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秀，與孫可望、李定國、艾能奇同為張獻忠四大義子。劉文秀在張獻忠時代最出彩的表現是：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冬，大西軍由湖廣入川，劉文秀時任平南先鋒，曾釋出有一道懲治明督師閣部楊嗣昌家族的檄文，文中說：“照得朱賊楊某，昔年曾調天下兵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於吾刃矣。今過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墳墓在此。只不歸順足矣，焉何拴同鄉紳士庶到處立團，合將九族盡誅，墳墓盡掘，房屋盡行燒燬，霸佔土田，查還小民。”（文見楊嗣昌之子楊山松所著《孤兒籲天錄》卷 16，據顧炎武《明季實錄》附蒼梧兄《酉陽雜筆》載，該文原件尾書“有平南先鋒印”）
該檄文是大西軍流傳至今為數不多的珍貴文獻，文中充分地表達了大西軍除暴救民的起義宗旨。
張獻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國，劉文秀即被任為撫南將軍，曾率部攻克綿竹、綿州（今綿陽）、邛州（今邛崍）、丹稜、洪雅、夾江、峨眉等地，多有戰功。
永曆五年（順治八年，公元1652），劉文秀受孫可望派遣，以撫南元帥的名義率軍入川。其在八月到十月的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就迅速清掃了川東各種形形色色的割據勢力，結束了四川地區軍閥林立、互相殺伐、蹂躪百姓的混亂局面，讓百姓過上稍為安定的生活。
時人讚道：“自此三川之阻兵者皆盡，雖殺運猶未盡，民難猶未彌，而回視向之日月捋虎，霜雪衣裘，傾耳戴目，東竄西奔，以欠賒須臾之死者，已不啻水火衽席之不侔矣。”（乾隆四十二年《富順縣誌》卷 5，《鄉賢下》）
這一年（永曆六年，順治八年，公元1652），孫可望疏請封劉文秀為撫南王，讓劉文秀為主帥，王復臣為副帥，由滇東出四川敘州，下重慶，進圍成都。
孫可望這麼部署的原因是清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李國翰已經佔領了成都、重慶、敘州（今宜賓）、馬湖（今屏山）、邛州、雅州、嘉定、眉州等府縣，漸對雲南、貴州形成侵逼之勢。
劉文秀大軍於八月初進抵敘州，突然發力，一舉克城，俘清總兵南一魁。
該戰，清軍方面發回清政府的報告是：“全軍覆沒，南總兵（南一魁）不知下落，馬總兵（馬化豹）隻身逃回，甲喇、牛錄死難者數十餘人”（郝浴《中山奏議》卷一《再報封疆大計疏》）
既得敘州，劉文秀又一鼓作氣，強攻重慶，將據守重慶的清軍打得如同落花流水，生擒清梅勒章京白含真。
重慶之戰，清軍“兵支離削弱，才得百人”（郝浴《中山奏議》卷一《再報封疆大計疏》）逃回保寧。
據守在成都的吳三桂、李國翰等人被大西軍的凌厲殺氣所懾，於八月十九日奔往夾江縣與四川總督李國英緊急會商，準備放棄整個四川，全師“北撤，以保萬全”（順治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李國英“為塘報滇賊入犯事”密奏本，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八）。
清四川總督李國英、巡按御史郝浴等人極力反對，不得已，吳三桂、李國翰等人率軍進入清朝在四川設定的臨時省會保寧（今四川閬中），準備據守保寧。
清軍在綿州、廣元等處遭到劉文秀大軍的掩殺，傷亡慘重。
黃宗羲在《永曆紀年》中載：“劉文秀之入蜀也，善撫卹軍士。蜀人聞大軍至，多響應。於是，重慶、敘州諸府縣次第皆復。吳三桂迎戰輒敗，斂軍以奔，趨保保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