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我國曆史上一個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軍事家，還是一個很出色的文學家。但是，他也是歷史上一個比較有爭議的人物。
在東漢末年那個群雄爭霸、戰亂頻仍的年代，曹操一生南征北討、先後掃平中原群雄，統一了北方；他還率先採取屯田政策，有力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使中原得到了安定，併為日後晉朝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但是，在小說《三國演義》中，在羅貫中先生的妙筆生花之下，曹操又是一個“奸雄”的形象，他把曹操置於紛繁的矛盾衝突之中，從各個方面進行了精心的刻畫。
在小說中，曹操既有攻城略地、暴虐害民、甚至為報父仇而做出血洗徐州之類的暴行，又有“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和嚴紀、愛民的行為；
既有“挾天子以令諸侯”、逼宮弒後、僭越不臣的行徑；又有以周文王自喻、為漢室討伐群雄而做忠臣的自我表白；
既有殺好友呂伯奢一門時的猜疑，說出那句著名的“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又有官渡之戰後“焚書不問”的寬宏大度；
既有“夢中殺人”和“借首”平忿的狡詐、殘忍，又有收張遼、放關羽、哭典韋惜才重義的特點。
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政治家，歷史上的曹操確實也有不少惡德、惡行，最突出的就是具有奸詐、殘暴的性格特點和“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不臣”之舉，因而從晉代以來，曹操的形象就已出現了分裂。
對於曹操，不同的階層看法有著極大的差異。從晉代開始，隨著漢民族統治地位的變化，統治階級對曹操的態度一直反覆不定：
西晉司馬氏代魏，而魏是“受禪”於漢而成為正統的，所以“帝魏寇蜀”；
東晉“偏安江南”，其形勢類似蜀漢，因而又“尊劉貶曹”；
唐王朝則以魏為正統，唐太宗李世民更是稱讚曹操為“哲人”；
北宋也以曹魏為正統，宋真宗曾下令重修亳州曹操廟，並讓著名學者穆修（979-1032年）撰寫《亳州魏武帝帳廟記》，稱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顯盛大之業於來世”。
後代那些眾多點評曹操的言論中，以唐太宗的態度最具典型意義。作為一代明君，唐太宗對曹操可謂是英雄惜英雄，在他親自撰寫的《祭魏太祖文》中寫道：？“帝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樑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於往代。”對曹操非同尋常的政治才幹和傑出的軍事才能都十分讚賞。
但是，唐太宗也敏銳地指出：曹操“觀沉溺而不拯，視顛覆而不持，乘鈞國之情，有無君之跡”，因此，他從維護大唐江山長治久安的統治利益出發，以古鑑今，訓誡臣下，特別是元老重臣，不要去學曹操。
北宋名臣司馬光對曹操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在編撰《資治通鑑》時仍以曹魏為正統，甚至為了替曹魏政權辯解，說它“是奪之於盜手，非取之漢室也‘’。但他也看出曹操“蓄無君之心久矣”，因而在《資治通鑑》中建議宋代皇帝，要對臣下進行“教化”，不要去學曹操。
雖然晉代、唐代、宋代等統治階級對曹操的態度一直是以“英雄”看待的，然而，下層社會對曹操的態度則是否定多於肯定。
西晉文學家陸機在《辯亡論》中說：“曹氏雖功濟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這比較客觀地提示了人民痛恨曹操的根本原因。
在古代民間，曹操之所以遭到非議，並不在於他姓曹，也不在於他“挾天子以令諸侯”，而主要在於他的奸詐無道、暴虐害民、背信棄義、損人利己的惡行。
因而在宋元年間，三國故事廣泛流傳後，本來就具有多面性的歷史人物曹操，逐漸變成了醜和惡的化身，甚至成為徹底被否定、被鞭撻的形象。
在民間，大約到了南宋年間，曹操便基本上成為了反面形象，並在此後的詩文、話本、雜劇中，曹操奸臣的形象更加清晰、完整。
元代至治年間刊印的《全相三國志平話》，是宋元以來民間“尊劉抑曹”之風在文藝創作中的集中體現，典型地表現出了百姓階層的對曹操的態度，其作為奸臣的角色形象也基本定型了。
到元末明初時，羅貫中先生創作《三國演義》時，對曹操的態度是有褒有貶，但更多的是貶多於褒，作為本來就倡導“尊劉貶曹”的他，更是著力突出曹操“奸雄”這一形象。
這樣一來，隨著《三國演義》逐漸在全國廣泛的流行，曹操也就成為不折不扣的“奸雄”代表人物。
本文參考自：《三國閒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