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
言九林
編輯丨吳酉仁
這兩天文史圈最大的新聞，是漢文帝劉恆的霸陵被找到了。今天的短史記，簡單說一說漢文帝這個人。
公元前180年，在呂后屍骨未寒的情況下，以周勃和陳平為首的軍功集團，聯合劉姓諸侯王勢力，猝然發動政變，血洗了呂氏家族，以相國呂產為首的諸呂被集體誅殺。
次年，即公元前179年，軍功集團迎接代王劉恆入京，奉之為帝，史稱漢文帝。
劉恆是漢高帝劉邦的第四個兒字。此前為了躲避呂后的迫害，一直刻意隱匿自己的存在感。政變之後立何人為帝，當時有很多選擇。齊王劉襄是劉邦的長孫，參與了誅呂政變；淮南王劉長是劉邦的小兒子，也有資格。但齊王劉襄與淮南王劉長皆擁有力量不俗的外戚，這讓剛剛血洗了呂氏的軍功集團頗為猶豫。最後由周勃與陳平聯合提名，迎立存在感很低的代王劉恆繼承帝位，理由是“代王乃高帝活著的兒子中年紀最長者（高帝八子，當時只有劉恆與劉長在世），素來仁孝寬厚；太后薄氏家族也素來謹良”——所謂“謹良”，實際上是指薄氏家族勢力薄弱，不足以對軍功集團構成威脅。
周勃、陳平等人自以為此舉得計，殊不知他們選中的代王劉恆，是一個比齊王劉襄、淮南王劉長更危險的人物。
軍功集團迎回了自己的掘墓人
。
漢文帝像
劉恆即位後的首要之務，當然是安撫軍功老臣。在諸侯王看來，尤其是在參與了誅呂政變的齊王劉襄等人眼裡，劉恆入京為帝是典型的摘桃子行為。劉恆很難獲得諸侯王的擁護，是件一目瞭然的事情（濟北王劉興居等“誅呂功臣”，後來確實舉起了反旗）。所以，能否處理好與軍功老臣之間的關係，是劉恆能否坐穩帝位的關鍵。
這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重新認可軍功老臣對朝廷政務的控制權。也就是
恢復由軍功老臣擔任丞相的歷史慣例
。
軍功老臣們就此事暗示過劉恆。《漢書·陳平傳》記載，文帝即位後，陳平便稱病不出。文帝親自到府中探問原因，陳平解釋道：“高帝時期，周勃功勞不如臣；誅殺諸呂后，臣的功勞不如周勃。臣願意以丞相相讓。”這段話意味深長——雖然陳平在呂后時代做過右丞相，但呂后晚年廢除了左右丞相制度，改以呂產為相國。也就是說，此時的陳平，其實已沒有丞相的頭銜，但他卻說要把丞相之職讓給周勃，顯見是在提醒文帝，該恢復由軍功老臣出任丞相的舊例了。心領神會的文帝隨即下詔，以周勃為右丞相，以陳平為左丞相。此後直到文帝去世，漢帝國的丞相一職皆由軍功老臣們擔任。
但劉恆也不是軟柿子。他在長安的代王府邸（不是皇宮）即皇帝位時，年已二十三歲，正值壯年。之前在外藩做了整整十五年的代王，手下有成熟的執政團隊。該團隊的核心人物是代國郎中令張武、代國中尉宋昌和劉恆之舅薄昭。即位當晚，劉恆入住未央宮，以宋昌為衛尉，鎮撫長安的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控制宮內宿衛。然後下詔大赦天下，以詔書的形式承認“誅呂安劉”的合理性。如此種種，顯然皆是劉恆與軍功老臣們談判博弈後的結果——關於這種博弈，《史記》提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劉恆初至長安，大臣們群集渭橋迎接，周勃要求與劉恆私下談話，結果遭到拒絕。文帝不與周勃私下接觸，將立場站得很穩，也就提升了談判的砝碼。
周勃像
郎中令與衛尉，是西漢宮廷最重要的兩個職位。郎中令領導宮中郎官，負責皇帝的貼身警衛工作。衛尉守護各殿門，負責皇宮的警衛工作。劉恆一入長安，便能將這兩個職位抓到手裡，顯示他有很強的把握關鍵的能力。
不過，掌握了長安城的南北軍和宮廷郎官系統，仍不能說劉恆在長安已獲得了安全感。呂氏家族當年也掌握著南北軍和宮中宿衛，仍不免被軍功老臣們突襲血洗。所以張武反對劉恆進京繼承帝位的理由便是“長安諸大臣皆是高帝時代的將領，長期帶兵，多謀狡詐”。張武的話裡透露出一種對軍功老臣的畏忌，但劉恆另有解決之道。
文帝二年十月，一道詔書突然落在長安的軍功列侯頭上。詔書說：“朕聽說古代分封，諸侯上千，各自守護土地，按時納貢，民眾不會覺得勞苦。如今列侯們大部分住在長安，離封邑很遠，以致於吏卒百姓需千里迢迢運輸貢賦到長安來，費時費力。列侯們也沒有機會教育訓導自己的百姓。故此，朕下令列侯離開長安回到封邑。只有在朝中擔任職務者可以例外，可以改派太子回封邑。”
詔書炸蒙了軍功老臣。
文帝講了一個無從辯駁的事實（列侯們住在長安確實勞民傷財），佔據了一個無從辯駁的道德制高點（愛惜民力）
。但軍功老臣們也知道文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軍功集團當日能夠成功發動突襲血洗呂氏，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軍功列侯們大多住在京城，既便於串聯，還擁有自己的私丁。關於串聯一事，《漢書·陸賈傳》透露了一些資訊。內中稱，陸賈將周勃與陳平串聯到一起後，陳平又資助陸賈，讓他去串聯城中的其他軍功列侯。
文帝不執著於丞相之類職務的歸屬，將用力點放在“列侯就國”上，顯示他是個很善於抓重點抓要害之人——這項辦法的提供者是賈誼，文帝是理解者和採納者。與該政策相呼應，賈誼還提提供了一些配套策略，比如將位於王國之內的侯國封邑，全部遷至由中央朝廷直轄的地方州郡，以
切斷軍功列侯與諸侯王在地理上的聯絡，強化朝廷對侯國的監視與控制。
顯而易見，這些政策足以讓在“誅呂安劉”事件中不可一世的軍功集團，淪落為一個個彼此隔絕的小國封君。他們串聯的難度與政變的成本皆大幅提升，再也不能威脅到未央宮內的皇帝。欲留在長安者需要在中央朝廷有正式職務，或獲得皇帝詔書特批，又進一步增加了皇權的分量。相當於迂迴瓦解掉了整個軍功集團。
為了讓政策付諸實施，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十一月，劉恆又釋出了第二道催促列侯離京的詔書。內中說：“朕之前有詔書讓列侯回國，結果眾人留在京城不走。丞相你乃是朕信任的忠臣，請丞相為朕帶頭，讓列侯們歸國。”此時的丞相正是周勃。為了逼迫周勃帶頭，文帝解除了他的丞相職務。十二月，被解職的周勃怏怏離開了京城，返回自己的封邑絳國。京城列侯見周勃已去，也只好陸續離開。據《漢書·周勃傳》記載，回到封地的周勃常年戰戰兢兢，“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備甲，令家人持兵相見。”絳國位於河東郡境內，遇上郡守與郡尉下來巡視，周勃就會非常緊張，擔憂會被人趁機做掉。這種惶恐不安、常年將家丁武裝起來的做法，反給了劉恆清算他的機會，終於被人誣告成有意謀反，一度鋃鐺入獄。
周勃尚且淪落至此，其他軍功老臣的境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需要注意的是，“列侯就國”之策並不能瞬間解決軍功老臣，但它給皇權提供了血腥相殺之外，另一種解決問題的思路。血腥相殺見效雖快，震盪也大。劉邦與呂后畢生皆在揮刀，最後呂氏家族自己也倒在了血汙之中。“列侯就國”見效雖慢，震盪也小——獻策者賈誼本就很反對用殺戮解決問題。文帝四年，周勃被人誣告謀反下獄後，賈誼上疏責備文帝，說他不該讓獄吏虐待周勃，應該禮待大臣。此前，因不滿“列侯就國”之策，周勃攻擊賈誼頗為用力。
賈誼為周勃鳴不平，看似以德報怨，其實是希望文帝朝的政治鬥爭要有底線。
賈誼像
於是，後人見到的文帝時代是這樣的：文帝一面長期堅持“列侯就國”，將軍功老臣們逐出長安城；另一面又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嚴格遵循舊例，由軍功老臣擔任丞相執掌政府。即便到了文帝晚期，有影響力的第一代軍功老臣皆已亡故，文帝也還是于思慮再三後放棄了讓外戚竇廣國擔任丞相的念頭，改任軍功之臣申屠嘉。他選擇繼續用時間來消耗所剩無幾的軍功老臣——“列侯就國”已足以保證長安城的安全，也足以確保軍功二代中不會出現領袖人物，文帝知道自己不必著急。
打壓諸侯王，採用的也是相似的手段。文帝時代，長安與諸侯王之間有過多次戰爭衝突。解決問題的思路同樣來自賈誼。賈誼提供給文帝八個字：“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允許諸侯王繼續分封子孫，讓大王國變成無數小王國。賈誼提供此策的時間，是劉恆即位初年，此策被付諸實施，則已是文帝十五年以後的事了。之所以推遲至此，是因為劉恆在等待一個契機，等時光磨損至“高帝時大臣餘無可見者”的程度。軍功老臣們凋零至七七八八，不再需要維持諸侯王的力量來牽制，便是“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之時。熬至軍功老臣集體沒落，才啟動賈誼的削藩之策，劉恆的隱忍功夫可見一斑。
漢景帝時代，軍功集團不再執掌朝堂，丞相首次由無軍功者擔任；漢武帝時代，以“推恩令”之策與“酎金失侯”之圈套，將列侯與宗室一網打盡。這些歷史結局，其實都始於漢文帝時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雖然司馬遷在《史記》裡高度讚揚文帝，批評景帝與武帝。但景帝與武帝的所做所為，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帝之政的結果。文帝從來就不是武帝的對立面。
