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歷史上的地主，並沒有我們想象得那麼有錢，地主的“美好生活”，是靠對比出來的，可在客觀的物質水平上，並不是很高。
農民種地，為的只是吃飽肚子活下去。
我國古代布衣皇帝有兩人，一個是貴族之後人劉邦，一個是鳳陽的和尚朱元璋，這兩人都有一個特點：
都種過田。
劉邦雖說是亭長，但也種過田，他就是不喜歡種田，才被他的父親嘲諷，可劉邦再倔強，他娶了呂雉進門，呂雉也是一樣要種田，種田不是為了別的，就是為了能吃飽肚子。
朱元璋更慘，連田都種不了。
沛縣劉家還可以說是“地主”，自己的田自己種，朱元璋一家子就是典型的“佃農”了。
所謂“佃農”，這是我國古代地主階級斂財最好的一個物件，佃農來自於普遍的、大部分沒有擁有土地的平民百姓，他們有可能是家裡遭難了，逃亡而來，也有可能是土地被吞併了，掃門而出，反正他們要吃飯，只能找“地主”。
地主有地，不同的社會，土地擁有的方式不同。
在土地私有化的時代，只要是願意付出代價，那就能拿到土地，但這種時代，森林法則更殘酷，只要有財富或者是手段，百姓都會被吃得骨頭都不剩，他們這輩子最大的成就就是種田，地主的慾望和土地制度，讓他們翻不了身。
而最好的時代，是土地公有制的時代，因為這種土地公有制，能保證國家掌控土地，國家既是最大的地主，但是不會過度剝削，因為賦稅是一個顯性且穩定的東西，百姓頭頂上沒有那麼多地主。
當然啦，土地公有制的良好，也有一個必然的前提，那就是統治者階級不腐朽。
私有制時代，地主很多，社會貧富差距也很懸殊，底層勞動力被放大壓榨，地主負責自己所擁有土地的賦稅，然後再收佃農的田租，而租金，一般來說是很高昂的，農民種一斤的作物，可能只有四成到自己的手裡。
所以說，農民不賺錢，他們是真的不賺錢，他的生產，基於小農經濟下的封鎖，根本和“錢”產生不了聯絡，只能維持溫飽，所以農民的悲哀在於勞動力被地主所“綁架”起來了。
而地主呢，他們也是存著糧過冬。
地主想要“有錢”，那麼就必須做到有錢的本質，那就是物質豐富。
只有物質豐富了，那才真的叫做“有錢”，平時吃得很差，喝得也是白菜清湯，只能叫做維持溫飽，並沒有完成從生存階段跨入“消費”階段的蛻變。
我國古代重農抑商，商人在先秦時期，曾經很風光過，但因為商人被指責沒有道德，本質是“富可敵國”，所以商人一直被打壓，商業一直處於很低迷的狀態。
地主有糧，其實也可以轉化為“錢”，要想變成錢，那就要拿出來進行“社會兌換”，有的人不從事農業生產，可是有通貨，那麼地主就能換到錢。
可換到錢了，也花不出去，等於沒有。
那麼這就還需要“商業”，更具體一點，那就是物與物的交換。
有的人從廣東拉來了海鮮乾貨，又有的人從浙江拉來了茶葉，形形色色的人，從各地拉來各種各樣的產品，這便是“商業”。
漢代史書有載，天下有著“十三個”商都，這些地方的地主，過得那是非常地滋潤，因為生活很豐富，啥都能買到，錦衣玉食，精神飽滿，唯一的缺點是，消費成本很高。
可是更多的現象是，絕大多數沒有“消費”條件的地主，他們空有餘糧，卻無法購買太多別的東西，所以平時的生活，只能說是吃飽飯，又或者是能招攬幾個只吃飯不要錢的壯漢子來幫忙蓋一座大大的房子。
這就是現在很多北方農村地區的一種傳統，蓋房子的時候，要每天準備好吃喝，卻不用準備錢，哪家地主有餘糧可以蓋房子了，那就去幫忙，雖然沒有現金交易，但是生活也還是過得下去。
真正讓地主“發財”的，還是社會生產方式的轉變。
其實地主和農民看似階級懸殊，本質上的生存資料是一樣的，農民吃得不好，地主也好不到哪裡去，大家是一個窩裡的，只是互相依附的關係並不親密而已。
唐宋時期，商業開始快速增長。
商人的地位稍有提高，天南海北的商人互相來往，很多府、縣、鄉等地區，都有著商人的身影，這種強大的地域溝通能力，讓東南西北互通有無，於是種物開始繁多，商品也開始增加。
佃農們不再是“男耕女織”，他們也從事了很多新的生產，生活有一點點的改善，可是要說生活變化最大的，莫過於地主。
地主不從事勞動，但是卻擁有著很多佃農的“剩餘價值”，這些價值又因為他們在體力上的剩餘，從而有機會轉變為腦力上的經營，於是地主們“賣貨”。
真正讓地主們富起來的，是以原材料交易、糧食交易、商品交易為主而轉動起來的社會商業模式，隨著生活裡的用品開始多樣，也隨著消費服務的多樣，地主的“有錢”終於體現出來了。
但是佃農一樣還是沒有錢，因為他們只是堪堪飽肚子，沒有太多的盈餘。
譬如朱元璋一家子，祖上逃難到鳳陽後，多年以來一直給當地的地主劉家人種田，劉家人的品質良莠不齊，朱元璋的“地主”劉德乃是個很現實很刻薄的地主，所以一到了天時不好的季節，朱元璋的家人就先後被餓死。
但是劉家人是一個“宗族”，實力很強，劉德的堂兄弟劉繼祖是個心地善良的人，給了一塊地朱元璋埋葬家人，最後這塊地陰差陽錯成為了大明的“皇陵”。
元末社會的崩潰，本質就是農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演變增大，統治者階級可以看作是最大的地主，而劉德之流，就是小地主，他們因為剝削財富進行互通有無，生活和朱元璋這些佃農有了質一樣的差距，所以起義爆發。
到了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時代，這種現象隨著社會的固化又開始出現。
明代的地主更加清晰地出現在世人面前，這個時候的地主，主要是以“鄉紳”與“豪強”為主。
鄉紳乃是指一些有功名的“舉人”，或者是當過一些中高階職務退休回來的官員，他們有著朝廷“賞賜”的土地，可以用來招募“佃農”。
所謂賞賜，不是說把地給他們，而是圈出一塊地方，這塊地方進行“免稅”，在明朝，一般舉人都已經有這個待遇了，而一些成功緻仕的官員，“退休金”裡面，也有免稅政策。
因為有一大塊地方免稅，他們就可以自己制定“租金”。
這個租金，要比朝廷的賦稅低一點，等於是這些鄉紳在賺取“稅差”，和漢代的那些百戶侯、千戶侯的本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可對於農民來講，這樣的差別只是在於他們的餘糧多一些還是少一些罷了，種田，是真的不可能賺到錢的，因為勞動時間壓榨了幾乎所有的生產時間，沒有時間學習，沒有時間走出去見識見識，一輩子迴圈反覆。
因此地主的命運是“良性迴圈”，農民的命運一般都是“惡性迴圈”，各自走入彼此的“馬太效應”。
而與“鄉紳”並且的，正是豪強。
豪強則是另類的“地主”了，手段相對來說較為簡單殘暴，能成為地主，就是靠的明裡暗裡的較量，對於農民而言，壓榨就更是深刻了。
豪強乃是明清時代“惡霸”化身最好的職業承載，壞地主、恨地主，往往都是這類人，往往也都是地主家裡歌舞昇平，佃農的房子裡屋漏偏逢連夜雨。
隨著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來臨，真正的“地主”，已經開始成為了“資本”家，他們擁有著大量的生產工具，或是掌握商品訂單或者是地域範圍，很多百姓也開始走出了小農經濟的束縛，不過也是一頭栽入這些“地主”們的新“田地”中。
雖說比起古老的農民模式好了一些，但這些“地主”們卻是越來越有錢，因為經濟和商業就是地主的真正汪洋，一旦來到這片大海，便無所阻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