜周等酷吏，實在是功不可沒。
雖然漢武帝的初衷並不是用非常手段來打擊商人，但當常規方法行不通時，財政危機只能逼他重用酷吏。這是一個無解的難題。
從朝廷的大局出發，只有酷吏才能用非常手段搜刮財富，幫助朝廷渡過財政危機的難關。此時，酷吏和朝廷是戰友。當危機解決後，他們又成為被藏起來的夜壺，而在史家的筆下，他們又被描繪成歷史的罪人。
看似脈絡清晰，實際上並沒有那麼簡單。當財政危機出現時，普通官吏並不能解決問題，事後他們卻又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但對朝廷而言，事到臨頭，危機是一定要解決的。
酷吏只不過契合了國家的需求，用自己的方式做了應該做的事。設身處地地想，其實他們的行為也無可厚非，具體還得看想問題的人，屁股坐在哪張椅子上。
05、讀史書，酷吏總是讓人又愛又恨。他們冷峻的面孔，像極了電影裡冷酷的殺手，真正面對時，人們總是會不可避免地感到恐懼。
儘管酷吏們有時會表現得溫文爾雅，但這並不能打消人們的恐懼和疑慮，因為他們代表著一種強勢的力量。
換句話說，他們是暴力的執行者。世人不喜歡酷吏，其實是對暴力的恐懼，害怕這種暴力什麼時候會落到自己頭上。
同時，酷吏也是告密者。他們就像攝像頭一樣，緊緊盯著目標的一舉一動，一旦發現可疑資訊，馬上向上級彙報，不知不覺中，當事人的命運就會發生改變。
利益和需要，是源源不斷產生酷吏的土壤，他們從戰友變成夜壺，最後成為替罪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