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曾說：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歷史上的昭昭血肉早就證實了這個真理，貴如李唐皇孫李重潤，大宋名相寇準，小如平頭百姓張三阿四之流，皆因一時不慎，無埠禍，以致大難臨頭。其實，說話隨便而致大禍，有人口才了得，也尚可辯解，倘若寫成了文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如此則更是難逃法網，葚至連辯解的餘地都沒有了。因此，自古以來的中國文人都十分注意自己的作品。要麼在文字上精雕細琢，要麼在內容上歌功頌德。如若不是某種境況很特殊，如遭貶、流放，長處民間，退休等，一般來說，都是字斟句酌，然後才寫成文字，流佈世間。
但什麼樣的作品才算夠安全的好作品，百姓說得算？歷史來衡量？全都不是，封建時代，你的辭章是否華麗吹捧？不重要。諫言是否得體無私？也不重要。甚至提議是否可行有實效？都不重要。重要的時，作品是否有問題，決定權掌握在作賊心虛的獨夫——帝王手中。而這些帝王們用來衡量作品好壞的標準，並不是客觀的，而與政治標準和帝王心理有密切的關係。帝王們認為可以流行的好作品，其實未必就好。因為他並不是從審美的角度來衡量。
所謂政治的標準，以是否符合王朝意識和王權意識為主。
而王朝或王權意識又是不可捉摸的東西，是個巨大的軟體。它可以囊括一切矛盾，包括思想矛盾、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政策矛盾，派系鬥爭等等。就如捕風捉影，適時而需，更如孫悟空的七十二變，想怎麼變就怎麼變。今是而明非的事隨時發生，今天還高高興興的，為你的文采喝彩，明天哪裡不對時，你的文采又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由虛變實，釀成文禍、令人防不勝防。
至於帝王的心理、則它的不可捉摸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說，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反正愛怎麼玩，帝王說的算。
公元450年7月5日，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太平真君十一年，一位年近70的死囚在臨刑前，數十衛士一齊朝他撒尿，烈日灼頭，惡臭難忍，臨死了還遭受奇恥大辱。
而圍觀之人數不勝數，因為大家都想看看平時一向自重，品貌俱佳的當朝宰相是如何的斯文掃地
。“衛士數十人溲（撒尿）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
沒錯，他是崔浩，他慘遭屠戮也不是誅滅九族的大罪，但當時的名門望族如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等亦同時被牽連，同時服誅。其實他只是主編了一本書，而這書也是皇帝欽命的，寫好之後，皇帝也認可了他的質量，並也及時給了嘉獎令。
正所謂，朝令夕改，天威難測，你今天因此受到了多少的讚美，明天你就有可能受到多少誹謗
。如果是其它人也就算了，這個人偏偏是崔浩。
崔浩出身北方高門士族，他的七世祖崔林，三國曹魏時官拜司空，封安陽鄉侯。曾祖崔悅，為後趙石虎的司徒右長史。祖父崔潛，為後燕黃門侍郎。其父崔宏，號稱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書、大人，賜爵白馬公。而崔浩比他父親更有才華，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涉及，精研經義，時人沒有趕得上他的，未成年就已譽滿天下了。北魏三代皇帝、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都讓他親隨左右，恩寵有加。他本人長得面容清秀，面板細膩白皙，貌如婦人，可是
他絕不是像如今一些小鮮肉們只會搔首弄姿，人家可是有真本事的曠世之才，他自比張良，官高至司徒，是太武帝最重要的謀臣之一
，對促進北魏統一北方做出了貢獻。崔浩屢次力排眾議，根據星象和人事判斷時機，使太武帝得以依次成功擊滅胡夏、滅北涼並出擊柔然，這些軍事行動使北魏得以解除來自北方和西北方的威脅。尤其是北涼的滅亡，使北魏打開了通往西域的商道。史書說他“多謀善斷，算無遺策”，在北魏統一中國北方的一系列戰爭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崔浩才藝通博，除了在軍事和政治上的成就外，在天文、曆法、法律、飲食、宗教等方面都做出過重要貢獻。甚至還參與了簡單的來說，
就是名門之後、天縱英才、帝師恩遇，位極人臣
，甚至太子見了，也是恭敬有加。就這樣的一個人，就因一本書，他的人生他的家族就全毀了。
正所謂，天之驕子，天必妒之
。北魏太武帝曾對崔浩說：“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予弼予，勿有隱懷”為此還曾召集眾尚書，下令道：“日後凡屬軍國大計，你們不能決定的，都應先徵詢崔浩的意見，然後再可實施”。拓跋燾對崔浩不僅是信任，而且很親近。他有時到崔浩家中向他請教，崔浩接待皇帝倉促之間，來不及製作精美的食品，就搬出家常菜餚，拓跋燾總是高高興興拿起來就吃。崔浩進宮見駕，地點也不限於朝堂，可以出入臥室。可是這是這位對崔浩如此要好的的皇帝也親手送他上了刑場。
這位太武帝就是那位給佛教幾乎帶來滅頂之災的“三武一宗”的著名皇帝。
中國有重史傳統，早在上古時期就有設定史官。所謂“左記言，或記事”。
封建王朝但凡政權稍穩定下來，就必要修史，以用來歌功頌德，追思前鑑，以化後人。
公元439年（太延五年）十二月時，太武帝命他信任的崔浩以宰相身份修史，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事。拓跋燾叮囑他們，寫國史一定要根據實錄。崔浩他們按照這個要求，採集了魏國上代的資料，編寫了一本魏國的國史。當時，拓跋燾要編國史的目的，本來只是留給皇室後代看的。但是《國記》修畢後，參與其事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建議把《國記》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筆，同時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經》。閔湛、郗標巧言令色，平時以諂事崔浩而獲得崔浩的歡心。他們的建議被崔浩採納，太子拓跋晃也表示讚賞，太武帝本來也沒什麼意見。
由於長期掌握權力，崔浩逐漸有些忘乎所以，對於一些犯忌諱的事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其實太子早就對崔浩有所不滿了，
位高權重後，往往專斷獨行
，在任命郡守等地方官的時候固執己見，樹敵太多，常與太子爭執。連太子家臣高允都直接說了，你這樣做，不為以後擔憂嗎？正所謂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樹碑立傳的事情繼續做。在祭天天壇東三里處，營造了一個《國書》和《五經注》的碑林，方圓一百三十步，據說用工三百萬才告完成。由於《國記》秉筆直書，盡述拓跋氏的歷史，詳備而無所避諱，其中直書了拓跋氏一些不願人知的早期歷史。而石碑樹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來行人議論。
這哪裡是鮮卑貴族的讚歌，這簡直就是赤裸裸的批判書，那些年的血淚發家史被揭露得體無完膚，關鍵還明目張膽的大肆宣傳，人人盡知，人家的遮羞布被拿開，還讓人家如何面對自己的子民，都不要面子的嗎？
何況是皇家。那些皇族們看到後，無不憤怒，先後到拓跋燾前告狀，指控崔浩有意暴揚國惡，一些曾經被崔浩整過的人們紛紛一哄而上，落井下石。隨後拓跋燾命令收捕崔浩及秘書郎吏，審查罪狀。其實他對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拓跋燾親自審訊他時，他竟惶惑不能應對。
他不明白，他對皇家威嚴的冒犯，他不明白他的存在損害了太多人的利益。他必須得死。
不管怎麼樣，崔浩還是被夷族了。他的死，不管是不是出於鮮卑貴族與漢族高門矛盾的對立，還是佛道之爭的結果，還是自己作死的節奏。
這個被寵信50年的大臣，瞬間就被怒不可遏的皇帝以屈辱的方面結束自己輝煌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