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敢諫卻“長命百歲”的高允

直言敢諫卻“長命百歲”的高允

眾所周知,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家天下的皇帝是上天之子,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和予取予奪的權威。儘管歷代君主都好扮演禮賢納士、開放言路的賢明角色,實際情況卻是,作臣子的多半都是唯唯諾諾、明哲保身,甚或諂媚溜鬚須以求幹進。原因很簡單,伴君如伴虎,敢於直言相諫甚至逆批龍鱗的官僚,多半沒有好下場。所以表面煊赫風光無兩的帝王們,實際上也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直言敢諫卻“長命百歲”的高允

當然,也有例外。雖然相對於數千年的封建朝代史,這個“例外”中人僅僅是少數,但細數起來,其絕對數卻也是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小群體。其傑出而著名的代表便有死後令唐太宗慨然讚歎“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己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之魏徵。他的特色就是從不隱諱,犯顏直諫。后妃越禮,他犯顏直諫,太子越禮,他犯顏直諫;皇上想去泰山封禪,他犯顏直諫……而他之所以敢逆批龍鱗,固然有一身正氣,膽略過人的內因在,善於揣摸皇上脾味,嫻熟“諫”的藝術,又遇上了一位相對開明大度而又企圖樹立英主形象的君主,才是其全身而逝的根本原因。同樣的道理,如果不是遇到了中興之主漢光武帝劉秀,青史留名的“強項令”董宣,幾何而不頭顱落地甚至株連九族?

董宣的故事知道的人應該也不在少數。說得是漢光武帝姐姐湖陽公主家府中的一個男僕,仗勢殺人後藏進主人家府。洛陽令董宣設計把這個殺人犯抓住,並當著湖陽公主的面,把殺人犯斬決。湖陽公主到光武帝前告狀,光武帝大怒,召來董宣,準備下令處死董宣。董宣毫不畏懼,反問劉秀是要天下?還是要包庇殺人犯?光武帝無言以對,只得放了董宣。然而湖陽公主不依,光武帝下不了臺,只得命董宣向湖陽公主叩頭認錯。不料董宣更是不依,兩手撐住地面,左右侍臣強按他的頭,他硬是不肯叩頭,死活不給面子。到了這地步,換了個皇帝,再會作秀,絕對也惱羞成怒,像掐死個蟲子似地捏死他。但光武帝儘管也惱,卻還是個明理也願講點理的人,知道董宣的“強項”,為的根本是他的家天下。於是只訓斥董宣一聲:“強項令出!”便算了事。這實際上不但宣佈董宣耿直無罪,而又成全了他忠臣良吏的美名。當然,光武帝的氣量,給自己帶來的實際上是更大的利益和中興令主的美譽。這正是他的高明過人之處。

說到敢於犯上直諫,且一身正氣、光耀青史者,其實還有一個著名人物,不知怎麼,史乘上不罕見而世俗間卻鮮聞其名者。他就是北魏時期的五朝元老,一直活到98歲才壽終正寢且備極 哀榮的高允。

高允,字伯恭。漢族人。生於北魏道武帝登國五年(公元390年),卒於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享年九十八歲。先後效忠於拓跋燾、拓跋晃、拓跋浚、拓跋弘、拓跋宏五代君主。歷任從事中郎、侍郎、中書令、光祿大夫。死後追贈司空,獲諡號曰文。

高允一個突出的特徵就是其立身清正,且好直言進諫。朝廷有什麼處理不當的事情,高允總是懇求皇帝召見。尤其文成帝時(亦是一個開明有為而相當明智的皇帝),他常常屏退左右侍從,單獨接見高允並與之面談。有時從早晨一直談到黃昏,或者一連數日不出宮。高允有時動情激論,言辭切中時弊,文成帝雖有些生氣,卻深知高允的直節勁氣和激諫無忌的良苦用心,依然信任無疑,禮遇而善待之。比如,公元458年,高宗(文成帝)返回首都平城後,即大興土木——建太華殿。時任中書侍郎的高允則認為此舉驕奢勞民,便直言勸諫說:“太祖開始興建城池宮殿時,考慮到不誤農時,施工一律用農閒時節。況且,我們建國的時間已很久,現有的宮殿足夠使用。退一步說,即使要擴建宮室殿閣,也應逐步實施,而不能倉猝行事。照現在的建築規模,初步核算,共需徵調民夫差役二萬人,而需供應飲食的老弱婦女,又得增加一倍。規模大,要求嚴,預計半年才能竣工。一個農夫不下田耕種,就會有人捱餓,何況竟然動用六萬多人,勞力和費用,實在難以計算!這是陛下最應留心的事情。”文成帝認為高允所言甚是,接受了他的進諫。

高允還勵行儉德,居官清廉。以至經常讓他的兒子們上山砍柴,以維持家中的生活。有一次文成帝親自到高允家,看到只有幾間簡陋的茅草房,床上只有粗布做的被褥,廚房也空蕩蕩的只有食鹽和青菜。文成帝不禁連聲嘆息,賞賜高允綢緞五百匹,粟米一千斛,並任命高允的長子高悅為長樂太守。文成帝由衷尊重高允,從不直呼其名,而尊稱為令公。

不過,坦率地說,我對這一記載多少是存了些疑的。長期在朝為官的高允再怎麼廉潔,基本的俸祿還是有的。再怎麼也不至於要住草房,砍柴燒乃至廚房裡只有青菜和食鹽吧?要麼他確實尚儉,有錢不花。要麼就是他在刻意作秀,或者史官在為其誇飾?年代久遠而資料有限,我無從考證也不欲考證,姑且存疑吧。但有一件事,卻是確確鑿鑿地見諸於史乘,充分閃現著高允非同凡響的人格的光輝,令我不得不折節三嘆,由衷欽服。

此事發生於北魏皇帝拓跋燾主政時期。拓跋燾命崔浩主持修訂國史,高允也參與其中。拓跋燾特別面諭他們要“務從實錄”。於是崔浩他們便當真“實錄”起來,把拓跋燾先祖輩們的履歷行狀和“豐功偉績”據實列敘,幾乎是無論善惡毫不諱言,卻不知帝王們不為好龍的葉公者幾稀,再加上小人們讒夫交構,拓跋燾勃然大怒,一紙詔命,竟將崔浩收繫於獄中。眼看著命將不保了。

高允也參與了修史,自然也要受到牽連。而他曾是太子拓跋晃的師傅。太子知道此事後,便想保全高允。特意將他召來,面授機宜道“我當導卿入謁內廷,至尊有問,但依我言,當可免罪。”高允答應得很乾脆。誰知真隨太子進見皇上時,回答得卻全不是一回事。當時,太子讓他留在外面,自己先進去見父皇,說高允是個小心謹慎之人,修史的事,全是崔浩作主,與高允並無干係,請貸免高允的死罪。

拓跋燾命太子召高允進去。太子將自己的意思告訴了高允,讓他照此回答便可。誰知當皇上問高允:“國史統出崔浩之手麼?”高允竟不慌不忙地跪下道:“太祖記是前著作郎鄧淵所作,先帝記及今上(指拓跋燾)記,臣與崔浩共著。崔浩但為總裁,至於下筆著述,臣較崔浩為更多。”

拓跋燾頓時盛怒,瞪大眼睛逼視太子道:“允罪比浩為大,如何得生?”

太子也慌忙跪下道:“天威嚴重,允系小臣,迷亂失次,故有此妄言。臣兒曾向允問明,俱說是由崔浩所為”。

拓跋燾又轉向高允道:“太子所陳,是否確實?”

太子眼巴巴地望著高允,希望他再不要亂說了,誰知高允依然從容不迫地回答道:“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乃是憐臣,欲全餘生,所以有此設詞。”

此言一出,太子滿頭是汗,暗想這遭算是全完了。不料皇上竟也被高允的一腔正氣所感動,默了好一會後,對太子說:“這真好算得直臣了!臨死不易辭,不失為信,為臣不欺君,不失為貞,國家有此純臣,奈何加罪?”說著便命高允起身,侍立一旁。並叫人召入崔浩訊問。崔浩滿面驚惶,支支吾吾不敢詳對皇上的問話,反而更激起拓跋燾的怒意,喝令左右將崔浩牽出去,隨即命令高允草詔,要誅殺崔浩及其僚屬一共128人,而且統統是夷滅五族!

高允勉強拿起筆,卻遲遲不下。拓跋燾不解地催促他,高允竟擱下筆,俯首道出又一番令太子和皇上瞠目結舌,卻擲地有聲的話來:“崔浩若別有餘釁,非臣敢諫諍;但因直筆觸犯,罪不至死,怎得滅族?”

拓跋燾極為詫異地瞪了高允半晌,一聲斷喝,讓人將他拿下。太子晃趕緊又苦苦哀求,好一陣,拓跋燾的怒氣才有所平息。指著高允對太子說:“非允敢諫,更要致死數千人了。”

太子趕緊給高允使了個眼色,牽著他退了出去。

第二天,果然有詔令下來,命令誅死崔浩,並夷其族。其餘有牽連的僚屬只殺本人,不罪及妻孥及家族。雖然仍是一場令人齒冷的文字獄。畢竟要少連累許多冤魂了。

一場幾乎是勢不可免的大禍,竟因為高允的坦誠和直諫,不僅保全了自己,還救了許多人的性命。這種事在中國歷史上不可謂不是一個奇蹟。而高允,不可謂不是一個鐵骨俠腸的硬漢子!

自然,事後高允與太子會就此事有過議論。他們的對話,讀來也令人腸熱。不妨順錄於下:

太子道:“我欲為卿脫死,卿終不從,致觸上怒。事後追思,尚覺心悸。”

高允道:“史所以記善惡,垂戒今古。崔浩非無它罪,但作史一事,未違大禮,不應加誅。臣與浩同事,浩既誅死,臣何敢獨生。蒙殿下替臣救解,恩同再造,不過違心苟免,非臣初願,臣今獨存,尚有愧死友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