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14年，即公元640年，唐太宗李世民欲登泰山封禪時，遭到魏徵等人的堅決反對，理由是：
“今自伊、洛以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
意思是說洛陽以東直至沿海一帶，整個區域沒有生機，就是因為隋末農民大起義等戰爭的浩劫、隋煬帝的殘暴統治已經使得民不聊生。（皇上，您就別再添亂了。）
不過司馬遷曾說：“自古受命的帝王就沒有一個不想封禪的。”因為封禪是皇帝自我神話，帶有一種君權神授的意味。但這次李世民還是聽了魏徵的建議，放棄了封禪的念頭。
另外，在此之前的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曾下詔免除山東地區的一年賦稅，老百姓們樂壞了。不過，很快唐太宗又把這個詔令撤回了，說：“今年已經開始服徭役、繳納租稅的，都要繼續進行，等明年一起折算。”
魏徵一聽太宗變卦了，立馬上書進諫，指出這種行為是：“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很明顯，魏徵這是在勸諫太宗不要因貪圖小利，而再次引起山東地區人民的不滿。
說到這兒，很多人都會認為唐太宗李世民與魏徵，一個亟於求諫，一個敢於直諫，一直以來都是歷史的美談。
但這裡要說的是，魏徵作為山東籍臣子，進諫堅決反對李世民登泰山封禪等事情，其實是有他自己的意圖的，那就是保護山東，免讓山東再受賦役之苦。畢竟這裡曾經就是因為徭役不息，才引發了隋末的農民起義。
而李世民即位以來，提拔了許多山東庶族寒門人士，讓他們加入自己的決策機構中，幫助他經略關中，安撫山東，也是因為李世民看到魏徵等人背後的山東問題，對鞏固其政權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山東世家大族名望、勢力不減，如何抑制？
山東世家大族是魏晉以後，特別是北魏孝文帝進行漢化改革，定族姓之後延續了數百年，具有深厚儒學傳統的文化大家族。用現在的話來說，這些家族的人個個都是高階知識分子。
但山東士族集團與李世民所在的關隴集團的矛盾和衝突，卻由來已久，自南北朝開始就沒有斷過。
無論是文化學識還是社會地位，山東士族集團都在關隴集團之上，因此山東士族集團在心理上一直佔著優勢，鄙視關隴集團。
但現實是，最終他們必須接受關隴集團的統治。為此，山東士族集團因自身利益的逐步喪失，對關隴集團一直心存不滿，只要一有機會就起兵反抗。
雖然經過隋末農民起義的打擊，這些山東世家大族的實力已大不如前。但只要世族地主所有制尚未解體以前，由於農民不堪國家賦稅兵役的負擔，在逃亡之時，這些世家豪族主會糾集這些逃戶，利用他們來建立自己的私家武裝。
可以看出，山東世家大族勢力強大，控制著大量人口。而中央政府甚至連該地區的戶籍情況都搞不清楚，又何以談統治？
對於這些山東世家大族，唐太宗是既崇羨又憎恨。崇羨的是他們的文化風習，憎恨的就是他們的勢力。他打心眼裡就不喜歡，這股自北魏以來就能與皇室抗衡的力量。
比如原屬第一等的山東大族崔民幹，當時做黃門侍郎，為正四品上，是中級官員，此後被直接降為第三等。
而山東地區還存在另一股大勢力，就是所謂的山東豪傑。山東豪傑與山東士族，可以說構成了山東集團的主體。
對於山東豪傑，陳寅恪先生在《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一文中指出：
“此‘山東豪傑’者乃一胡漢雜糅，善戰鬥，務農業，而有組織集團，常為當時政治上敵對兩方爭取之物件。”
這是山東豪傑的結構與內涵。而這些以胡化寒人為主的山東豪傑集團，在隋末動亂中已經和反隋的關隴集團結成了同盟軍。
山東豪傑說白了，就是隋末山東農民起義軍的大小領袖。魏徵、戴胄，馬周，李績等都是山東豪傑集團的人。
特別是魏徵，作為山東庶族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僅參加了瓦崗起義，又是原李建成集團的主要謀臣之一，在山東豪傑集團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因此玄武門之變後不久，此時正值山東情況複雜多變，唐太宗立即賦予魏徵以“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的重任。”
比如貞觀元年7月，山東地區大旱，唐太宗就派遣魏徵前往山東各州，做賑濟工作。魏徵也不辱使命，多次赴山東地區處理各種棘手問題。
特別是第一次到山東時，就立即釋放原東宮、齊王府中的黨人李志安和李思行，以安揖人心，向唐太宗提交了滿意的答卷。
魏徵這些人在歸順唐朝之後，大都轉化為庶族地主，他們和山東世家大族在政治經濟利益上，彼此間階級不同，自然就存在各種衝突。
唐太宗就是利用兩者之間的衝突，用山東豪傑牽制山東士族的勢力，來取得山東的暫時穩定。
二、政權初立，為緩解各種矛盾，山東局面的穩定至關重要
《新唐書·四夷傳總序》略雲：“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同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為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跡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繇亡雲。”
這一段話，除了說明唐代周邊先後興起的主要族群，及其與唐朝關係的大勢，也說明了尖銳的民族矛盾，從來就沒有真正消停過。
特別是北邊強盛的突厥族群，尤為活躍，趁著李唐王朝政權未穩，想透過戰爭來獲得更多的財利，或者得到賄賂。
不過這似乎已經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條規律，一旦中原衰落分裂，則周邊分崩離析，反之，只要中原強盛統一，周邊就俯首稱臣。這從後來李唐王朝的發展，和周邊族群的關係也可以看出來。
此時的唐太宗深知自己“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還暫時不能與突厥發生正面衝突。
而山東這邊，因為重役之苦，經歷了隋末農民起義，如前文所述，階級矛盾深化。加上許多人，對於透過發動政變上臺的唐太宗尤多嫌忌，已然形成一股巨大的反唐暗流。
況且，原李建成、李元吉集團依然還有很多人散佈各地，蠢蠢欲動。特別是李建成的死黨之一，李藝，在武德五年與李建成共討劉黑闥，二人關係十分密切。
唐太宗即位後，李藝雖然已被封為天節將軍，亦是燕郡王，但內心惶恐。於是貞觀元年春，李藝在涇州造反。
這場風波雖然很快平息了，但對唐太宗的震動很大，使他進一步意識到處置原東宮、齊王府的從黨，並非靠殺戮就能解決問題。
若是這些勢力再與原反隋勢力相結合，勢必加劇政局的動盪不安，甚至可能重演隋朝的歷史。
內憂不平，整治外患又從何談起？為緩解內憂外患各種矛盾，山東問題尤為重要。為此，唐太宗想到的就是，利用山東人士來解決這些山東問題。
尤
而魏徵作為山東豪傑的代表，自然也要維護山東集團的利益。“甲兵屢動，徭役不息，楊隋之亡，與重役山東，攻伐高麗密切相關。”這是魏徵多次向唐太宗進諫的。
魏徵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加重山東的賦役，所以才會有了文初，魏徵反對唐太宗東登泰山封禪的一幕。
不論如何，唐太宗和魏徵都看出了，唐初各種矛盾的焦點所在，而山東問題是維持政局穩定的基礎。魏徵等人也正是看穿了唐太宗的心理，才能屢次犯顏而不被怪罪。
三、政權初建，拉攏人心，穩固統治
由於唐太宗是在政局極不穩定的情況下上臺，也認識到隋朝的滅亡，主要在於隋煬帝的統治急於求成，脫離了群眾基礎，不顧百姓安危。
如今，政權初建階段，經濟凋敝，百廢待興，只能以發展經濟和穩定社會秩序為首要目標。
為達到鞏固自己的統治，他深知自己務必樹立一個務實親民的明君形象。同時他也迫切需要各方面人才，來幫助自己治理國家。
因此，唐太宗一改高祖時期，單純重用關隴集團的政策，廣泛蒐羅各地域的有識之士、人才，為自己所用。《舊唐書·太宗紀》稱讚他“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志業則鹹盡其才”。
很顯然，為了治理這個地域上如此廣大、文化上如此複雜的統一國家，僅靠關隴集團已經不能適應國家發展的形勢和需要了，必須廣納人才。
只是，唐太宗尤其重視山東地域的人才。據統計，在貞觀時期的二十三年間，唐太宗任用宰相共二十八人，除唐高祖的舊臣六人以外，其餘二十二人的出身各不相同；其中從前被排斥於政權之外的山東人佔了一半。
但要說明的是，在這些山東人中為唐太宗著重用的，主要是一些庶族寒門，就是山東豪傑。
唐太宗之所以重用這些山東人氏，首先就是因為山東地區文化風習的傳承由來已久，人才薈萃；其次也是出於緩和山東人對李唐皇室反感的需要。
雖然在隋末動亂中，山東豪傑集團和反隋的關隴集團已結成同盟軍。但李世民也知道自己是透過發動政變登上帝位，外界對他這一不符合封建倫理道德的行為議論紛紛。
山東地區原屬於北齊舊地，和李唐皇室出生的關隴地區政治情勢不同，對於透過政變上臺的唐太宗尤多嫌忌。
為了減輕輿論壓力和自己的心理壓力，唐太宗必須提拔重用這些山東的庶族寒門，為自己所用。否則，這些人也很可能成為社會動盪的潛在因素，危及政權的穩固。
四、結語
都說太陽底下無新事，但人們從未停止過對歷史的評說和探索。
就唐太宗在廟堂之上，屢屢受到魏徵等人的犯顏進諫來說，作為一個帝王自然是覺得不自在的，甚至有時候還要把自己的憤怒，深深的隱藏在心中。以至於有一次唐太宗在下朝之後，咬牙切齒地說出了“真該除了魏徵這個鄉巴佬。”
只是大亂初定，面對這一期間山東問題對經濟形勢、民族關係、階級矛盾等等的影響，素有功業之心的唐太宗，為避免重蹈隋朝二世而亡的覆轍，就必須如魏徵所說的，“居安思危”，“兼聽則明，偏信則闇”，忍受魏徵等人對他的犯顏。
帝王之心深不可測，孰輕孰重，唐太宗自己心裡有數。
但不得不說，貞觀期間正是有了君臣上下齊心協力，勵精圖治，才使得中國能再次出現，自西漢全盛以來從未有過的太平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