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曾國藩在《烹阿封即墨論》中，對齊威王“固不廢左右之言而昧兼聽之聰，亦不盡信左右之言而失獨照之明”的識人用人做法深表贊同，強調“是以刑賞悉歸於忠厚，而用舍一本於公明”。
文章開篇講到“夫人君者，不能遍知天下事，則不能不委任賢大夫”，於是齊威王委派阿大夫和即墨大夫分別到阿城和即墨任職。然而，“大夫之賢否，又不能遍知，則不能不信諸左右”。兩人政績究竟如何，詢問朝堂上的身邊人，卻出現了即墨大夫“毀言日至”而阿大夫“譽言日至”的反差。“然而左右之所譽，或未必遂為藎臣；左右之所毀，或未必遂非良吏”，齊威王便派人到阿城和即墨實地瞭解情況。
事實勝於雄辯。據《資治通鑑》記載，調查組到了即墨後發現，“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百姓一片叫好；而踏訪阿城則發現，“田野不闢，人民貧餒”，百姓怨聲載道。現實情況與“左右之言”大相徑庭。最終，即墨大夫被“封之萬家”，阿大夫受到嚴懲。
阿大夫獻媚齊威王身邊人的原因，值得深思。“自古庸臣在位，其才蒞事則不足，固寵則有餘”，沒有與其位相應的擔當和才幹，又貪戀權位，則“《易》譏覆涑，《詩》賡鵜梁，言不稱也。彼既自慚素餐，而又重以貪鄙，則不得不媚事君之左右。”為了獲得上司的信任進而保住爵位，便曲意巴結上司身邊的人，“左右亦樂其附己也，而從而譽之”。上司聽到身邊人說其好話多了，自然對其印象也就好了。長此以往，用人環境就會變得烏煙瘴氣。於是，“譽之日久，君心亦移，而位日固，而政日非”。
再看看即墨大夫，“有介介之節，無赫赫之名，不立異以徇物，不違道以干時”，敢於擔當，銳意進取，不善巴結逢迎。上司身邊人得不到好處，甚至經常還與其意見相左，久而久之，被“打小報告”也就在所難免了。對於即墨大夫的“毀言日至”，若是聽之信之，結果可能“甚者削黜，輕者督責”。
歷史和實踐一再證明，單憑名聲與否識人用人往往有失偏頗。
“是故求之於譭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意思是說，如果僅僅用口碑和聲譽作為評判人的標準，那就很難杜絕個人的愛憎和好惡，必然導致賢才和庸才的混淆；如果完全用政績來考量，又很難杜絕一些人的弄虛作假。
考察識別幹部，重視哪個群體的意見，很關鍵。不能偏信少數身邊人的評價，而應兼聽群眾公論和社會輿論。
《孟子·離婁上》有語：“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考察干部、聽取意見時，“毀言”“譽言”都會反映上來，應善於甄別，不可盲目聽信“一面之詞”。正如孟子所言：“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孟子在此提出了一個更大的考察範圍和更科學的識別途徑，類似於今天我們所講的群眾路線。
考察識別幹部，是選人用人的重要環節，貴在“忠厚”“公明”。
忠於實事、實幹、實績，厚在愛才、容才、用才，公道對待幹部、公平評價幹部、公正使用幹部，為各級幹部“精準畫像”，大力褒獎使用敢擔當善作為的幹部，讓巧言令色、奉承諂媚的幹部沒市場，黨的事業就會人才濟濟、興旺發達。（劉奇山）
編輯：吳宇軒
更多內容，為您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